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院长收治国军伤员，伤好送行时，他忽然掏枪，打开了保险

1940年，新四军部队发生了一件怪事，野战医院的女院长栗秀真，她竟然让几位新四军伤员搬出去，腾病房给国军的伤员住。

三个多月后，院方为这些伤愈归队的国军士兵举行的送行宴会上，有一个国军的副官，却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打开了保险……

1915年12月16日，河南沁阳人崇义镇一个姓栗的老中医家里，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哭声，这个婴儿就是栗秀真。

栗家祖传三代中医，栗大夫很想把自己的本事传给女儿，但是老祖宗的规矩是“传男不传女”，他为了难。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5岁那年，他把女儿送到河南汲县（今卫辉市）惠民医学专科学校学习西医。四年后的1934年，19岁的栗秀真毕业。她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在该校附属医院担任护士。不久后，她又担任了护士长。

1938年2月，日军占领汲县城，院长安排她到我党（董必武、陶铸）开创的湖北应城“汤池临时学校”任教。

1938年冬，鄂中地区燃起烽火，武汉、应城相继被日军占领。

1939年1月，在陶铸的领导下，“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成立，游击队军医院也随之成立，24岁的栗秀真被委以重任，当了院长。

让一个护士出身的女孩当院长，即使她再优秀，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当时，这样做是出于无奈。

当时，“应抗”刚刚成立，成立的时候只有8条枪，后来陶铸又让人从香港买了20把德国造驳壳枪。万事开头难，游击队面临很多困难，新成立的医院缺医少药，医疗人才都到了大后方西南，栗秀真就成为“金疙瘩”，被委以重任再正常不过。

1939年6月，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李先念、陈少敏来到京山养马畈一带高举抗日大旗，“应抗”被编入新四军，番号为“独立游击支队”。

木匠出身的湖北人李先念，在军事上很有一套，他21岁就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白手起家的他，短短一年间，把人马扩充到一万。

1940年初，豫鄂挺进纵队宣告成立，原来的“应抗”医院，也随之升格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野战医院”。

栗秀真劳苦功高，自然还是院长。挺进支队是在夹缝里生存，每天跟日军打游击，野战医院的地址也不是固定的，搬家是常有的事。这不，1940年刚过完年，栗秀真的野战医院又接到上级的通知，搬家到湖北省京山县石板河畔的赵家冲一带。

得知消息，刚住进医院，做过手术的战士们一肚怨言，嘟嘟囔囔。可是当他们到了新驻地之后，当即眉开眼笑，因为京山山清水秀，丛林遍布，景色宜人，就像人间仙境，在这里养伤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赵家冲紧挨着大山，地处偏僻，距县城有近百里路，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

不光如此，挺进纵队宋（河）应（城）路西指挥部当时就驻扎在距此只有20里的八字门，即使发现敌情，肯定会得到预警，也不需要太担心。

可是，正当伤员们在这里安心养伤的时候，险情发生了。

1940年4月的一天，栗秀真正在忙着跟医护人员给一个伤兵做手术，一个新四军小战士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是路西指挥部的通讯员，政委杨学诚让你们赶快转移！”

栗秀真听了不敢相信，这里如此偏僻，再安全不过，为什么要搬家。再说了，医院搬家可不像作战部队，起身就能走。医院里坛坛罐罐多，有医疗设备，医疗物资，手术床，搬家一次的难度可不小。

“医院附近出现了一支部队，还不清楚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为防万一，上级命令你们迅速转移应城湖区去。”通讯员说。

栗秀真一听不再质疑，随即召开会议，安排转移。几个小时之后，准备完毕，这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夜幕即将降临，正好借着夜色转移。

正在他们打算起身的时候，警卫战士前来报告，宋应公路出现很多军车，来历不明。

粟秀真不敢大意，就决定推迟转移，看情况再说。

次日下午，周围没有了动静，栗秀真与指挥部沈德纯主任指挥着队伍上路。可是刚走了不到十里路，又发生了意外。前面路口，出现一群军人，穿着跟八路军一样的军装，仅仅是肩章不同，他们是一支国军。

这伙人在前面设卡拦路，对来往的车辆进行检查。看到栗秀真他们到来，士兵把枪一横，拦住去路，喝道：“你们是哪部分的？”

栗秀真一听此人说的是广西话，不用说是桂军，心情便不再那么紧张，至少比遇到伪军要好。这样一想，她便上前答道：“我们是新四军，挺进纵队医院的。”

