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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阉人的欲望、权力与婚姻

最爱历史本尊最爱历史本尊2024-02-27 12:07:330

至德二载(757),长安城重新回到唐朝的怀抱,李家王朝终于止住了坠亡的颓势。这座屡遭兵燹的城市正在慢慢舔舐伤口,新的权力结构也随之浮现。

四年之后,宦官李辅国被拜为兵部尚书,在城里举行了一场风光的授官仪式。李辅国去尚书省赴任的时候,武士们身披甲胄夹道护卫,朝廷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唐肃宗亲赐美酒佳肴,文武百官一同道贺。

这位大宦官,正式拥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外朝官员的头衔。

李辅国本是一个侍奉东宫的小人物,安史之乱给了他发达的机会。至德元载(756),叛军攻入长安,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由于唐玄宗多年的提防和压制,唐肃宗身边没什么可用之人,可依靠的只有随行宦官和为数不多的朝廷官僚。说是即位,实际就是搭起了一个战时的草台班子。

肃宗任命李辅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收复长安后,李辅国权倾朝野,朝臣所奏之事都要经过他的手才能上达天听。这样的架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人,李林甫。

然而,李辅国是个宦官,皇帝的家奴。

他虽有宰相的实权,却没有宰相的官衔。如此飞扬跋扈的大人物,走出内宫,和朝堂的三省六部长官站在一起,终究是个十足的异类。当上兵部尚书之后,李辅国多了几分底气,至少在面上,他能与外朝大臣平起平坐了。肃宗死后,李辅国即为司空兼中书令,取得了名义上的相位。

从皇家的仆从到朝廷的重臣,这是李辅国的权力之路。在唐朝,这样的故事似乎一直在复制。

一个熟读圣贤书的士人,多半会将宦官视为异类。阉人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毒瘤,会干扰正常政治的运行,最终导致亡国。这是人们对宦官政治的通行看法。然而,这个看法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唐朝在一场足以亡国的反叛之后,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之下,依然能够重建帝国,延续国祚一百余年?

李辅国。图源:影视剧照

游戏

权力是什么?

开元年间,正值少年的李辅国割掉裤裆里的那玩意儿,走进了守卫森严的皇宫。从那以后,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品尝权力。

每一个来到长安城的人,都不得不感叹其严谨、精巧的设计。隋唐的帝王确立了都城的骨架,这里的街道、坊市、宫殿无不遵循着一种森严的等级制。人们生活在其中,犹如棋盘上的棋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相互博弈。每当有人出局,或是有人上位,长安城的社会空间就会发生某种变化。要想玩得转这个游戏,首先得学会观察。

皇帝居住的宫殿,是整个长安城的中心,也是李辅国工作的地方。唐代有“三大内”:正北的太极宫,东北的大明宫,东部的兴庆宫。在太极宫里,有一个名叫内侍省的小机构,负责管理宦官。李辅国大概在这里接受了“职业培训”,认识了一群“同事”。他们被局限在内廷之中,每天就是伺候皇帝、皇子和后妃。只有地位稍高的宦官,才有出入宫廷的机会,比如替皇帝慰问大臣,为宫中采买物品等。

开元初年,玄宗移居兴庆宫,修建了一条“夹城复道”,可经过通化门直达大明宫,城墙高筑,行走其中,外人莫知。宦官们可以活动的地方,更大了。

唐代长安城平面图。图源:网络

外朝的大人物一般都住在皇宫附近,主要位于长安城的东部。

宰相李林甫住在平康坊。本来,宰相一般要在午后六刻下班,李林甫上奏,如今天下无事,干脆上午巳时回家。此后,许多政务直接在李林甫家中处理,平康坊俨然成为了一个政治中心。

边将安禄山深受唐玄宗喜爱,常常到京城来见皇帝。他本来在道政坊有个宅子,唐玄宗嫌其简陋,于是在亲仁坊的一处宽敞地方为安禄山另起新宅。豪华之极,堪称京城第一。

崇仁坊则是京城最热闹的坊里,它的西北角与皇城景风门相连,里面是尚书省的礼部贡院和吏部选院。进京参加科考的学子,和等待授官的士人,大都选择在崇仁坊休息。天下英杰,汇聚于此,一旦他们中有人被命运垂青,或许就能在长安城拥有一处宅邸了。

得宠的官僚、崛起的武将、未来无限光明的科举文人,都在长安城最富贵的地段拥有了一席之地。而在这些人的侧旁,宦官也挤了进来。

李辅国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始终是个小喽啰,不过,他攀上了一个大宦官——高力士。

