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与同学智勇法师谈及未来，彼此都有着"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随即商议：他留守神州护教，而我则到台湾，大家分头共为佛教的慧命长存而奋斗。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先去栖霞山，向家师志开上人请示去留。他一听到我有志到台湾弘法，立即欢喜答应。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师父亲自办了一桌上堂斋为我饯行，师徒二人对着丰盛的菜肴，却无心举箸，彼此相望默然，热泪盈眶。我想起历史上的道安大师，在东晋末年战乱连连时，不也安排徒众分散到各地续佛慧命吗？他们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大无畏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发誓：伟大的师父啊！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听说上海有一班船要开往台湾，为了使法脉在危急存亡之际能够分灯无尽，我连夜坐火车赶往常州佛学院，在黑暗中摇醒与我识与不识的同学，邀集有志的同参共赴宝岛，开创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湾以后，我们食宿无着，投靠无门，大家相约各奔前程，以免同归于尽。
当时的同参道友们大都热衷于经忏佛事，讲经说法却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更遑论著书立说的佛教文化事业了。于是，我虽学养不够，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怀！我撰文投稿，编印刊物，甚至倒贴车费邮资，义务奉献。虽然一贫如洗，三餐不继，我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乐，我以为文化教育也好，诵经说法也好，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挤在同一条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发展呢？
来台的最初几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缘，例如妙果长老请我住持苗栗法云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会馆，无上法师请我负责灵隐寺，吴随居士要将一善堂送我管理，高雄县请我为其管理仁爱之家，高雄市长陈武璋先生欲将寿山公园交给我负责。对于这些好因好缘，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没有徒众，又没有同参，即使有了道场，也无法发挥。为了不辜负别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虽然如此，为了使其他同道能发展长才，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机会长养慧命，我向台湾林务局争取阿里山的慈云寺，交给伦参法师；我介绍真华法师到罗东念佛会；我推荐成一法师到头城念佛会；我引介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当我筹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后，极力邀请月基长老担任住持……看到这些地方的佛教陆续发展起来，我感到满心欢喜。"不要同归于尽"的性格开拓了我的人生观，使我随时随地都能以众生的需要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兰阳地处偏僻，没有出家人驻锡弘法，心生慈悯，便立即束装前往弘法。在宜兰，我胼手胝足，以悲心愿力为犁，以忍耐精进为锄，将一片缺少法雨润泽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净土。但是，保守的当地人仍存有狭隘的地域心态，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丽庄严，他们以我不是本省人为由，不愿让我担任雷音寺的住持，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当初我是本着"不要同归于尽"的想法，才来到这里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兰数十年，除了讲经弘法以外，从来没有计较过名位，后来甚至推荐宜兰人的心平、慧龙担任住持，雷音寺终于成为佛光山的分院。当初假如我计较于名位，何有后来皆大欢喜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