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带娃去哪玩？北京30分钟车程有个超牛的博物馆！

大遗产2023-07-30 12:00:170阅

天津，扼守京畿之喉。自元代以来，逐渐孕育出依托漕运、盐运业为核心的码头经济。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几大古都相比，这无疑是一座年轻的城市。然而，这里却有近代中国第一座地方公办民助博物馆——天津博物馆。

1918年，教育家严修的次子严智怡，以启迪普罗大众为目的，通过民办公助的形式，创办了天津博物院。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博物院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接管，改名为天津市市立博物馆。后与天津广智馆及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三馆合一，成立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几经分合变迁，至1974年，拆分为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2004年，两馆又重新合并，更名为天津博物馆。2012年，馆址迁入天津文化中心区。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00-16:30，周一闭馆（节假日不闭馆）。

这里，有很多重量级国宝。

它，曾是国之重器，却身首异处，险些被毁。

它，曾是御用珍玩，却流落民间，命运起伏。

它们一度隐匿于深宫大院，乱世之中千回百转，幸得庇护。时过境迁，当鼓角远去，这些来自不同朝代、有不同经历的文物，以另一种姿态，相聚于天津博物馆。虽然物是人非，但那些漫长历史中的点点滴滴，仍能透过器物上的伤与痕，若隐若现，发人深思。

一

废铜烂铁里“捡”国宝

从清代早期开始，古物集藏之风便在天津逐渐形成。清末民国，伴随着天津开埠、商贸繁荣，中外富商、名士贤达、皇亲国戚、政府要员在此寓居，收藏热也因之达到高潮。

那些曾深埋地下的古物、陈于皇家宫室的珍宝、藏于文人书阁的善本，纷纷流入民间、涌向市场。与历史悠久的文物大省不同，天博的馆藏文物大部分都不是来自“自家地下”，也并非考古发掘所得，有些甚至是文物工作者无意间“捡”回来的。

天博有一件夔纹铜禁。俯看呈长方形，表面有三个椭圆形的孔，四周又有若干长条状的开孔装饰，周身布满夔纹。夔，是传说中与龙相似的一足神兽。在商周时期，工匠们常以夔纹作装饰，施于青铜礼器的表面。禁，则是当时一种用来盛放酒具的器座。商周贵族在祭祀和设宴时，往往将尊、卣之类的酒器，安放在禁上部的椭圆形开孔中。之所以取名为“禁”，意在告诫人们喝酒要有所节制。

▲ 收藏在天博的“禁”。这件青铜禁，大约铸造于西周时期。全世界与之同时代的铜禁仅存两件，一件在陕西宝鸡，另一件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而这件年代久远的稀世珍宝，被发现时不过是一堆毫不起眼的碎片，正等待着与其他废铜烂铁一道，回炉重造。这件青铜禁在民国时曾一度属于军阀党玉琨，系党玉琨1927年在陕西凤翔大肆盗掘古墓所得。此人盗走了上千件文物，仅青铜禁就有三个，一个出土时破损而遭丢弃，另两个被党某据为己有，据说最大的那个可同时放置十多个酒器。1928年，冯玉祥因不满党玉琨盘踞凤翔扩充军备，派宋哲元出兵围剿。同年9月，党玉琨被宋哲元击毙。缴获来的西周文物，大部分都落到冯部将领的手中，这件铜禁成为宋哲元的私藏。

▲ 馆藏的西周康王太保鼎，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旧藏。

1968年，文物工作者在天津宋家发现了这件器物。据参与征集工作的天津博物馆研究员云希正回忆，当时它已是一堆残片。“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云老说，“上面有夔龙纹，从时代上能看出是商周时期的，但是原貌不清楚。”原来，在宋家服务的一个佣人，“破四旧”时把它当做普通的旧铜器给砸了，并将其中的少量部件卖给了物资回收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废品回收站、电解铜厂和冶炼厂可说是不少文物的葬身之地。一念之差，便能决定千年国宝的生死。

天津的文物工作者即刻按照宋家提供的线索，开始寻觅其余遗失的部分。就在此时，忽然有人想起，不久前，天津著名文物鉴定家顾德威和田凤岭曾在市第一翻砂厂捡到过一块青铜器边角，上面也有夔纹。因形状特殊，与常见的鼎、簋、壶等均不相同，就单独保留了起来。

