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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千面镜像相映红,忆城中华妍岁月 (1)

第三篇 第五章千面镜像相映红,忆城中华妍岁月 (1)

华夏民族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演进,造极于赵宋时代,不单是其诗词书画、文史经典著称于史,更因其有繁荣的社会背景作为文化发展的载体,撑起了这片文明的天空。夜夜不寐的城市生活,里坊红楼的笙歌美酒,浅酌低唱的茶楼书馆、人来人往的山景寺庙、热火朝天的河道海湾、小桥流水的田园乡村,还有怜爱生活的宋人,共同勾织了镜像万千的宋代生活,令人目眩神迷,心驰神往。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奇闻烟雨中

庄子梦蝶把道家的思想梦到了极致,而汉明帝刘庄的一个“仙人梦”,把佛教“梦”到了中国。两匹白马驮着来自印度的佛经,万水千山到了洛阳,终在白马寺前“立地成佛”。自此,佛教在中土大为兴盛,虽然经历了唐武宗、周世宗两度毁灭性的灭佛打击,可是佛教终于成功地与儒学和本土的道家相容,在宋代形成了三教合流的趋势,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思想。

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中有云:“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烟波浩渺的宋王朝,佛教宁静致远的氛围给了许多人以心灵的安慰,特别是物质发达的社会境况,让人们更加注重求神拜佛等业余生活,因而寺庙林立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宋代的佛教已经世俗化,原因在于早先的佛教宗旨是不拜父母、不拜君王,只拜佛祖,这一点让为君者甚为不爽,在宋初时,太祖赵匡胤就曾因这一点,过寺而不拜。后来和尚们学乖了,为了让佛教广为流传,便开始拜君,佛教因此而普及于世,可以说这一切归功于和尚们的圆通。宋代的寺庙之多,可以这样来形容,宋代有多少著名文人士大夫,就有多少座名寺。例如苏轼,曾用他的前半生阐述了意气风发的少年壮志,而用后半生与佛结缘,不仅如此,像苏轼这样身处士大夫阶层的人,几乎都好修佛学,佛教和佛寺在当时已经不是一种精神领袖和政治统治的象征,显然成了一种时代风尚。

北宋东京的佛寺中,尤以相国寺、开宝寺、天清寺、太平兴国寺为群寺之首。其中,相国寺几乎可以称为“皇家寺院”,现代大多数古装电视剧,凡是以宋代为背景,里面少不了要提一提这座寺庙。它的每一届主持都是由朝廷诏任。每年的正月十四皇家烧香时候,相国寺是必到之处。不但如此,什么科举中的、朝廷搞什么活动,都要来相国寺拜拜。相国寺翻修的时候,朝廷都会增派大量的工程师和丹青好手来为其添砖加瓦、添彩增色。一些史书中记载:相国寺东壁有一幅阿育王及战士所乘的鹿马,栩栩如生,是宋代当时著名的丹青画家高益的手笔。

一座寺庙不但留下了帝王家的满身“灵气”和足迹,还有许多大家留下了自己的笔墨,供人观赏,相国寺恐怕已经不是一座寺庙这么简单,更成为当代文明的象征。除了相国寺外,开宝寺也极为有名,它被誉为寺庙的“天下之冠”,金碧辉煌,后来虽被焚毁,但人们又用琉璃重建砖塔,今日我们在开封所见到铁塔,便是开宝寺的后身了。

南宋的寺庙兴建更为兴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杨万里不经意地感叹,道出了临安一代寺庙之多,佛教文化之盛。其中位于杭州西湖西北飞来峰间的灵隐寺,乃千古名刹。周围两峰对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袅袅,仿佛置身云端,身在其中,若出其外。相传东晋年间,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认为是“仙灵所隐”,所以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灵隐寺至今犹在,它能遗留1600多年之久,实在让人惊叹。

