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9年，乾隆下令处死四川一名9岁男孩，百姓称颂：皇上判得好！

乾隆曾经下旨杀掉一个九岁儿童，却为此受到广泛好评。

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被乾隆剥夺了生命，百姓还对此拍手称快，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背后有何隐情？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十七日中午，刑部刚刚开门，一个来自四川的使者骑着一匹快马，来到刑部门前翻身下马，将一个卷宗呈给刑部尚书胡季堂：“四川总督文绶的加急文书，请大人过目。”

胡季堂担任刑部侍郎（相当于刑部副部长）五年，审理过无数疑难案件，很多疑案到了他手中都迎刃而解。

可如今，他看过公文所反映的案件之后，却眉头紧锁，神情严峻，连声对左右说道：“真乃千古奇案，这该如何裁决？”

犹豫片刻后，他没有批示，直接将公文转呈给乾隆皇帝。

到底是什么疑难案件，需要皇帝亲自处理？让我们让目光回到400多年前，看一下案件的来龙去脉。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二十，晴空万里，万物复苏，草长莺飞，鸟语花香。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某村的山坡上，三个天真活泼的孩童在放羊，他们都不满九岁。

要搁到现在，这正是坐在宽敞明亮教室读书的年龄。可是在清朝时期，根本不行。那时候，除了少数富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大多孩子都是文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娃娃放羊再正常不过。

三个孩子，一个叫刘縻子，当年9岁。另外两个儿童，一个叫李子相，还有一个叫李润。李子相和李润是兄妹，哥哥8岁，妹妹6岁。

两家相距不远，不到五十米，三人平时就在一起玩耍，相处非常融洽。每次放羊的时候，他们都结伴而行，虽然小争吵不断，但是没有出过什么事。

这天早上，刘縻子一吃早饭，就忙不迭地到李子相和李润家门口，喊他们兄妹跟自己一起出去放羊，李父和李母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临走的时候，李母还捧出一把焦花生装到了三人的裤兜里，交代他们说：“到外面不要贪玩，不要打闹，早点回来。”

三人一边答应，一边甩着小鞭，在刘父的目送下，赶着群羊向村外山坡走去。李父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满意地笑了，心说这些孩子太懂事了。

没想到，悲剧从此发生，他的儿子蹦蹦跳跳出去，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说到放羊，我们耳边会响起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联想到少女白无瑕放羊的情形：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其实放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没有那么浪漫。

羊儿不停地奔跑，寻找青草，吃了一口要继续向前，不会停留。放羊的人要不停跟着它们走，走慢的话，就把羊儿丢了。这就是说，放羊运动量很大，很容易累，也很容易饿。

这天，他们待到中午时分，大家都感到饿了，独自咕咕叫。刘父给他们的花生，也早就吃完了。李子相灵机一动，就把自己的小背包取下，那里面是父亲给他准备的蚕豆。

蚕豆是可以生吃的，可是李子相觉得熟的吃了更香。于是，他拿出蚕豆放在柴火上面，然后掏出火种，沟渠李做起了小烧烤。红红的烟火伴随着蚕豆诱人的香味飘向四面八方，不远处的刘縻子也闻到了，经不住诱惑，跑了过来。

三人虽然一起出去放羊，但是并没有在一块，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很简单，羊儿在一块的话会打架，后果很麻烦。刘縻子跑到跟前之后，不好意思开口，就眼巴巴地看着，口水直往外流。

李子相一看他的可怜相，就随手递给了他两颗蚕豆：“縻子哥，吃吧，别客气，在一旁看着多不像话。”

为什么只给两颗？因为他本来带的就不多。再说了，他们毕竟是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大方。

刘縻子虽然比李子相大了一岁，但是他发育比较好，个子比对方高半头，看起来像十来岁的孩子。既然个子高，胃口也就大，两颗蚕豆还不够他塞牙缝。

两个蚕豆下肚，饥饿感根本没有消除，反而食欲大增，肚子叫得更厉害了。于是他也不再感到难为情，鼓起勇气对李子相伸出了手。李子相给了他两次，刘縻子一转眼就到了肚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吃完之后，他再次对李子相伸出了手。但是这一次，李子相拒绝了刘縻子。他肚子也饿得慌，再说他带的蚕豆也不多。

刘縻子不高兴了：“我们都是好伙伴，为啥那么抠门？”

李子相说：“我刚才给过你了，你不能那么贪心啊；再说，你自己出来的时候为啥不带？”

“李子相，你再说一遍。”这一句话，把刘縻子惹毛了，他指着对方，怒吼道。

“就说了，你太贪，是捞嘴精。”李子相大声说。

妹妹李润也在一旁说起了顺口溜：“捞嘴精，挂油瓶，掉河里，扑腾腾……”

刘縻子被激怒了，他眼睛一瞪，攥紧拳头，一个箭步冲到了李子相跟前，对着腹部就是一拳，嘴里还喊着：“谁是捞嘴精？”

平时二人就不断斗嘴，儿童在一起是家常事，李子相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摇晃了几下，重重地摔在地上。他挣扎着爬了起来，也被激怒了，他攥着双拳上前，本能地回击了刘縻子一拳。