▲ 天博“耀世奇珍”展厅展出的西周夔纹青铜禁的局部。

得知这一信息后，文物征集组的工作人员立刻从库房找出那件青铜边角，与在宋家发现的青铜残片一起送往北京，交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修复。经过顶级专家的复原和修正，最后发现，这“身首异处”的两组残片纹饰相同，破损处几乎可无缝对接，恰好能组成一件完整器。自此，蒙尘半个世纪之久的国之重宝，最终在文物工作者的手中重获新生。

在天博“耀世奇珍”展厅，我们几乎全年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专属的展柜、专用的照明、专职的讲解员，都在为这件写满了故事的“老人”真诚地服务。当年遗失而最终没能找到的小缺口，如今仔细观看依旧明显，拼合处的裂痕，在灯光掩映下清晰可辨。无数人从此走过、在此驻足，入神地倾听它曲折的身世，找寻拼接的裂痕，试图沿着历史隐隐约约的轨迹，还原心中的“真相”。

二

古董商手里“抢”国宝

相比于夔纹铜禁的惨淡命运，天博的另一件镇馆之宝境遇就好得多。不仅出身高贵、品相完美，就连入藏的价码也是当年之最。

清乾隆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身价上亿，很多人猜想它应该是个大部头的家伙。其实，这件器物极其小巧，高16.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5厘米。其造型最早来源于唐代寺院中的净水瓶，是观音菩萨手持之物。

“玉壶春瓶”这个名字，可追溯到宋代。相传有酒肆将自家所酿的酒放在此类小瓶中出售，并起名为“玉壶春酒”，久而久之，盛酒的瓶子就逐渐被叫做“玉壶春瓶”。到明清时期，玉壶春瓶不再作为实用器，而是转变为专供欣赏的陈设用器。作为居家装饰，不能太过简单素净，瓶上的各类装饰元素于是日渐丰富。

▲ 乾隆御赏玉壶春瓶。

天博的这件玉壶春瓶，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件珐琅彩瓷器。珐琅彩专供皇家御用，制作流程之严格近乎苛刻。釉色洁白透亮的瓷胎，系由景德镇烧造的几百件同类瓷瓶中精选而出，再送入宫中，由皇帝亲自挑选纹饰，经宫廷西洋画师手绘，之后入炉低温二次烧成。

最终，皇帝将从已经烧成的若干器物里选择一件或两件精品，其余全部砸毁。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纹饰、造型与之相类似的珐琅彩玉壶春瓶仅有四件，其中一件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15亿港币成交，打破了当年清代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这件小瓷瓶，听说入藏时炙手可热。云希正先生在《洞鉴》一书中记述了当年的情景。1960年仲夏，两个衣着整齐的男子提着手提包走进了天津市湖北路29号，那里是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所在地，正在办公的云希正一眼就认出，这二位是北京韵古斋文物商店鼎鼎有名的鉴赏家孙会元和耿朝珍。

▲ 天博馆藏的隋代白釉龙柄联腹传瓶，这种白釉瓶隋代独有。

当时，天津文管会允许外地有资质的文物商店来津下户收购，但文物正式离津前，需到文管会报验，经过允许才能带离出市。如果文管会认为某件器物价值突出，便会将文物留购。

天津民间散落着许多珍贵文物，北京、上海、扬州等地有资质的文物商店，经常会派懂行的人员来此收购。耿朝珍和孙会元就是这样的大买家。他们路子广、眼力高，经常能收到精品，因此，文管会也对二人的活动极其关注。

云老回忆：“当他们打开随身带来的背包，（我）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我马上找来了当时天津有名的文物鉴定家韩慎先和顾德威两位先生，他们都有很高的辨伪识真的能力和水平。在看到这件东西后，（他们）可以说是爱不释手，积极推荐给文物局的领导，建议天津文物部门留购。”