这时候从哨所中走出一个军官，瞪着眼睛说：“这种危险时候上哪去，你们也太胆大了吧？”

“不知道兄弟此话怎讲？”沈德纯主任开口说道。

“你们不知道吧，我们正在和日军交战，战场距离这里不到十里路，你们往前走不是送死吗？”军官不耐烦地说。

“可我们是医院，能待在半路吗？”栗秀真焦急地说。

“这……”军官犹豫了一下说，“这我也不能做主，等一下我请示一下上峰。”军官双手一摊。说完，那名军官将栗秀真他们带到位于孙家冲的国军指挥部。

到了门口，军官示意栗秀真他们停下，军官进去禀报。不一会，军官让沈德纯主任进去，却让栗秀真留在外屋。

在指挥部里，沈德纯见到一个40岁上下，身穿少将军服的国军高官。此人身材魁梧、高鼻阔口，四方脸上一只鹰眼咄咄逼人。

之所以说是一只，因为此人是个独眼。此人虽然长得霸气，但是很谦逊，他主动走上前，跟沈德纯握手，然后自我介绍道：“卑职乃第94军（驻地广西柳州，士兵大多是广西人）副军长牟廷芳，奉上峰命令攻打驻扎在应城的日军，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沈德纯主任微笑着说：“我们是新四军挺进纵队……”

一听到“新四军”三个字，牟廷芳脸色大变，眉头紧锁，脸上肌肉抽搐，双手也不自觉地攥成拳头，额头青筋突起。沈德纯一看心说不好，此人肯定跟新四军有过节。

还没等牟廷芳开口，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在附近爆炸。虽然距离还有百米远，但是也让脚下的大地颤动，真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

炮声一响，说话都听不见了，大家不再说话，坐到凳子上等待。炮声响了十几分钟之后停止了，接着是机关枪的声音——战斗打响了。

炮响的时候，栗秀真已经被叫到了指挥所，见枪声响起，她走到牟廷芳跟前大声说：“将军，开战之后，肯定出现很多伤员，要不要我们救治伤员？”

牟廷芳眼一瞪，说：“看你说的，仗还正式开打，你就咒我的士兵受伤？”

栗秀真并不介意他的态度，而是和颜悦色地说：“将军，要打仗就会有伤员，我们的士兵又不是红枪会、义和团。”

见栗秀真说话不紧不慢，牟廷芳反而显得有点尴尬，但仍旧梗着脖子说：“谢谢这位女士的好意，我的伤员不会扔到阵地，我会安排，你们就甭操心了。”

这时候，他的副官走了过来，伏在他耳边悄声说：“军座，我们打了多日的仗，药品已经告急，能不能让新四军卖给我们一些药品？”

副官的话声音不大，但还是让沈德纯听见。没等牟廷芳说话，他便抢先说道：“我军的药品也库存不多，但可以先给贵军一些，但我们不会卖，都是中国人，都是打鬼子，收钱就见外了。”

牟廷芳一听，眼睛瞪得老大，显然这话出乎他的意料。他不再高傲，而是感激地说：“那太好了。”

说话间，总攻开始，战况激烈，伤员也陆陆续续被救护队抬到了到指挥部不远的一所学校。就在这时候，指挥所里屋的电话响了，牟廷芳对栗秀真他们抱歉笑了笑，到里屋去接。

放下电话，牟廷芳走了出来，对沈德纯和栗秀真说了一句话，让二人意想不到：“二位，牟某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这话让二人感到惊讶，刚才还端着架子、盛气凌人的少将，为何转眼间态度大变，判若两人？

原来，牟廷芳刚接的电话是上峰打来的，要他立刻率部转移。这一来，伤员便成了问题，根本就无法带走。

“部队转移，伤员不能带，但是牟实在不忍心撇下他们，弟兄们跟着我南征北战，是为国受的伤啊。”牟廷芳声音低沉地说，“贵军可不可以先帮忙照看一下？”

闻听此言，沈德纯和栗秀真都没有开口。伤员看样子有二三百人，新四军医院一旦接下这批伤员，那就要给他们处理伤口，做手术。一旦这样，医院还如何转移？

桂军转移之后，日军到这一带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新四军的伤员和医护人员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这样一想，二人犹豫起来，许久没有开口回应。看到二人为难的表情，牟廷芳长叹一声说：“二位莫为难，伤员只好丢在这里，生死有命吧。”