唐玄宗在藩时,高力士便是其依仗的亲信。诛杀太平公主时,高力士出力甚多。开元末,唐玄宗逐渐懈怠,四方呈来的表奏,都要先给高力士看,然后再交予皇帝。

令人羡慕的是,高力士在翊善、来庭及兴宁诸坊都有宅邸,这些宅子都在长安城的东北部,靠近大明宫。天宝九载(750),高力士将自己的一处宅邸改建为保寿寺,穷尽奢华,寺内钟铸成之际,高力士为此设斋庆典,举朝都来捧场。他的妻子吕氏去世时,葬礼甚是隆重,从高力士的家到吕氏的墓地,挤满了拜祭的人群。

这些场面,可以用一个成语完美概括:趋炎附势。只是,谁能想到这样的权势竟会落到一个宦官头上。

高力士。图源:影视剧照

在李辅国给高力士当牛做马的时候,必然能够感受到一个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宦官走出了宫廷。工作外出时,他们或在军队当监军,或出使藩邦。闲暇之余,他们融入了长安城的上流生活。要么来到寺院给佛祖捐钱,要么去到市场赏玩鸟兽,要么在城里修建宅邸,要么在城郊购置良田。

高力士得势之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龙门石窟的一个小龛内,存有一碑,碑上的文字告诉我们:开元十八年,以高力士为首的一百余位宦官,捐造了四十八个西方无量等身佛像。宦官群体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才能供养佛教这只吞金的巨兽。

当然,这世上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论在什么地方,权力永远属于少数人。大多数的宦官依然看不到未来,他们只是游戏的旁观者。

侵吞

追逐权力的道路无疑是极为枯燥的。

李辅国长的丑,懂一点文字和计算,应该是一个上进的人。按部就班干了十几二十年,才抱到了高力士的大腿。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一个小官,掌管马厩的账册。天宝年间,李辅国因为养马养的好,受到上司的赏识,被引荐去了东宫,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安史之乱后,李辅国劝李亨赶紧与玄宗分开,这样才有自立门户的机会。李亨听从了李辅国的意见,北上灵武,尔后迅速称帝,借天下大义纠集兵马杀回了长安。

唐肃宗。图源:影视剧照

至德二载(757),唐肃宗回到长安,李辅国成了朝廷最重要的人物,不仅拥有朝政的决策权,还手握长安禁军。同年,唐玄宗也回来了,还有李辅国的老上司——高力士。

在某种程度上,李辅国要感谢高力士。

高力士为每一个有野心的宦官树立了榜样:他们可以利用亲近未来皇帝的身份,参与权力的游戏。而且,李辅国也继承了宦官信奉佛教的时尚,史载他“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按照其地位,他多半也是一个供养佛教的金主。

不过,对于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李辅国并没有一丝怜悯。他收走了唐玄宗养着的三百匹马,仅留下十匹,防止宫廷政变再次发生。继而利用唐肃宗的猜忌之心,上奏称“南内有异谋”,将唐玄宗从居住多年的兴庆宫里赶出来,迁到了有着层层监视的太极宫。最后,他将高力士流放到偏远的巫州。

权力重新洗牌之后,长安城的风景变了不少。李林甫的宅子变成了道观。崇仁坊损毁严重。李辅国住进了永宁坊,这里曾经住着两位节度使,一个是张守珪,一个是安禄山。而安禄山在亲仁坊的豪华大宅,迎来了军方的强势人物——郭子仪。高墙仍在,人自改换。

另一位大宦官鱼朝恩住进了光行坊。他效仿高力士,捐出自己在城郊的一处田庄,修建章敬寺,为太后祈福。由于木材不够,鱼朝恩拆除了皇帝的华清宫,曲江的亭馆,各官署的门庭,以及哥舒翰的旧宅,以充材料。

此时的长安城到处都能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声响:那是幼小的权力巨兽啃噬上一任巨兽的尸体所发出的动静。

值得注意的是,李辅国居住的永宁坊位于长安城东南,鱼朝恩居住的光行坊则在城西最南面,离皇宫都比较远。

历数唐朝宦官的住宅,几乎都在皇宫附近,方便他们出入宫廷。然而,李辅国是兵部尚书,鱼朝恩是判国子监事。他们都是国之重臣,不需要像那些卑贱的宦官一样每日游走在内廷之中,只是为了侍奉主子。长安之大,除了皇宫,何处住不得呢?