看到对方还击，刘縻子脑子一热，失去了理智。他挥动拳头，用吃奶的力气，以闪电般的速度，向李子相肋部猛击。李子相来不及躲闪，连连被击中，栽倒在地。

无巧不成书，倒地的时候，李子相腰眼碰到了石头的棱角上，挣扎了几下便昏迷过去。这要是一般的孩子，失手闯祸，肯定会吓得不得了，不说赶紧救治，也会转身就跑，至少会停止行动。

可是刘縻子见李子相昏迷之后，没有丝毫胆怯，反而接连对李子相打出重拳。

最后，刘縻子还搬起一块石头猛砸下去，一边砸一边说：“再让你说我。”

李子相的妹妹李润才刚刚六岁，起初是哇哇大哭，看到哥哥昏迷之后，她撒腿就跑。如果不是这样，李润恐怕也会被打倒在地。

李润的父母听了女儿的哭诉，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们急忙来到山坡上，儿子已经没有了呼吸。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子相的父母如遭雷击，夫妻俩当场哭晕了过去。在众人抢救下，李子相的父母清醒过来，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让凶手受到严惩！”

他们随即请人保护现场，然后到县衙报案。县太爷接到报案不敢怠慢，带着仵作前去勘验现场。尸检报告显示：死者内脏受到多次击打，肋部骨折，腰部青紫，疑被石头撞击所致。

很快，县太爷让衙役将藏到家里的刘縻子抓获归案，进行审讯。刘縻子虽然是个孩子，但是嘴硬，拒不承认自己击打过对方，只说自己推了他一下。但是动刑之后，刘縻子还是交代了害人的经过。

县太爷根据证据和口供，得出如下结论：“被害人李子相手推刘縻子胸膛，刘縻子用拳回殴被害人左肋，李子相跌倒，被石垫伤右腰眼，旋即殒命。”

根据现代的刑法，刘縻子属于无民事能力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应该有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按《大清律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

翻译过来就是，假如是10岁以下的孩童杀了人，需要什么刑罚，地方官一般不能做主；是死是活，要由皇帝酌情处理。

这就出现文章开头一幕，四川总督文绶派快马进京，向刑部尚书递呈了一份名为“四川九岁童刘縻子杀害李子相”的拟罪卷宗，由刑部转呈给乾隆皇帝，请乾隆皇帝定夺。

虽然由皇帝一锤定音，但是总督提出了参考意见。总督文绶认为，此案属于激情杀人，不是谋杀。而且案犯没有拿凶器，是双拳打击，受害人不是拳击身亡，致命伤乃石头导致。

因此，刘縻子情有可原，最多属于过失杀人，应该以教育为主，判刘縻子无罪，再对受害人家属进行一定的民事赔偿，这事就算结了。

总督文绶的处理意见，并非信口开河，也是有依据的。

雍正十年，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

当时，16岁的少年丁狗仔与14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逼着对方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人家。

丁乞三仔忍无可忍，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

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认为丁乞三仔受欺负在前，类似于今天的正当防卫，情有可原，处理结果是：“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

翻译过来就是，不承担刑事责任，只承担民事责任，对死者家属进行一定赔偿。

既然儿童杀人不用偿命，而且是雍正皇帝这样判的先例，所以总督认为刘縻子也该从轻发落。

而乾隆帝看了之后，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判罚：处斩刘縻子！

乾隆这样判有没有依据？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同孩童杀人，但是情节不同。丁乞三仔案死者是挑事者，有过错在先，丁乞三仔是弱者，情急之下为了保护自己才出招的。放到现在，最多是防卫过当，也不该处死。

而李子相案就不同了，凶手是强者，始终在步步紧逼。死的是弱者，一直在无助受害。法律的宗旨是惩恶扬善，保护弱者，因此施暴者必须受到严惩，法律才具有正当性。反之，法律就成为恶法，老百姓欲哭无泪，坏人更加猖獗。

因此，乾隆认为决不能因为凶手是不懂事的孩子，就对其网开一面。这会导致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恶少年有了免死金牌，就能为所欲为。此案必须严惩那个恶少年，彰显公平和正义。

最后，刘縻子被处以绞刑，秋后问斩。

得知乾隆的判决，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觉得皇上太英明了，对待这样的坏孩子，就该严惩。

乾隆是个褒贬不一的皇帝，他搞过文字狱，摧残过中华文化，但是他亲自审理过不少案件，基本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很得民心的。这样的案件放到现在也很有意义，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生长发育进程也不尽相同，有的孩子早熟，长得身高马大，十一二岁看起来跟十七八岁一样。

这样的孩子如果心思缜密，做出了恶性案件，不严惩的话，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还有的孩子十岁左右就生理成熟，就会强奸妇女，放过他，就贻害无穷。

清代全士潮执笔的《驳案汇编》，将此案收录。

作者还加了评语，显然是赞同乾隆的决定。

作者认为，这孩子从小看大，长大了也不是什么好鸟。别人的东西给你是情分，应该心怀感激。别人不给你是本分，应该心平气和，毫无怨言。

本案中的刘縻子不懂得感恩，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给了还想索要，得不到满足之后就凶相毕露，实在是太可恶了。小时候就这样，长大了还了得？

如果朝廷对这样的人高抬贵手，就是对百姓的犯罪，让大家活在恐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