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路径依赖，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2)
吏部尚书王永光觉得不对劲，就请韩一良指出是谁给他送银子了，又是谁贪污最甚。韩一良吞吞吐吐，好像不想当面告发别人，于是皇帝准许他密奏。但过了五天，他还没奏。崇祯帝最恨贪污，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就再次召集大臣，当面追问。韩一良就说他是举了周应秋、阎鸣泰的例子，而这些事早就已经处理完了，口气里好像又暗指王永光的意思。崇祯帝再追问， 他又说听说有人要送。崇祯帝很生气，斥责韩一良说话前后矛盾，并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决不是轻易就授给的！”于是罢了韩一良的官。
《庄子》中讲了一种称为“意怠”的鸟。这种鸟除了很会鼓动翅膀外，一无所长。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别的鸟回巢，它也回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的时候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也不落后。因此，它很少受到威胁，比其他鸟的寿命都长。
作为给事中，检举和告发别人乃是分内的事，但韩一良却宁可被罢官，甚至顶着被治罪的风险，都不肯告发送钱给自己的人，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他告发了，他的日子比当官还要难过。枪打出头鸟，低调做人，不出风头，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智慧。
博弈法则：
为人处世，如果想寻求一条更稳妥、更安全的路时，跟着大多数人走就可以了。大多数人走的路可能不是最便捷、收益最多的路，但可能是比较安全的路。
因时而变，风口浪尖上顺流而下
叔孙通，又名何，今山东滕县人，以文学见长。秦末时，叔孙通因学问渊博，被朝廷征召到中央政府为待诏博士。
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叔孙通立传时，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件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农民起义，官吏几次上奏，秦二世都不当回事，召见博士、儒生时，就顺便问他们怎么看这件事。在场的三十多个博士儒生都连忙说道：“做老百姓不知道顺从，哪里有反叛的道理啊；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就是谋反，就是罪该万死，理应得到王师讨伐。”秦二世见这些儒生和官吏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而他却觉得自己刚做了皇帝，怎么会有反叛的事，不禁勃然大怒，朝堂上下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叔孙通见状，赶紧说：“这些人真是睁着眼睛瞎说，现在天下平定，海内统一，兵器也都销毁了，哪里还有战争呢？上有英明天子，下有忠臣志士，更赖国家法度维系，哪里还有人敢造反呢？虽有一些人滋生事端，但也不过是强盗行径，就像老鼠和野狗偷食罢了，不足挂齿！况且现在县令们已经在搜捕了，皇上不必担心。”这番话说到了皇帝心里。秦二世高兴地说：“嗯，这话说得好。”接着他又问诸生，有的改说“这些人确实是阿猫阿狗一样的盗贼”，但仍有坚持说“反叛”的。二世令御史以“说话不合时宜”为由，判那些说“反叛”的人有罪，并罢官。赐给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退朝后，诸生都讽刺叔孙通说：“先生真会阿谀奉承啊！”叔孙通说：“今天的事几乎是羊入虎口了，你们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叔孙通知道秦二世的寿数已经到头了，接着，就赶紧溜回了老家。
这时，山东已被楚占领，叔孙通投归项梁。项梁败死后，又跟从楚怀王。项羽杀楚怀王后，叔孙通留就顺便事奉了项羽。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攻占彭城，叔孙通见势归顺了刘邦。
第一次拜见刘邦，叔孙通峨冠博带，十足的儒生打扮。刘邦是个农民，向来重武轻文，不喜欢甚至讨厌儒生，见叔孙通这般穿戴，心里就有点厌恶。精明的叔孙通立即明白了，再见刘邦时就换成短装，一副刘邦家乡人打扮的模样。刘邦看得顺眼，心中就有了几分好感。刘邦见他很聪明，就拜他为博士。
叔孙通投降刘邦时，有一百多个儒生弟子跟随他，但他做官后却一个也没推荐，反而专门推荐些能打仗动武的人。弟子们对此不满，偷偷地说：“跟随先生都好几年了，又共同降汉，现在不推荐我们，却专推荐那些‘大猾’，这是为什么呀？”叔孙通知道后，对弟子们说：“汉王现在正在打仗争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现在只能推荐那些能扛旗拿刀的人啊。你们不要着急，我不会忘记你们的。”秦时叔孙通迎合二世，被拜为博士，而今刘邦也拜他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经平定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刘邦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制度简单易行。但是昔日的功臣们常常在朝廷上饮酒争功，喝醉了就大嚷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到这种情况，就对刘邦说：“儒生难与进取，却可与守成。臣请皇帝征召鲁地诸生，与臣的弟子共同制定朝仪。”刘邦说：“很难吗？”叔孙通说：“我参照古代和秦朝礼法就可以了。”刘邦答应了他。
