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为何被誉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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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有一场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出动各种船只在几天之内撤走三十多万人，为反法西斯保住了希望。而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次类似的撤退。

1938年，在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候，一家船运公司克服种种困难，在四十天内把抗战必须的物资设备运到后方，保住了抗战的希望。那这个船运公司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任务，它又是怎么被完成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

这家船运公司名叫民生船运，创始人卢作孚出身贫寒，早年参加同盟会，谋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5年，卢作孚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靠着乡亲朋友的支持，买下了一艘七十吨的小汽船，创办民生船运，船运公司的目标是“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

几年之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实业公司靠着奋力拼搏，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实现了当初的目标。到了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公司有近四千职工，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 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船“民生轮”

◇ 民生公司成立大典 1926年6月10日

此时抗战爆发，不久之后，中国东南沿海能丢的大城市都给丢掉了，到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武汉保卫战也以失败告终，此后，大量工业设备，武器弹药都聚集在武汉上游的宜昌，在当时，这就是中国支撑抗日的全部家底了，如果这些设备被日军得到，哪怕就是空袭摧毁，后果也不堪设想。

可是这些人员物资的运输谈何容易。当时从湖北到重庆四川没有铁路，公路只有寥寥几条，而且汽车奇缺，靠任何陆地运输方式都不现实，只能靠航运。

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没剩下什么内河船只了，能够马上投入运营的，只有民生公司的二十多条船。按照以往的运力，要把滞留在宜昌的物资转运走，怎么着也得一年时间，当时的情况根本容不得再等一年，而且到深秋季节，长江水位下降，算算还有一个多月整个航道就得进入枯水期无法行船，到了那个时候，难民物资说什么都运不走，日本人再打过来，那可就真是万事休矣。

◇宜昌码头

◇ 拥挤在宜昌码头的难民

◇ 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儿童离开武汉转运宜昌入川

此时的民生航运立刻做好了准备，卢作孚亲抵宜昌，抢运物资入川。为了增加运力，卢作孚决定增加码头设备和装卸工人，并提高装卸工人的工资，这么一来对民生航运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即使如此，民生航运在运输过程中不但不趁乱涨价，还把航运费下调至平时的十分之一。

这么一来，公司显然是入不敷出，前前后后亏损法币一个亿，差不多相当于民生航运当时全部的身家，但卢作孚却从不后悔。

◇ 民生公司内走道上的标语：一致克服国家的困难，事业的困难

时间紧迫，光是民生公司赔本运输还不够，卢作孚还对运输方式做了些优化，首先就是对民生航运的轮船动手。当时从宜昌开到重庆的船都是有卧铺的，卢作孚下令把这些卧铺拆掉换成座位，上层尽可能多装载人，而下层就装载重型机械设备。

这极大地提高了每艘船的运力。除了民生的船，卢作孚还征集了两千多艘木船，这些木船有的在码头和大船之间往返，有的干脆就全程跑运输，抢运了大批物资。而运输这件事说到底是个技术活，除了争分夺秒，还得统筹规划好，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一堆船等着靠码头，浪费时间和资源。

卢作孚看到影响航运的最大瓶颈就是装卸货，所以优化了船靠码头的流程，在他的优化之下，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装货了。

◇ 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主要负责人：卢作孚、邓华益、童少生、李肇基

当然，要做到这些，光靠一个航运公司老板的身份是远远不够的，之前卢作孚无心做官，为了解决此事，他一反常态，答应国民政府充当联合运输部主任，过目每一张电报电文，并对每一船的人员货物和路线仔细规划。

在他的指挥下，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在24小时内不间断运作，而且轮船和码头尽可能减少照明，以防日军空袭，由此可见其艰辛程度而民生公司如此转运难民和物资，日军自然也盯上了他们。在四十多日的转运撤退过程中，日军多次对民生公司的轮船和码头进行轰炸，公司一百多人殉职，损失船舶16艘，厂房仓库码头不计其数。

◇ 宜昌大撤退部分牺牲船工英名录

◇ 宜昌大撤退撤出的部分单位

即使这样，通过卢作孚的指挥和民生公司近乎自杀式不计成本的运输，1938年12月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堆积在宜昌的物资设备和聚集于此的难民都被运走。这次转运，民生公司运走了一百多万难民，有东部各路大学的学生和人才，也有不少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儿童。

至于物资和设备方面，民生公司总共运走了一百多万吨，其中就有大量的兵工厂设备，就是靠着这些设备，国府在重庆站稳脚跟，并很快地组织起生产，据统计，在1939年，重庆的兵工厂每月生产手榴弹三十万颗，迫击炮弹七万发，子弹几百万发，如果没有卢作孚把工厂设备转运到后方，1939年中国很可能连手榴弹和子弹都没有，那么抗战再说什么“苦撑待变”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

◇ 卢作孚的“救国运输” 图为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兵工厂

如此壮举是一个民间公司的企业家完成的，这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少有的奇迹。可以说，一整个民生公司的船队，就是一支没有武装的部队，没有他们，抗战的前途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壮举，这次转运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而卢作孚在抗战时期多次受到国府表彰，先后被授予三等采玉勋章和二等卿云勋章，更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荣获抗战胜利奖章。

◇卢作孚先生遗墨

民生公司组织的宜昌大撤退是全民抗战的一个缩影。1937年当日本军部叫嚣“三月亡华”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参照物是1644年的满清入关，当年满洲人能够征服中国，日本人为什么做不到呢？

但时代变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已经经过了民族主义的洗礼，不再是一盘散沙。抗战爆发之后，那真的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很多军民倾其所有，实践了抗战到底的誓言，而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国人这样忘我的牺牲，抗战的历史，也不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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