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专家竟是窃宝大盗！2002年承德李海涛盗窃国宝大案侦破始末

人之意2024-02-17 12:07:240阅

2002年年底，一则来自香港媒体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批观音像及佛像文物，于去年运往山西展览途中被窃，涉及逾百件古物，价值不菲。去年10月底约有20件文物经佳士得拍卖行在港售出，总价值达390万港元。其中最名贵的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在拍卖中以高达227.4万港元成交，由香港一位古董商拍得。”

在海内外一片舆论声中，中国著名明清史专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出面公开辟谣，称故宫博物院近20年根本没有组织运送文物赴山西展览，所以关于故宫文物“运往山西展览途中被窃”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国宝流失则是事实，只不过被盗的国宝不是来自故宫，而是来自承德外八庙。

2002年10月28日，国际知名的佳士得香港拍卖行在香港举办“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拍卖会，现场拍卖49件拍卖品中不乏绝世精品，尤其是那尊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头戴五叶宝冠，端坐莲座之上，面貌祥和，更是罕有的珍品。参加拍卖会的中外富商纷纷举牌，其中20余件文物分别被20位香港、德国、法国、瑞士籍的富商以高价拍得。

拍卖会举办期间，一位来自内陆的文物专家恰好在香港访问，听说佳士得拍卖行所拍文物不少是国宝级的皇室珍宝后，立即赶往拍卖会场。而现场的情景更让他难以置信，因为根据他的经验，所拍文物绝对是真品，而且大多数文物上标有“故字留平”的字样及编号，而“故字号”是故宫藏品的标志。

故宫的文物怎么会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上？

事关重大，这位文物专家立即向内陆文物主管部门作了汇报。国家文物总局立即通知公安部联同香港警方对拍卖品进行清查，发现20余件文物确实标有“故字号”。经调查，委托佳士得拍卖这批故宫文物的人，是一名持有英国护照的中国女子。

为确保国宝的安全，香港警方通知佳士得拍卖行，暂时不得拍卖这20件文物，买方也不得将这些文物从香港运输出境。

警方通过文物专家了解到，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故宫曾于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调拨部分文物支援包括山西博物馆和承德八大处(现外八庙）在内的几个地方博物馆建设，被支援的博物馆都可能藏有“故字号”文物，因此标有“故字号”的文物不一定都是故宫的藏品。这就将调查的重点转到故宫调拨文物上来。

故宫博物院根据所拍部分文物上的编号，查阅底册很快查实，被拍卖的“故字号”文物确属故宫调拨的文物，调拨时间为上世纪70年代，地点为承德八大处。

根据从故宫得到的线索，警方和国家文物部门的专家立即前往承德文物园林管理局所属的外八庙管理处进行追查，可此时外八庙工作人员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因为文物库管理森严，需办理相关手续，再通过3道大门，库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设备，保安人员24小时轮流看守。

调查人员进入外八庙文物库后，琳琅满目的文物摆满了整个库房，但专家很快就发现，其中多件竟是伪造得极为逼真的赝品。

不容置疑，外人要通过层层关卡进入文物库绝非易事，而且能将赝品伪造得如此逼真，也绝不是外行所能达到的。那么盗窃文物的犯罪分子很可能就是圈内人士。

这个人会是谁呢？

这个消息立即在外八庙引起了震动，大家议论纷纷，猜测着种种可能性，与神情自若的同事相比，有一个人虽然也照样上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因为他平时话就不太多。但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那个从不离身的大背包。这个人是外八庙的文物保护部主任李海涛。

大背包几乎是李海涛的身份象征，同事们也对此司空见惯，专案组在承德调查期间，李海涛一直陪同四处清查，但即使这个时候他也总是背着那个大包晃来晃去，从没有改变过。不过他这个习惯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正当警方将视线集中在李海涛身上的时候，2002年12月，香港方面传来消息，知名美籍华裔富豪李春平是在香港拍卖的那批“故宫”文物的真正卖主，已被香港警方羁押。据李春平交代，这批文物是由外八庙的一名宫员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通过他人陆续卖给自己的。这个神秘的幕后人物就是李海涛，而他那个经常背在身上的大背包原来就是大量珍贵文物外流的“秘密通道”。

2002年12月8日，承德警方对李海涛实施速捕。也许李海涛早有预感，在民警对他采取措施时，李海涛一言不发，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跟着民警离开了家。

在李海涛家的搜查让专案民警大开眼界也大为震惊，在他150多平方米豪华住宅的书房里，有一个巨大的橱柜，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的珍贵文物，俨然一个小型的家庭博物馆。民警在李海涛家中起获的各类文物足有上百件，现金100多万元。最后，经文物专家清点核查后认定，摆放在他的“小博物馆”里的文物中有20多件是他利用工作之便盗窃的馆藏文物，其余部分则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所掌握的文物知识，通过不同渠道私下收购的。

