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春秋战国时期说理文学迎来井喷

在我国文学长河中，先秦文学具有开宗立派的地位，其中，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式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指的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主张和哲理。而先秦说理散文又是先秦诸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共同结果。所以说，他们共同铸就了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和成熟。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和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先秦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说理散文代表作有《论语》、《老子》、《墨子》。

《论语》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

《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它以简洁的笔触描述人们的一言一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

《论语》言论精辟凝练，大多富于哲理，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论语》多用语气词，含蓄蕴藉，形成迂徐婉转的语言风格。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老子的著述，全书81章，分上下篇。

《老子》虽然只有5000余字，却将老子思想括无遗，每个字后都透露着信息、事物、精神、知识、道理，可谓字字珠玑，耐人品味。

《老子》除了是道家书籍的经典，更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老子的《道德经》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两汉文学家，从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到张衡、马融、弥衡等名家名作，几乎无例外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德经》中自然、清静、无为的观点被后世文人学者广泛用于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墨子》是墨子讲学的记录，具有记言性质，但每篇有明确的论题，充实的内容和清晰的层次。是中国论辩文的雏形。

作为论辩文的初始形态，《墨子》十论还没有发展到基本上运用逻辑推理或抽象思辨的阶段，它采用类比推理和生活事实的简括叙写相结合的表达方式，使文章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

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战国中期。这一阶段的语录体仍旧通行，但它们已不像《论语》那样只是后学的追录，而是一个学派师徒们的集体著作；所记也不限于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对话形式。

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孟子》、《庄子》等，主要特点是词藻丰富，说理畅达，行文多有寓言和比喻。

《孟子》是由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和公孙丑等创作的作品，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

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孟子》的突出特点是善用比喻，有时是短小的比喻，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孟子》中的比喻，有的属于推理，有的是寓言比兴，都妙趣横生，旨意明白。

《孟子》散文富有气势，善设机辟，从身边的小事说起，慢慢引入正题，使对方陷入论辩的困境。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子和他的学生共同著述的，《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等著名篇章，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连缀而成，把庄子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庄子》的文章又富于抒情性。如《至乐》写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问，更是充满了人生的伤感。《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

《庄子》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庄子》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战国后期。在这一时期的说理散文完全摆脱了语录体的窠臼，成为专题论著。他们的说理散文已经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述，而是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不是以驳论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说为主。一言以蔽之，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

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主要特点是论证严密、鞭辟入里。

《荀子》书中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荀子》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辩博喻，反复论证；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的著作，韩非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

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

《韩非子》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往往能切中要害。《韩非子》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

《吕氏春秋》是由秦国丞相吕不韦与门客共同编撰的一部著作，由于该书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吕氏春秋》中的其他篇章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如《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此外，在先秦文学中，《左传》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被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

《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如《左传》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再如《左传》中对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秦晋崤之战和齐晋鞍之战这春秋五大战役中战争场面的描述，都达到了史诗般的境地。

《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与生动性，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

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的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先秦说理散文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并确立了说理散文的体制。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今都被人们频繁地使用着。

以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为代表的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他们创作的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个人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 还倾注了作者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

所以说，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铸就了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