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华帝国的剧烈转身

紫网2023-10-16 08:50:340阅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十五日，那是一个让唐玄宗终身难忘的日子。

那天，他原本与往常一样，在陕西临潼骊山西北麓的华清池，与爱妃杨玉环一起惬意地沐浴着温泉。每年十月，他都要携杨贵妃到此过冬。忽然有人骑快马来报：安禄山反了！

唐玄宗有些错愕，他并没有立马相信。接下来，平原郡太守颜真卿带来的消息，让他不得不相信：安禄山确实反了。

河东、平卢、范阳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杀宰相杨国忠的名义，联合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

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忠臣排行榜上排名数一数二，尽管安禄山已“谋逆十余年”（《旧唐书·安禄山传》），尽管早有臣子明里暗里提醒过他，安禄山的野心，但他均未放在心上。

此刻，唐玄宗只能为他的盲目信任买单。

不仅如此，整个唐朝，都在为“安史之乱”买单。

而且，当时的人们无法预料的是，这场动乱的余波，在历史上的影响将远超一个朝代。

唐玄宗画像

政治暴发户

备受唐玄宗信任的安禄山，其实是个“外国人”。

“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根据安禄山的自述，他本是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

出身“互市牙郎”的胡人混血儿安禄山，原本是边境地区集贸市场的“中介”，年轻时，他游走于各国贸易商之中，从中撮合，巧言令色、善于攻心。

安禄山与第一份军事工作的BOSS——时任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首次相遇，竟是因为偷盗被抓。张守珪当时要杀了他，他疾呼：“将军不是想灭奚和契丹吗？为什么要杀壮士呢？”这次面试很成功，被一语戳中的张守珪留下并重用了安禄山。

安禄山随后跟随张守珪，在讨伐奚人与契丹的战斗中，因为军功逐渐升迁，并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

而懂人心、善钻营的安禄山进一步靠演技，将唐玄宗深度套牢。

剧照：安禄山的谄媚，颇合唐玄宗的胃口

为了讨好唐唐玄宗，他强烈要求做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养儿”，每次见唐玄宗，总是先拜贵妃，然后拜唐玄宗，并巧辩说：“胡人的习俗是先母后父”，唐玄宗被逗得很开心，不得不说，他对唐玄宗与贵妃的忘年恋拿捏得很精准！

他擅长将肉麻的拍马屁行为，转变成忠诚的假象。安禄山体胖、肚子大，有一次，唐玄宗问他腹中装了些啥，他答道：“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一颗对皇上的赤诚忠心。”

当然，这种土味情话，也得唐玄宗受用才行。

“外国人”安禄山在唐朝一路开挂，混得风生水起，还搞起了“兼职”，兼任河东、平卢、范阳三个地区的节度使，作为这三地的军、政、财权最高长官，安禄山手下拥有18万多精兵强将，随着实力的扩张，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

对此，尽管朝中已有多人察觉安禄山的谋逆之心，但唐玄宗对此并不以为然。

皇帝堕落

在处理安禄山的问题上，唐玄宗的失察与大意，也与他个人思想和执政理念的变化深切关联。

从公元712到756年，将大唐帝国推向鼎盛、创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对于治国理政的疲惫感越来越重，随之而来的，是享乐主义的萌生。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外四种，一是老子的政治哲学，“无为而治”，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听任自然；二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所提出的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严刑峻法；三是儒家所谓仁政理想，统治者发政施仁，君贤臣良，以德治国；四是礼法并用，礼以导人，法以禁暴。

唐玄宗的前半生，在皇帝事业上干得风生水起，他礼法并用、勤勤恳恳、励精图治。那时，他的理想很纯粹——追求实现像唐尧、虞舜那样的盛世。

他确实做到了。开元年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太平盛世。

对此当初的盛况，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回忆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太平盛世之下，大唐帝国的人口也在蹭蹭上涨。

唐代初期，受隋末战乱影响，天下户数只有200多万，而经过唐代一百多年的治理，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由唐朝中央控制的纳税户，达到了906万户，共5288万人，是唐朝建国初期的4.5倍，“户口之盛，极于此。”

自我感觉良好的唐玄宗，开始飘了。

就像某些尖子生寒窗苦读十年，考上名牌大学后，那种成就感和安逸感突然上升，于是不好好学习了，开始放纵自我、迷失方向，自满自足，骄奢淫逸成为贴在他身上的新标签。

尤其，年岁渐长后，出于对肉身长身不老的追求，追求长生开始占据唐玄宗的灵魂，而杨贵妃则控制了他的肉体，这二者都让他们越来越崇尚“清静无为”，执政理想也切换为老子模式。

