第二篇 第五章寰宇内外，旷世画卷传千古 (2)
扬州，在当时是与明州、泉州、广州齐名的海外贸易港口。李白有云：“楼船跨海次扬州，”唐代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数量很多，这些外国商人大多数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高僧鉴真在玄宗天宝年间东渡日本，在扬州市场上购买了许多商品以便携往，如藤簟来自广州和桂州等岭南地区，安息香、沉香、胡椒等香料产于南亚和西亚地区，都是通过船运抵扬州出售的。
“海上丝绸之路”，弥补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孤立境地的不足，使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极盛王朝再一次加入到世界的行列中。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架设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犹如一条彩带，将大唐与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联结在了一起。“丝绸之路”是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迹，唐朝的“丝绸之路”更因其大国的身份和权威，在世界中显示了自身的分量和影响。那些绚丽多彩的壁画，香气四溢的香料，区别于炎黄子孙的雕像，无一不是东西方交流的见证。
华夏异域同登场，内外文化炼一炉
威严的大殿内，颜真卿正竭力向唐德宗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唯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封氏闻见记》卷五）“毡帐”是他所要表达的重点，作为皇帝嫁女儿的礼仪使，他有权力也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在他看来，“毡帐”乃是“北朝穹庐之制”，实在不应用于大唐公主的婚礼之上。可见，当时在婚礼中使用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的习俗已经盛行一时，“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
相比汉代的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后以“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表达对大汉的思念，唐朝对待毡帐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接受，甚至是喜爱。
贞观四年（630年），唐灭突厥之后，大批突厥人入居唐朝，“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其根深蒂固的生活习俗，也包括其居室文化。突厥的可汗颉利被安置在太仆寺内，“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在皇城内张设起了毡帐，无疑这是被唐朝的统治者及其民众所接受的一种行为。
不仅如此，突厥文化对唐朝的皇室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便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是个极端崇尚突厥生活方式的人。《资治通鉴》卷一九六中载：“（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这个皇位的继承人堂而皇之地在皇宫中张设起了毡帐，并经常居于其中，使突厥的这种居室文化迅速地传播到民间，并成为一种流行与时尚。
身处这个突厥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白居易用他的诗让后人见识到了毡帐的魅力。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告老还乡，回到洛阳。在洛阳的旧宅院内，他张设了一顶青毡帐，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八个年头。“赖有青毡帐，风前自张设”（《别毡帐火炉》）、“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夜招晦叔》）、“帐小青毡暖，杯香绿蚁新”（《雪夜对酒招客》）……青毡帐、红炉火，点亮了白居易人生最后的时光。
在这个包容性无比强大的大国中，以独特方式存在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异族文化。那些跋山涉水而来的外国友人，大多都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他们有些是王室成员甚至是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有些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还有些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他们的到来为唐朝的文化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使之更加的新颖、多样。
外来的僧侣们大多携经而来，与出生在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和居住在唐朝的外国居士，共同从事译经工作，为唐代的宗教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来唐的音乐歌舞艺人们，带来了他们各自国家与民族的艺术作品，在唐朝这个大熔炉里，迅速与唐朝的艺术融为一体，那种兼具中原色彩与异域风情的艺术，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璀璨的明珠；来唐的百戏艺人们，凭借独具特色的容貌与外形，加上惊险刺激的杂技与幻术，不仅在民间深受欢迎，就连屡次出文禁止百戏的统治者也极为欣赏，这就为唐代的民间文化加入了新的元素……
科技文化的输入，也是外来文化与唐朝文化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中以医药和天文历算最为突出。唐朝统治者不仅屡次派遣专人前往海外采访异药，还对外来医药的性能深信不疑。外来药物、医生、医术和医学著作等都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医学宝库的内容；唐代天文历算深受印度和波斯的影响，多种天文学著作都在此时传入中国，而且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唐朝的统治者与其他朝代的帝王相比更具好奇心，虽然他们极力掩饰自己对于“新奇之物”的喜好，但那些在当时流入中原的事物使其初衷无所遁形。
极具神奇色彩的兽中之王，西来的狮子开始与东方的神兽龙相提并论；作为衡量武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唐朝主动到西域的大食国购求良马；唐代绘画中出现的白鹦鹉，也与杨贵妃联系在了一起；补中益气、止咳祛痰，来自于波斯的枣椰树，成功地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可用作芳香制剂的水仙与茉莉，也引起了唐朝人的极大兴趣；利五脏、通肠胃，最初起源于波斯的菠菜，也作为蔬菜的一种进入了唐代人的生活……