垂头丧气的李海涛说，他本以为自己盗窃文物后，都精心伪造了足以乱真的赝品放回原处，短时间内不易被识破，所以打算先将已盗回家尚未来得及转手倒卖的馆藏文物转移出去，可随着新闻的披露，他没有机会转移文物，只好坐以待毙。

“李海涛就是文物大盗”的真相让人感觉难以置信，这个沉默内向、只知道埋头搞学问的书呆子，怎么成了轰动全球的国宝失窃案的主角了呢？

李海涛20世纪80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承德文物管理部门担任文物保管员。那时他对文物知识一窍不通，基本上是个门外汉，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非常感兴趣，又勤奋好学，不久，单位派他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李海涛很快就在圈子里崭露头角，在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方面很有成就。

2002年，刚满40岁的他就获得了副高职称。随着对文物知识的研究，在李海涛成为专家的同时，也逐渐了解了文物的价值，“这里的东西随便弄一件卖掉，就能变成万元户。”面对那些国宝级的璀璨文物，李海涛常常想入非非。

他逐渐发现，单位在文物管理方面存在着很多可以利用的漏洞，如何利用这些漏洞，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馆藏文物据为己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思冥想，李海涛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凭空少了一件文物，盘点时肯定会被人发现，如果先将真品从文物库偷出来，再做一个赝品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不仔细观察，很难看得出。

要将赝品做得以假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难不住李海涛。因为很多珍贵的馆藏文物，为了避免损坏，经常用仿制品代替真品参加展览，以此名义做个仿制品根本不会引起怀疑。问题是怎样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真品带出文物库，他想来想去，眼睛一亮，想出了一个办法。

从那时起，他开始背着一个大背包上下班，起初有同事感觉好奇，问他总背着个大书包干什么，他说里面装着很多文物研究的教材。这个背包他足足背了半年，当大家见怪不怪的时侯，李海涛终于向馆藏文物伸了手。

1985年，他卖出的一件文物在天津被拍卖，上面还贴着承德外八庙馆藏文物的标签。李海涛吓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后，却没有任何人过问，他的胆子更大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就这样被他一包包背出文物库，转眼就到了文物贩子的手里。

20世纪90年代，李海涛在被提拔为文保部主任后，先后将文物库所有3道门锁的钥匙悉数搞到手中，这样盗窃文物就更便利了。

有一次，他与一个文物贩子谈好价钱，要出售一尊国家二级文物铜制无量寿佛，他打开了文物库的3道门，很轻松地将文物搬出。后来因为价钱的问题没谈拢，两天后又将这尊佛像悄无声息地送回了原处。

盗窃、销赃、寻找买家，仅靠李海涛自己很难做到，在十几年的时间中，他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销赃网络，其中既有承德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有外地的文物贩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李海涛盗窃的文物越来越多，但仍然没有被人发现破绽。看自己的犯罪行为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他心中残存的一点不安和内疚也随之荡然无存，原本只敢对价值较低的文物下手的他，开始将下一个目标盯上了国宝级文物。

清乾隆彩粉描金无量寿佛坐像是上世纪70年代从故宫调拨来的国家二级文物，属国宝级文物，李海涛将佛像悄悄换出文物库后，在家中爱不释手地观赏了几天。起初他想到这么罕见的国宝外流，可能会引起关注，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但想到十几年来平安无事，而且一倒手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钞票，还是仗着胆子倒卖了出去。后来又把属于国家二级文物的银质曼达等珍贵文物一一盗窃倒卖。

十几年倒卖文物，李海涛早就成了拥资数百万的“大款”，不过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清贫形象，生怕得意忘形中露了馅。李海涛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一下班就往家里赶，从来不去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一年到头骑着一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从离单位很远的家里赶来上班，即使下雨天也很少坐出租车，他连一双像样的皮鞋都没有穿过，平时穿的总是二三十元的廉价衬衣，有的已经旧的不成模样了还舍不得扔。

所有清贫的假象都是李海涛用来掩盖自己犯罪事实的工具。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李海涛的犯罪行径晾晒到了阳光之下，十年时间共偷走文物259件，一共获利300多万，案发后还有57件文物未能追回。而曾与他相互勾结、倒卖馆藏文物的23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入法网。

李海涛被羁押后，他没有闲着，他对当时文物管理的缺陷和漏洞进行了深入分析，还写了书面建议，也许他结合自身实际的建议能给文物保护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思路吧……

2004年，承德中院对“国宝大盗”李海涛进行了公开宣判，最终李海涛被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