唐玄宗认为自己可以享清福了，想要“将朝廷事务，悉数交由李林甫去办”，于是也有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的享乐纵欲生活。

对于唐玄宗的“堕落”，开元时期的名相张九龄，可是亲身经历者。

唐玄宗与张九龄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当时，事业发展正如日中天的张九龄，遭遇母亲病故，需“丁忧”还乡（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但张九龄还没到“丁忧”期满，唐玄宗就迫不及待地召他任职，可见对他的器重。

张九龄为人正直，对于理想全力以赴，对于目标坚定执着，但不太能体会私人关系的微妙复杂。起初，唐玄宗虽然觉得这个人说话太直接，但尚能接纳他的建议，但慢慢的，他开始不待见张九龄了。因为他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听自己喜欢听的话。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手下担任平卢将军，讨伐契丹时吃了败仗，唐军损失不小，安禄山负有重大责任。按军律当杀头，张九龄坚持依法处斩，“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有后患。”然而，唐玄宗却不忍心杀他，最终还是想办法赦免了安禄山的死罪。

敏锐的张九龄看到唐玄宗对胡人边将过分纵容，不由忧心忡忡。

眼见大唐帝国驻守边疆的边将权力不断扩大，张九龄一直试图抑制边功，包括后期唐玄宗想要提拔边将作宰相，他均投了反对票，而对于朝中事务，他也经常不顾唐玄宗的喜好，耿直谏言。

久而久之，这当然让唐玄宗倍感不爽，并慢慢疏远了他。

在唐玄宗心中，他的天平开始倾向事事迎合他的李林甫。

李林甫通过结交宦官和妃嫔，深入调查，研究唐玄宗的一举一动，每次说话都能说到唐玄宗心坎里。他的权柄随着唐玄宗的对他的信任而一路飙升。

最终，“柔佞多狡数”的李林甫，靠逢迎巴结攀上高位。

而张九龄却在李林甫持续性的恶意中伤下，被罢官了。

李林甫担任宰相的十九年，可以总结为一部电视剧，叫做：那些年他做过的坏事。

围绕着自己人生篇章的中心思想——如何巩固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宰相权位，李林甫步步为营。

他让谏官禁言，“大家都看到仪仗队的马了吧，平常享受三品马的饲料，但要是敢乱叫一声，立马被开除。”这是他上任宰相后召集谏官们开会的公开威胁。

他对才能高于自己的人，精心提防、重点打击，尤其善于表面友好、暗中陷害，“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于是乎，在唐玄宗的纵容和李林甫的打击下，大唐帝国内部富有才学和政治远见的官员过早退场，善于玩弄权术、吹捧老板的奸臣当道，和堕落的皇帝深度绑定，政治清明的风气逐步遭到破坏。

剧照：越来越喜欢享乐的唐玄宗，正在酝酿帝国的灾难

外国雇佣兵

影响远不止于此。

西方学者认为李林甫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干练，在他任期内朝政治理也算井井有条。

但他是个投机客，妥妥的利己主义者。

这样的人越是能干，对历史越是起到反作用。

李林甫的“募兵制”和他对胡兵的拥趸，将唐朝逐步拉入深渊。

唐朝以前，中国兵制是府兵制，有点像屯田2.0版本，是一种兵农合一制。

官府通过均田制，把战后无主土地，赏赐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一方面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征发部分农民农闲时训练，必要时为国参战。

参加府兵的即便不是个富二代，至少也是小康之家出身，因为“先富后穷，先强后弱，先多地后少地”的招兵标准，能保障穷人不断了香火，还能抑制兼并。

府兵们经常可以在朋友圈凡尔赛一下，比如去中央卫宿时，在皇宫和皇帝一起骑射啊，因战功被赏赐啦，那时候成为一名军人，意味着被“点赞”加关注！

后来，均田制逐渐陷于瘫痪，连田都没有了，原来的征发原则成了纸上空谈，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且政府开边，当兵没法复员，总是一去不返。当兵成为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跳的坑！大量府兵逃亡。

唐代到了武则天时期，府兵开始出现明显缺额，朝廷不得不允许各地自行组织团结兵，到了唐玄宗时期，情况进一步恶化，随着府兵的锐减，军事防务缺口也越来越大。

此时，李林甫的新政——募兵制出场：在他眼里，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政府开始花钱招兵。

749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发生前6年，唐朝中央停发了用于征发府兵的关键道具——“鱼书”。