于是，叔孙通就叫来了他的徒弟们共同制定朝仪。有两个人不肯跟随，说他：“先生先后侍奉了近十个主人，都是靠阿谀奉承才得到富贵的，现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却又大兴礼乐。礼乐的兴起应该是在皇帝积德百年后才可以的。我们不忍心像你那样做，你做的事都不合古法，我们不跟随你了，你们去做吧，不要侮辱了我们的名声！”叔孙通笑他们：“真是些不识时务的愚蠢人。”
经过一番讨论、修订、演习，叔孙通的礼仪制度终于定好了，一改群臣在宫殿上的粗野行径，使刘邦真正体验到做天子的威风——“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封叔孙通为太常。叔孙通看到刘邦尝到了兴文建制的好处，开始对文人感兴趣，便不失时机地向他推荐追随自己多年的那些弟子，被弟子们誉为“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以后又迁升太子太傅，制定了宗庙的仪法。刘邦死后，叔孙通又尽心辅佐懦弱的惠帝。
司马迁是这样评价叔孙通的：“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拙，道同委蛇，盖谓是也。”这句话很中肯。也正如司马迁所说：“贵至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一只狐狸的毛做成的；豪华的亭台楼阁，也不是一棵树能完成的。三代的德行，更不是由一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大厦将倾，可扶则扶，不可扶就要赶紧躲开，做无谓的牺牲，也只能得到个不识时务的名声。
思想其实就是变通，人生中没有任何一条路是非走不可的，因时而异，因事而异，让自己适应情况的变化，在变通中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果暂时不能达成愿望，一定不可硬碰，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因为目标并不是光凭实力就可以实现的，任何时候若能尽量顺水推舟，等天时、地利、人和了，目标自然就达成了。
博弈法则：
思想其实就是变通，人生中没有任何一条路是非走不可的，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尽量顺水推舟，等天时、地利、人和了，目标自然就达成了。
极盛则衰，做人注意分寸
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
苏秦早年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习纵横捭阖之术，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业精进。苏秦学业有成，辞别鬼谷子先生时，鬼谷子先生考察了他一番，苏秦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不想鬼谷子先生眉头直皱，脸上并无喜悦。
苏秦把话说完，怯生生地问：“先生，我说错什么了吗?先生为何脸有异色?”
鬼谷子先生语重心长地对苏秦说道：“你说得很好，并无错漏。事不可尽，尽则失美。美不可尽，尽则反毁。你只知善辩的好处，唯恐不能发挥至极处，却不知善辩之能遭人嫉妒，若一味恃弄，祸不可测啊。”
苏秦怅然若失，心中却颇有微词，只是不敢和鬼谷子争论。
苏秦四处游说求官，一无所得，落魄归来，连他的兄弟、嫂妹、妻妾都暗中耻笑他。他们对他说：“立业当以务实为本，若想耍嘴皮子为生，怎么可能呢?你还是死了那份心吧。”
苏秦闭口不答，于是发愤苦读，“头悬梁、锥刺骨”一语指的就是苏秦。一年之后，终有所悟，他又出外游说，此行大获成功，一人任六国之相。当他威风凛凛地去赵国办事路过洛阳时，车马辎重前呼后拥，排出很远，诸侯派使者相送的很多，周显王都为他戒严道路，派人到郊外慰劳他。苏秦的兄弟和妻嫂伏在地上，十分惶恐。苏秦得意地问他嫂子：“你最瞧我不起，今日为何这般恭敬?”
他的嫂子说：“三弟你如今位高财大，自然受人尊重了。”
苏秦长笑一声，口道：“口舌之能，何人再敢轻视?我若不习此术，当在田里耕种，怎么可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话说得太多，必然会得罪人，功劳太大，必然会招来忌恨。苏秦最先不容于齐国，齐国的臣子联合起来，诬陷他心怀恶意、图谋不轨。他们反复对齐王进谏说：“苏秦劝大王归还了燕国十城，表面上他为大王争取名声，其实却是暗助燕国，削损齐国之国力。他一无本事，只知道搬弄是非，大王若是被他蒙蔽，再加信任，他的奸计一旦得逞，齐国将陷入危难之中。”
有人将此事偷偷报知苏秦，苏秦却不以为然地说：“若论说辞，自信无人是我的对手，他们是害不了我的。”
来人和苏秦交好，此时却分外着急道：“大人为人嫉恨，已非一日了。他们都是齐国的重臣，眼下一同发难，想来齐王也不会无动于衷。你平日和他们只知辩论，语多无忌，自然会伤害到他们，他们这是报复大人啊。”
由于大臣们的不断进谏，真真假假的信息终于使秦王对苏秦产生了怀疑，对他的态度也大为转变。苏秦百般辩解，不见成效，于是避祸而离开，回到了燕国。
苏秦在燕国和燕王的母亲通奸，终日惶惶。他怕燕王杀他，就自请到齐国做燕王的奸细。他花言巧语又使齐王信任了他，但苏秦的频繁活动终被齐王和齐大夫发觉。齐王将苏秦车裂于市。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事情都被扭曲了。不考虑这个背景和实际需要，那么就不能顺应时势，更保护不了自己。正像事物因朴实而不惹人注意一样，俗人眼中的缺点却成了它自存的法宝。而器具的精致让人觊觎，你争我夺，造成对其本身的伤害，这正是它自身炫耀的结果。由此引申开来，巧言善辩自有它的益处，不过，过于玩弄辞令也会伤害自身，于事有误。
难怪老子在《道德经》中一再强调“大音希声”、“大言若讷”的重要。看来，该表现时尽力表现，不该表现时来点糊涂，才得其方圆之道的精妙。
博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