不过,更有趣的是,宋代的寺庙不但是宗教场所,还是交易场所和市井小民的文化娱乐场所。佛门本是清净地,本应悄无声息或禅唱语嗡嗡作响,可宋代的寺庙前却常有杂耍。有市井小民开玩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由此可见,相国寺前经常有杂耍表演。这种杂耍并非对佛门的不敬,据闻宋神宗时期,皇帝寿诞,天下的寺庙不但要为皇帝上香,还要安排戏剧上演。有时候,一些赶考落第的人遇这种排场,时常观看,顺便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大才子大贤士出访,顺便引荐自己。

人言佛祖佛心,不阻人家的官路,当然也不拆姻缘,所以宋代的话本、小说什么的,都喜欢把寺庙作为男女结缘的一个“套路式”场所。宋代流行一时的小传《鸳鸯灯传》里记载:有一户贵族出游,在慈孝寺前停车。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少女走下来,来到了庙里,从怀中掏出一个锦囊握在手中,向佛祖拜了又拜,然后出门登车,顺手把锦囊抛到地上。这时候有一个张生,是个俊美的贵公子,捡到了这副锦囊,看到里面有红帕,写着:“如果有情人得到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身见面,就在第二年的元夜来到相府后门等着,车前挂鸳鸯灯以示。”因为烧香拜佛而发生的男女情爱故事,成了宋代“剧作家”必写的情节之一,同时也可以看出,佛寺已不是被束之高阁、远离尘嚣、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最为贴近百姓生活的文化场所。

佛寺与佛教被善男信女们亲近,是因其强调众生皆平等、行善便积德、苦楚即是乐的宗旨吸引人,可让人心净神宁。而士大夫、文人墨客们对其表示亲近,也是因为佛家所宣扬的佛旨符合他们的心境。“苦中作乐”,这些文人在佛祖那里,领悟到的恐怕就是这一点。苏轼离开朝廷之后遍游西湖,写出的许多诗词都暗含佛理禅机。王安石的晚年也是与许多僧友度过。秦观、周邦彦等人的词中,也出现了很多佛门苦悲精神。

宋代著名文人严沧浪在《诗辨》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佛门修禅需要的是一个“悟”字,作诗也需要一个“悟”字。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诗,充满了佛家的禅机,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各人的领悟程度了,不同的人所体会到的境界应是大不相同的。诗词一家,诗靠一个“悟”,词也靠一个悟。秦观在《雨中花》中写道:“重重观阁,横枕鳌峰,水面倒衔苍石。随处有、寄香幽火,杳然难测。”这段话所描写的山水杳然,幽火难测,充满了清苦之意。悟得悟不得,就像男女的情爱,讲究一个“缘”字。

官场得志再失意的文人墨客从佛那里找到了平和心境的方法,落第的文人从佛寺前找到了举于世的机会,痴男怨女在佛祖面前求到了姻缘,而市井小民则是在佛寺前获得了乐趣。佛有佛的思想,它的义理深奥,没人知道它为何促成了如此多的奇谈佳话,可能是宋代绮罗缤纷的社会环境成为佛与寺庙到处出现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大肆扩建寺庙和立佛几乎皆是别有用心。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痹整个王朝的同时,也为这个王朝提供了另一种风情,为其子民提供了更多的乐趣,这多少也能让佛得到一些欣慰吧。

临安开肆三万家,直把杭州作汴州

汴梁河畔,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远远望去,岸边还有一排排纤夫拉着巨大的船只通过高高的拱桥。船上的船夫看起来手忙脚乱,有的甚至站到了船篷上,一些船夫手持竹竿,有的插在水里助推,有的在桥洞内壁撑着,就为了使船顺利通过桥洞。不一会儿,船到了固定码头,立刻有接应的伙计,将货物搬上岸,然后用车推到集市上。许多游客站在桥上向下张望,嘻嘻哈哈,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桥将南北两街相连,两侧是茶楼、酒坊、店铺、牙行、当铺。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摊贩,不仅有许多肉类、五谷杂粮、柴米油盐,还是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一位牙婆正指挥着几个伙计把购置好的、用来为官家祭祀用的香火和贡品搬上车,同时还不忘了摆出笑脸,跟摊位上的老板打趣,顺便讲讲折扣问题,或者要个额外赠品,手里晃着交子纸币,意思是你给价合理,本牙婆可一次付清款项。几名少妇在伞摊旁,跟老板议价,琢磨着团购竹伞。算命的先生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能光顾。无论是桥上还是桥下,都是一派繁忙、热闹、紧张的场面,这一瞬间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定在了历史的帘幕上,也进入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