听了这话，栗秀真眼眶湿润，这些伤员都是抗日健儿，丢在这里不管于心不忍。

这样想着，栗秀真给沈德纯使了个眼色，二人到外面商量了一下，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接收这批伤员。

听了他们的决定，牟廷芳再次被感动了，他紧紧握住二人的手声音微微颤抖着说：“卑职谢谢你们了，日后，牟某一定要把你们的义举向委员长汇报！”

牟廷芳说着，又指着自己失明的那只眼睛说：“实话告诉二位，之前我跟贵军有深仇大恨，所以才下令拦截你们。”

牟廷芳是贵州朗岱（今六枝市）人，1904年出生，黄埔一期生，他不但深受蒋校长欣赏，也是总教官何应钦的得意门生。

在何应钦的安排下，他在1928年还到日本学习军事，让别的同学妒忌，能有这样机会的人，即使是黄埔生也是千里挑一。

回来后，牟廷芳就开始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进攻苏区，以报答蒋校长与何老师的“知遇之恩”。

因为屡立战功，在1936年，牟廷芳被委任为贵州省保安处副处长。上任不久，便迎来一场恶战，对手是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2、6军团。战斗中，牟廷芳冲锋在前，被子弹击中右眼。从此，牟廷芳对红军恨之入骨，发誓要报仇。

可是当年4月，红军就西去离开贵州，牟廷芳虽然不甘心也只能作罢。

转眼间，时间来到1940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战场的敌人红军和白军，在国恨家仇面前已经成为友军。但牟廷芳小肚鸡肠，仍然耿耿于怀，不忘报仇。因此，当他听说新四军要从自己的地盘经过的时候，就想报仇。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合作抗日，他再怎么也不敢真正出手，只能借机刁难一下。没想到，新四军如此顾全大局，高风亮节，让他很是愧疚，感到无地自容，对我军的态度也迅速转变。

解放战争期间，牟廷芳深受蒋介石赏识，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官，但是对内战态度消极，没有主动进攻解放军，以至于被蒋介石撤职，1953年在香港病逝，此乃后话。

这批留下的蒋军伤员人数确实不少，有300多人，这给本来就人力物力资源短缺的新四军医院带来很大压力。在此情况下，栗秀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正在住院的新四军伤势较轻，或者已经快要康复的伤员提前出院，住在老乡家。

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上级，栗秀真自己做主，承受巨大压力。不过事后请示上级之后，上面并没有责怪她。

栗秀真带着医务人员度过了多少个紧张的白天，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94军的大多数伤兵很快康复。

以前受牟副军长的影响，很多蒋军官兵对新四军充满敌意，没少跟新四军搞摩擦，如今见新四军医院的天使们以德报怨，哪怕是铁石心肠也被感动。

临走之前，有的士兵来到院长办公室说：“栗院长，我们想参加新四军。”

栗秀真听了连忙笑着解释说：“我们现在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你们如果参加新四军，我党没法给重庆交代。”

经过一番劝说，栗秀真才让那些士兵依依不舍离开。

也并非所有伤员都感激新四军，也有一部分人中毒太深，对新四军看法不变，说我军救治他们是有目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新四军为啥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就是想策反咱们，谁要是不同意的话，到时候都会被活埋。”伤兵中，一个姓吴的副官说。

1940年7月下旬，是桂军伤员归队的日子，栗秀真设宴为他们送行。聚餐时，发生了意外。酒过三巡之后，有个副官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打开保险。

在场的人目睹之后，全都看震惊不已：这小子要干什么？幸好，一旁有个国军士兵反应敏捷，瞬间将其控制，把枪夺下，危机得以解除。

副官为什么这样做？

审讯他的时候，他说：“我听到有人说，新四军要设鸿门宴，在宴会上将我们解决。所以我就偷偷带了一把手枪，打算万一到时候，跟你们新四军拼个你死我活。”

栗秀真听了哭笑不得：“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常干坏事，认为别人也像自己一样卑鄙、龌龊。”

那位副官这才知道自己上当，误解了新四军，但是他仍旧忐忑不安，认为新四军饶不了他。结果出人意料，他不但没有被惩罚，手枪也物归原主。

他激动地说：“我这辈子啊，都不会再向新四军开一枪！”

常言道，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靠暴力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真正笑到最后的，是跟正义站在一起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栗秀真先后担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防疫司副司长。

来源：《栗秀真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