从此，成为一名军人不再有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而只是为了饭碗。

从此，国家失去了与其高度绑定的府兵，一旦发生不测，只能允许地方募兵，募集军队的权力开始从天子手中流失。

“募兵制”确实迅速缓解了唐朝政府防务的燃眉之急，但募兵制与藩镇的杂烩，在李林甫的推动下，开始演变为雇佣兵及雇佣将领引进机制。

当时，作为宰相的李林甫十分忐忑，他眼见各个地方的节度使凭借军功、实力不断壮大，而喜欢“出将入相”的唐玄宗又倾向于招徕边将入朝为官，这让李林甫颇感威胁，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李林甫献出毒计，那就是，从边将的人员结构入手，通过提拔胡人将领来破除威胁。

为何？因为他们是文盲啊！

“胡人勇敢果断，习于战斗……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使他们称心如意，这些人都能为朝廷效命疆场。”他上奏唐玄宗的理由显得冠冕堂皇。

于是，被李林甫深度麻醉的唐玄宗，完全忘记了民族界限。

此后，从唐玄宗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大唐帝国边境各大军区开始大规模提拔胡人将领，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成为了驻守边镇的节度使。

于是，“唐朝的府兵一变而成为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地方的节度使，在与中央的互动中，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上下级间隶属的姿态。”（陈寅恪）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钱穆《国史大纲》）

当上节度使后，安禄山愈发戏精上身，他对唐玄宗的谄媚可谓无以复加：

“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

“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虫）食臣心。”

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

在唐玄宗心目中，安禄山是一位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将军，是帝国东北的擎天捍卫。“安禄山叛乱？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占有欲、嫉妒心、不平衡等诸多心理的推动下，早已“黑化”，并将叛乱逐渐提上日程。

这种叛乱的迹象，甚至连诗人李白都意识到了杀机。

李白于天宝十一载（752年）“十月到幽州”，看到的景象是“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诗人李白察觉到，朝廷派这样一位拥有强兵的外国将领领导东北防务，无异于引狼入室。

唐玄宗即将自食其果。

剧照：老来昏聩的唐玄宗，最终自食其果

破国梦魇

说什么都晚了。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755年12月），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势如破竹。沉浸在天下太平幻想中的唐玄宗，不得不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事态发展很快超出了唐玄宗的想象：当年十二月十二日，东都洛阳失陷。

安禄山的叛军迅速挺进，到了次年（756年）六月九日，作为关中地区门户的潼关失守，长安危在旦夕。

眼见形势危急，当年六月十三日黎明，唐玄宗与杨贵妃姊妹，以及皇太子李亨，和大臣杨国忠等人仓皇逃出长安。

六月十四日，行至马嵬驿时，士兵们早已疲惫不堪，群情激愤的他们，在骚乱中一举杀掉了祸乱朝政的宰相杨国忠。

眼见军队骚乱，唐玄宗还试图安慰将士，但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哥，杨贵妃不死，兵变的参与者岂肯善罢甘休，否则他们自己日后必遭报复，于是，哗变的军队强烈要求诛杀杨贵妃，

身为落难天子，唐玄宗早已无力掌控局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贵妃被“赐死”。

而作为马嵬驿兵变的幕后主使者和最大赢家，已经在唐玄宗阴影下，做了多年太子的李亨，随后以领导平叛的名义北上，而胆怯的唐玄宗则西奔入蜀。

乱世之中，胆怯逃亡的唐玄宗，很快就被时代所抛弃。

当时，太子李亨迅速北上朔方军大本营灵武，在众人的拥戴下，李亨在未征得父亲唐玄宗同意的情况下，自行登基即位（后世称为唐肃宗），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随后，李亨迅速派遣兵马南下东征安禄山叛军。

而被蒙在鼓里的唐玄宗，在得知消息后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他的“尧舜梦”，破灭了。

一年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九月二十八日，唐朝官军收复长安。

当年十月十八日，东都洛阳也顺利光复。

尽管安史叛军仍未完全平定，但唐肃宗李亨还是举行了盛大的还都仪式，在臣子的导演下，唐肃宗安排了一出传承“大戏”，象征性地补办了皇位传承仪式，唐玄宗对此也颇为配合。

因为唐玄宗明白，他已然大权旁落，成为一个被儿子处处提防的“太上皇”了。

宦官的存在感

唐玄宗返回长安仅仅三年，到了上元元年（760年），他就被儿子唐肃宗李亨“礼送”到了太极宫监视居住，李亨对父亲名为“礼送”，实则软禁，而替他出面干这个脏活的，是宦官李辅国。