▲ 天博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宋代五大名窑瓷器的博物馆之一。

不过，要把这件文物留下来，代价可不低。此物原来的主人是耿朝珍的旧交潘芝翘。北洋政府时期，潘芝翘曾在曹锟手下担任军医处处长，而耿朝珍则任行政副官。二人因工作结识，过往甚密。新中国成立后，潘芝翘寓居天津，耿朝珍供职于北京韵古斋文物商店。在昔日同僚撮合下，潘芝翘最终同意以12000元的价格将其所藏珐琅彩玉壶春瓶出售给韵古斋。

按照天津文管会的规定，如果文物部门想要留购文物，必须在原价基础上加价一成，也就是说，这件玉壶春瓶的价码是13200元。

20世纪60年代初，天津一个普通职工的年薪不过六七百块钱，13200元堪称天价。但如果此时不收，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文物离津，流入市场。好在当时文化局的主管领导张映雪十分支持韩慎先和顾德威的建议，不惜多方筹款，最终把这件珐琅彩玉壶春瓶买了下来。

▲ 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的瓶身主体图案。

这件身价不菲的瓷瓶，曾是乾隆皇帝在宫中把玩的珍品。器身上画着两只雉鸡，紧紧依偎在湖石之上。旁边盛开的芍药艳丽夺目，瓶身空白处工整墨书“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意寓美好的爱情。从宫廷走向民间，走进博物馆，让更多人有机会一睹它的芳容，这就是当年一群人奋力要将它留下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三

天下公物，不私守之

今天的天博，馆藏文物20余万件，据不完全统计，有3万多件是捐赠品，其中，就包括有“神品”之称的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轴》。

此画系天津著名实业家、文物收藏家张叔诚所捐赠。张先生对书画鉴定、鉴赏很有研究，又往往不惜重金购入，因此他的收藏几乎件件精品。从1981年开始，张叔诚先后三次将名下480件文物捐赠给天博，除范宽《雪景寒林图轴》外，还有钱选《花鸟图卷》、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仇英《桃园仙境图轴》、恽寿平《瓯香馆写生册》等，皆为画史上脍炙人口的佳作，极大丰富了天博的书画收藏。

▲ 天博收藏的唐摹《草书寒切帖卷》，是唐代人用勾填法临摹的书圣王羲之墨迹。

范宽是北宋山水画大师，早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已蜚声画坛。从记载北宋宫廷收藏和历代名画的《宣和画谱》中可发现，其画作有58幅被收入宫廷，极受王公贵戚的喜爱。与许多文人画家不同，范宽重视写生，常年居于山林之间，观察四季、早晚景色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融入自己的艺术思考，发展了由荆浩所创建的北方山水画派，其画风对后来南宋李唐、马远、夏圭、明代唐寅乃至清代的金陵画派，都产生深远影响。元代画家赵孟頫盛赞范宽之画“真古今绝笔也”，明代画家董其昌则以范宽为“宋画第一人”。

范宽一生究竟画了多少山水景色，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地说，天博所藏的这幅作品，应当是范宽较为成熟的代表作。清代鉴赏家安歧曾不惜重金购入此画，并在其所著的书画鉴赏书籍《墨缘汇观》中，称赞此画乃“华原（范宽）生平之杰作”、“宋画中当为无上神品”，足以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 《溪山行旅图》：范宽的另一幅绢本墨笔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雪景寒林图轴》是目前已知大陆地区仅存的一幅范宽传世画作。整幅作品横宽160.3厘米，纵高193.5厘米，尺幅惊人。受当时纺织技术的限制，无法织造出如此宽度的大幅绢帛，因此画卷由三条绢纵向拼就，现今依然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痕迹。

范宽为我们展现了1000多年前北宋秦陇山川初雪过后的景象：近处溪水缓缓，看不出丝毫波澜，旁边的岸上密布着粗壮的枯木，层层叠叠，掩映几幢民居。远处山势高耸，深入云端，在离民居最近的矮山上，一幢寺庙清晰可见，寺旁有条小路与山下民居相连。画面当中，作者非常巧妙地将坡石与山顶处留白，以表现山间、石上若有若无的积雪。整幅画层次分明、气势磅礴，我们仿佛能亲见画家眼中的瞬间美景。

