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警队，与他联系接口的是队长何鹏涛。
2005年的某天清晨，厉果接到了何鹏涛的电话。
2桐城市。
作为中部省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桐城市这几年的建设并不如沿海地区。朝令夕改的城建规划，让这座城市还来不及焕然一新，就被新的烟尘笼罩了，活像一座巨大的建筑工地。
马路上土方车呼啸而过，勤劳朴实的农民工在钢筋水泥里蓬头垢面、日以继夜。因为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微妙的利益冲突，或资金短缺之类的问题，很多项目往往到了一半就遥遥无期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一脸茫然地走在城市里，然后进入另一个工地，用汗水去浇灌下一个希望。
这明显是个安全隐患。
然而这次事态更为严重——桐城系列杀人案——发生在郊区无人看守的废弃工地或烂尾楼里，并且，无一例外地由拾荒者发现、报案。
“谈不上完美——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谋杀的话。”这是何鹏涛见到厉果后的第一句话，“但技术痕迹明显，受害者分别为医院主治大夫和中年教授，男性。两人在三天内，以同样的方式分别被害于午夜12点至凌晨4点之间。事先被迷药迷倒，至于死法……”他没有接着说下去。
走进现场，厉果看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
死者下身裹着白色浴巾，头戴浴帽坐在一个木桶里，右手搭在桶外，手中握着一支鹅毛笔，地上有一张白色的纸。死者的衣裤被整齐地码在十多米外的地上，很明显是现场换下来的。致命的是插在死者胸口的一把匕首，直中心脏。死者死于失血过多，鲜血盛满了小半个木桶。
厉果心头一惊，这不是世界名画《马拉之死》里的场景吗？
厉果并不推崇教条主义，但统计学的数据马上告诉他：如此匪夷所思的“仪式性”杀人，九成以上的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刚刚两案并一案，我想还是要给你个电话。”何鹏涛说道。
厉果问：“现场有没有直接证据？”
“很有反侦查意识啊，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明显是刻意清扫过的。罪犯心理素质似乎好得出奇，到现在为止都没留下破绽。”
“目击者呢？”
“这里比较偏僻，又是发生在深夜，所以走访结果令人悲观。而且因为消息封锁，我们无法从正面途径向群众征集线索，都得靠我们自己跑，人力有限啊。究竟是昏迷后被运到现场，还是诱骗过来下的药，现在都还没什么头绪。”
“两名受害人之间有什么关联？”
“通过家属、单位走访，电话记录查询，社会关系排查，上网记录统计等搜集的信息来看，两人之间并没有交集，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彼此认识，或者有共同认识的人和组织。总之，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