一幅画,仕、农、商、医、卜、僧道、吏、妇、童、篙师、纤夫等814人;驴、马、牛、骆驼等60多匹牲畜;货船、小舟、船舫28艘;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楼宇房屋30余栋;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数十个场面;城楼、河港密集,桥梁自不在话下。全画虽是汴京河畔一段生活场面的描写,却活脱脱是整个北宋王朝的写照。如果说《梦溪笔谈》用它的内涵诠释了宋代的科学文化,而《清明上河图》就是宋代的社会文化最真实的写照。宋代的富裕和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单只一个场面,不足以说服人心,那么就用最鲜明的数据来比较。据后世学者统计,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中后期的普通年份也有8000多万贯文,而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其财政年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再看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力图改革后,国家年收入在400万两,最高不过1000万两。按照白银和贯文的兑换方法,1两白银=1贯铜钱。也就是说,明代的财政年收入不及北宋的十分之一,更不及南宋的七分之一。就算是对英国极为不屑的清王朝,咸丰年间的财政年收入才3000万~4000万两,这个数目远远少于宋代。或许用割地赔款来形容更加贴切,清末签订的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需要赔款本息共计98亿两,分39年偿还,这些钱需要清朝40年的财政收入,宋王朝用6年就能够偿还。

古来财政收入大多取自于民,明代末年几次大举增税和征收才收到这些钱,但是宋王朝却几乎不用提高税收,就能达到明朝十倍的水平。《水浒传》虽是讲宋朝民间起义的,108个梁山好汉,没有一个是吃不饱饭而上梁山,这也证明,宋代普通百姓生活过得并不特别糟糕。当时曾有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说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有人形容,同一时代的欧洲君主生活水平甚至比不上宋代的一个士兵。当来自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当时的杭州经历了宋元交替一役,已经大不如以前光彩,但仍叫马可?波罗眼花缭乱,不知身处是天上还是人间。回到老家之后,直呼东方遍地是黄金。

在宋代,朝廷有个奇怪的规矩,每当一个地方出了天灾人祸,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官府的人常说“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看来是宁肯掏腰包喂饱百姓的肚皮,也不能让一个人成为流民,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士兵大多吃饱穿暖,供奉也不少。当然这种做法的代价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难怪前有范仲淹的军队改革,后有王安石的保甲法。不过一个国家肯掏大笔税收来养活百姓,“苛政猛于虎”一说似乎颇不适合这个王朝。不仅如此,宋代的外贸也特别发达,泉州一代的大港口,每年出货量惊人,也为财政收入添了狠狠的一笔。如此富有且毫无争议的年代,打造出《清明上河图》的情景,应当不足为奇。

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宋代民间买卖之所以如此兴盛,商业如此发达,一方面归功于商人的运作和政府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许多市井间的“二道贩子”。宋代的“二道贩子”到底是什么人呢?便是最为人所不齿的“市侩”。“市侩”被现代人用来骂人,其实它的原意是买卖中介,相当于现在的经纪人、代理商、公证人,说难听一点,就是“二道贩子”。“市侩”又叫牙侩、牙人,“牙”就是交互的意思,前文里讲的牙婆,就是牙人的一种。宋朝对待商人的态度很好,可是与商人几乎从事相同职业的市侩、牙人们,却被众多人所厌弃。民间的俗语常言:“大凡求利,莫难于商贾,莫易于牙侩。”就连王安石在《寄曾子固》的诗里也说:“思君挟奇璞,愿售无良侩。”他以奇璞与良侩比喻曾巩的怀才不遇,可见当时人们把“市侩”、“奇璞”当做社会最下层的“无良”者。但他们最让人看不起的不在于他们倒腾东西,而在于他们什么都买,包括人在内。他们贩卖人口,包括苦力、长工或是女子。而所卖的女人常常是拐骗来的,有的被卖去做仆女,但绝大多数卖到了青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