▲ 天博收藏的《雪景寒林图轴》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大陆地区仅存的范宽传世画作。

再观察画面上钤盖的收藏印，就可大致了解这幅画作的流传过程：明以前的情况无从知晓，明末清初时曾为大收藏家梁清标所有，而后又被安岐收购，辗转归入宫中。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该画自清宫流出，被张叔诚的父亲张翼购得，自此半个多世纪，这件珍品一直被张家人精心呵护，即使在战乱年代、文革期间，也没有受到丝毫伤害。直至1981年张叔诚将其捐赠给当时的天津艺术博物馆，这幅名画才得以出现在世人面前。

张叔诚从年轻时起，就悉心研究画论，为收集书画，他耗费了毕生精力和几乎所有积蓄。这样一位爱画如命的老者，为何会在晚年将一生珍藏全部捐献给博物馆呢？对于这个问题，张家从未对外吐露过。我们只能通过1981年3月8日张叔诚在捐赠表彰大会上的一段发言，窥见其中的究竟。

▲ 时任天津市市长胡启立向收藏家周叔弢（左）、张叔诚（右）颁奖。

据《天津文物简讯》第14期报道，张先生是这样说的：“我看过去的大收藏家，很少有人能够将文物保存两代。例如清初的大收藏家安麓村，他所藏的字画精品，在他死后全部散失，这是私人收藏家的惨痛教训。为了将文物能永远保存好，为了让子孙后代都能看到老祖宗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我决心把自己所藏的文物献给国家，这些文物在文物、艺术部门的精心保护下，不但可以永远流传，还可以有计划地不断展出，供给广大人民群众研究、参观和欣赏。这是藏在任何私人手中所不能比拟的。”

就在同一天，与张叔诚同台而坐、一起参加表彰大会的，还有捐献了1262件文物、其中包括256件敦煌遗书的周叔弢。

那是周叔弢继1952年捐献书画后的又一次慷慨义举。天博馆藏的敦煌遗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即来自于他。这件极其难得的传世本写经，通篇324行，全部以楷书写就，堪称宋代写经的典范之作。上有宋治平四年款和元人题跋，且一度为乾隆内府珍藏。至于后来如何从清宫流出、又为何失落津门，限于材料的缺失，目前无法确定。天博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相关史料，拼凑出了一种可能。

▲ 天津博物馆馆藏的敦煌遗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

时间上溯到1925年2月23日。这一天，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溥仪，悄悄地出现在北京前门车站，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护送下，上了一辆三等兵车，从此开始了寓居天津的生活。在津7年间，为维持日常开销，溥仪被迫将其从宫中带出的一部分书画、器物变卖，或抵押给盐业银行，后因无力赎回，致使这批文物流落津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极有可能正是其中之一。后来，它辗转为周叔弢所获，长期存放于周家。

周叔弢的志趣在于收藏各类古籍善本。他毕生藏书四万多卷，大部分是印刷精良、版本难得的精品，但对于这些私藏的最终去向，周老本人却并无“子孙永保”的想法。1942年，周叔弢在其手订书目上写下了几句留给子孙的话：“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书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

▲ 周叔弢在其手订书目上留给子孙的话。

十年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1952年，作为向政府捐赠文物、古籍的倡导者和带头人，周叔弢将所藏善本书中的上乘精品715种、2672册，捐献中央文化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而后，又陆续捐赠大批古籍给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等单位。除此之外，他还捐出部分家藏精品书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即在其中。

不知是刻意而为还是历史的巧合，2017年天津博物馆例行换展之时，这件《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恰被摆放在《雪景寒林图轴》（复制本）的展位隔壁。两件文物并排展出，亦如三十多年前两位先生同台而立。1984年周叔弢病故，1995年张叔诚离世，而今两人捐出的这两幅佳作依然被悉心珍藏并对外展出。想必它们曾经的主人，曾在纷繁乱世中给予它们庇护的有缘人，一定会倍感欣慰。

以上这些故事的主角，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现在天博“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展”的展厅。与之一同展出的，还有60余件有着类似经历的其他文物。熟悉天博的本地观众，都知道这里的宝贝价值连城，因此给它起了个简单好记的名字——“珍宝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