在安史之乱以前，宦官只是大唐帝国内部，一个不起眼的人群，但唐玄宗重用边将和信任佞臣，导致重大动乱，这也给唐肃宗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此后，唐肃宗或许产生了某种PTSD一样的症状（俗称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提防，他开始重用宦官来制衡军将和大臣。

此前，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时，团队成员寥寥无几，只有河西节度使、朔方军节度使等几人辅佐，但对军将发自内心的猜忌，使得唐肃宗忧虑不已。

相比之下，当时帮他出谋划策发动马嵬驿之变，协助他兵变夺权的宦官李辅国，则成了他高度信任的少数亲密派。

于是，在唐肃宗李亨和此后多位唐代皇帝有意或无奈的纵容、配合下，大唐帝国的宦官们例如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等人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拼命刷存在感。

他们有一个重要职位：监军使，皇帝派他们去监督和牵制地方将领的行动。

宦官们虽然不懂军事，但深谙讨好卖乖，获取信任之道。

染指军权的宦官会为了反对而反对。

战争胜利了，他享监军之功，战争失败了，他可以甩锅给主将。

他们让皇帝们觉得，用宦官来掣肘地方将领，简直好使过头啦！

实际上，他们的戏太多，直接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恶化。

例如率军收复长安、洛阳的郭子仪被罢军权，就是栽在宦官鱼朝恩之手。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安史叛军与唐军在相州展开激战，当时，唐肃宗因为防范武将而不愿意设立元帅，只派宦官鱼朝恩监军，结果鱼朝恩瞎乱指挥，导致唐军大败，鱼朝恩事后则将责任推诿到郭子仪身上，致使郭子仪被罢兵权。

而在安史之乱中立下显赫战功，绰号“来嚼铁”的名将来瑱，也是被宦官程元振诬陷通敌，最终被赐死。

另外，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的名将李光弼，则因为得罪宦官程元振、鱼朝恩而不敢入朝，最终抑郁而终。

在皇权的纵容下，安史之乱后的宦官群体开始崛起，日后，他们将与在安史之乱中崛起的藩镇一起，成为终结大唐帝国的两大杀手。

在中国古代史中，汉代与明代虽然也曾出现宦官专权现象，但汉代宦官始终仍受到士族和外戚的制衡，明代宦官则始终听命于皇权，只有唐代的宦官真正掌控了皇权，在唐代后期宦官甚至可以任意废立皇帝，例如唐宪宗等人甚至被宦官所谋杀，对此清代学者赵翼总结说，“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扰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官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剧照：唐代的宦官之乱，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大唐终结者

终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宦官之乱的，是军阀朱温。

前面曾经提到，随着中唐时期府兵制的破坏，募兵制开始兴起，而募兵制带来的结果，就是早在安史之乱以前，拥兵自重的将领就开始形成了藩镇的基础，另外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中央为了安抚内乱，对安史叛军采取了分化、收买、瓦解等手段，这就导致部分安史叛军作为藩镇遗留了下来，此后，尽管唐宪宗和唐武宗等有为之君多次发动针对藩镇的战争，甚至一度取得骄人战果，有力震慑了各个藩镇，但都好久不长，藩镇仍然长期肆虐存在于大唐帝国内部。

尽管如此，唐朝中央与藩镇仍然维持着表面的君臣关系，让大唐帝国得以苟延残喘。

但安史之乱以后，长期的战乱、动荡，导致北方人口大量死亡、逃难、离散，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纳税户，从安史之乱前的巅峰时期的906万户，锐减到了400多万户，随着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土地和人口不断锐减，唐朝中央兵源、税源锐减，财政危机也在不断加剧，这就导致了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日复一日、变本加厉。

在这种深刻的矛盾下，晚唐时期，最终爆发了王仙芝之乱和黄巢之乱，而在平定黄巢之乱的战争中，藩镇势力更加恶性膨胀起来，最终，曾经作为黄巢部将、后来投降唐朝逐渐做大的军阀朱温，在唐朝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挟持了唐昭宗，并于天复三年（903年）团灭了第五可范等700多位宦官，至此，从安史之乱以后，长期控制皇权的宦官势力被歼灭，但与此同时，被军阀掌控命运的唐昭宗及唐朝中央，也走到了末日之境。

不久，朱温杀害唐昭宗，立唐哀帝，到了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干脆废了唐哀帝，并改元开平，建立后梁，唐朝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