唐朝时的中国文化，如同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明。同时，唐朝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文明聚集地，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无论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还是远隔万里的异域，至今为止都还留有唐朝文化的影子。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游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肚肠，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首，两千年友谊，不寻常。”源源不断到来的遣唐使们最大限度地汲取唐文化的精髓。三省六部制、均田制都曾是日本确定政治制度的依据与蓝本，儒家的经典也曾是日本教育的主要内容，8世纪日本的平城京与平安京便是依照唐朝长安城的样子兴建的……思想、制度、艺术、历法、建筑、风俗等方面，日本都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全面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模仿。
与日本类似的还有新罗。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新罗的人数最多，他们回国后，依据唐朝的法制，改革了本国的礼仪和法律，设立科举制；他们广泛研究中国的天文、历法、医学、文史典籍等；他们在与唐朝的贸易过程中，不断输入丝绸、茶叶、绣物、陶瓷、药材、书籍等，其生活习惯与风俗也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世界的很多地方，有丝绸、陶瓷和纸张的影子，有身着唐服之人，有一个名为唐人街的地方；唐朝随处可见不远万里而来的新奇物品，随处可以欣赏外来的音乐舞蹈表演，随处可见颇具异域风情的建筑与衣着。唐朝给世界各地留下了美丽的回忆，世界也给唐朝增添了动人的旋律，文化的交流让中国与世界都获益匪浅。
中国历史上，如此盛大的文化交流，唯唐朝而已，这是一种自豪，也是一种大度。它以自身拥有完备的文化体系而自豪，它也谦虚地接受外来文化以显大度，这是一种穿越了几千年都不曾再有过的完美结合，也是一种跨越了千年未曾消失的厚重积淀。
诗的国度流动着词的基因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诗人张志和所填的《渔歌子》词历来被人传诵。白、红、绿等亮丽的色彩与富有江南特色的鹭鸟、鳜鱼、桃花、水、斜风细雨等景色融为一体，淡泊闲适，流畅轻盈。千年之后我们看到一幅精美绝伦的画面。这首诗在当时便迅速传播开来，不仅后来唐宪宗闻名而“写真求访”（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就连日本的嵯峨天皇、智子内亲王及滋野贞主也写了和词若干首。
大唐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昌盛的顶峰，当它的皇帝威望达到最高时，四方来贺，大唐充满自信，惊人的广度和深度吸收外国文化，使大唐文化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兼容并包的大气派。
唐朝三百年间，文学以及艺术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历来王朝无法企及的成就，峰峦连绵，历历在目：唐代诗歌浩渺无垠，唐代古文的雄奇峭拔，唐代传奇的文采缤纷，唐代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清新婉约的曲子词也是在这时横空而出。
中国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多也配乐演唱。唐代社会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音乐更是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享受。此时有胡地传入的“燕乐”新鲜活泼，曲调繁多，使用各种不同的乐器伴奏，富于变化，故尤为人们所爱好。曲子词，就是配合“燕乐”歌唱的。
演唱的歌词在流传过程中，深受小市民喜爱。当时，优伶乐师创作或改编一些长短参差的曲词，朴素生动，以配合乐谱进行演唱。尽管初期词被视为诗余，是“小道”，难登大雅之堂。但有唱词之处，也热闹非凡。
而文人真正认真倚声填词，是从中唐开始的。中唐以来，一些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文学观念比较开放的上层文人，对歌词产生了兴趣，就开始尝试依乐曲格式写词，并在文人中形成一种风气。张志和的《渔歌子》词就是这阶段的代表，不难看到，文人诗的语言以及思想情感已经开始渗入词中，曲子词形成了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
晚唐时期，词作者渐渐多了起来，并且出现了写有专集的词家。
大唐盛极一时，大唐文化圈泽被东西，唐诗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无论是帝王与布衣，文人雅士与贩夫走卒，抑或是闺中女子与沙场男儿，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着，诉说着唐朝的博大精深。
而曲子词中有另外一番世界。白居易、刘禹锡等大诗人写出的词，或吟咏山水，或朋友情长，风格朴素自然，洋溢生活气息，展现更加宽广的世界。“花间派”词人温庭筠还把恋情相思、闺怨情怀之类写得一览无余，在他的笔下，女人的姿色、风情，婀娜生姿，摇曳起舞。这就也成了曲子词成熟的标志。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室外梧桐夜雨声点点滴滴，好像把绵绵不绝的凄寒之意注入人的心头，而为离情所苦的人彻夜难眠，便这样听滴滴雨声愁思到天明。温庭筠的这首写愁的绝唱，历来为人们赞叹不已，他的语言、题材、风格也影响了宋词盛世。
在唐代诗书乐舞全面成熟的背后，在长安酒肆的欢快嬉闹声里，在一片浮华和喧嚣之中，生活的幸福和文化的创造似乎都达到了顶点。文人们尽情享受盛世带来的容华绝伦，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同时，失去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待到“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代国势即急转直下。盛唐之音，迅速转变为颓丧、伤感的晚唐之调，因此脂粉味泛滥的糜烂生活充斥词作内容。为了和这种内容相适应，这一类的词作在语言上极力追求辞藻的华丽，一时间，词的思想内容狭窄，感情苍白，华丽香艳的词句比比皆是，词最后沦落为歌台舞榭、樽前花下的消遣品。更为宋词的婉约精神开了先声。
等到了宋代，人们在众多唐代流传下来的曲子词中，挑选出特别受喜爱的曲调，对这些曲调进行了更多加工和改编，为其填入多种唱词，在演唱上也精心处理。一时广为流行，文人们竞相模仿曲子的形式写作歌词，成为词牌，飞黄腾达。
唐词之中风月无处不在，踯躅千年的沧海桑田，恍若隔世的缥缈感情似乎伸手可触，一处山水、一出佳话、一段秀艳、一种风流、一份倜傥，在这段启迪宋词的蜜月期中，早已打好了基础，造足了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