李辅国当上兵部尚书之后,仍不满足,向唐肃宗要求出任宰相,以便名正言顺地参决国政。唐肃宗委婉地说:以你的功劳,做什么官不可以。但是朝廷众人必然不认可,这怎么办呢?于是,李辅国暗示宰相裴冕让众人联名上书推荐自己,皇帝暗地里派人阻挠。

唐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了代宗,他对新皇帝说:“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此后,他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宰相之位,荣宠无比。

唐代宗画像。图源:网络

唐代宗和唐肃宗不同,和李辅国并没有多少私人的交情。这位皇帝很快对他起了戒心,表面上尊其为“尚父”,暗地里卸了他的兵权。没了爪牙,李辅国的宰相之位也被罢免。他想要进入中书省给皇上写谢表,守门人却说:您现在不是宰相,不能进。

李辅国绝望地说:“老奴死罪,事朗君(皇帝)不了,请于地下事先帝。”唐代宗不想公开杀他,派刺客取了李辅国的首级,丢进了厕所。事后,皇帝用一个木制的首级来葬李辅国,追赠太傅,谥号为丑。

到头来,李辅国也只是比高力士多走了一步。

制度

权力是什么?

同样的问题,如果问唐宪宗时期的宦官梁守谦,或许会有不同的回答。

元和五年(810),金吾大将军卢从史与藩镇王承宗相互勾结,图谋不轨,宰相裴垍知道后,劝宪宗要早做提防。唐宪宗听到之后非常惊讶,思考了许久,同意了裴垍的计划。裴垍劝宪宗不要声张,秘密进行。宪宗回答:“此唯李绛、梁守谦知之。”

论权势,梁守谦一定比不上李辅国。但是,梁守谦比李辅国更像一个大臣。元和年间,每当皇帝要商议大事的时候,梁守谦多半会与宰执大臣站在一起,共同议政。他并没有外朝大员的身份,却依然能进入决策层,只因他是枢密使,一个只由宦官担任、皇帝钦定参预政务的官职。

梁守谦不用费尽心力去争取什么兵部尚书、中书令之类的职位,只要他是枢密使,皇帝议事的时候自然会让他参与。这叫做制度。

高力士、李辅国们的崛起,更多是宦官个体伺机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们一旦倒台,权势就散了。

做个简单的类比,一个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当上了宰相,这代表不了什么。如果每年都有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源源不断进入政坛,就非常可怕了。这群人虽然免不了内斗,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面对武人、宦官、外戚乃至于皇帝之时,他们往往能拧成一股绳。这样,读书人的权力才能长久。

宦官自然也要有自己的“科举制”和“任官制”。

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宦官是如何走上政治舞台的。

唐朝是一个南部大开发的时代,来自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源源不断汇入长安,这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商品:人。当时,闽广等边陲地区的人口贸易十分兴盛,被掠卖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被阉割的童子。

这群童子在踏上北上的旅途之时,命运的分岔就已经产生。他们之中,大部分是被卖或者被抢掠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地方官员进献的阉儿。地方官员进献阉儿本意是讨皇帝欢心,必然挑选聪明伶俐的孩子,进行培训后,再送入宫中。比如高力士,就是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所进献的阉儿。他入宫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好的差事。那些没有背景的,只能干最苦最累的仆役。

关中一带也是阉儿的重要来源地。德宗、宪宗时期,皇帝有意启用宦官参与国政,为了提高宦官的文化程度,特意从长安中小官吏、禁军或平民子弟中选择聪明伶俐者入充宦官,即所谓“良胄入仕”。许多上层宦官也会把自己的养子送入宫中。

机会总是流向那些不缺机会的人。有背景的阉儿入宫之后,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当时,内侍省置宫教博士二人,课程包括经、史、子、集、老庄、诗歌、书法、律令、棋艺、筹算等,与国子监教授学生的课程几无差别。博士由饱览群书的宦官担任,比如高力士、吐突承璀等人。

因此,宦官精英基本上都学富五车、才干出众。考之历史,这些人无一不是从低级职事干起,在宫内当差数年,到了弱冠之年,如果显示出才干,或者背景深厚,就能获得官阶。他们就像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分配到一个要职,干个几年,很快便升官,一旦得到皇帝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能手握大权。

当然,大部分阉童没有文化,也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升迁的机会自然也少,一生只能在内廷蹉跎。

宦官出人头地之后,就不可能干那些养马、扫地、看门之类的粗活了。在皇帝的有意扶持下,他们的“职业选择”非常多。

唐宪宗重用宦官,以伸张皇权。图源:网络

最有权势、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枢密使。枢密使本来只是传话的宦官,他的工作就是把大臣的奏章呈给皇帝,再把皇帝的命令传给大臣。高力士干的就是这活,只不过由于唐玄宗怠政放权,高力士便能利用职务之便参预政务。到了宪宗一朝,枢密使执掌机要成了制度。

次一点的比如监军使、观军容使、宣徽使。前二者可以随军出征,监视藩帅。后者则是整个宦官系统的大总管,可以支配内廷财政。再次一点还有弓箭库使、军器使、十王宅使、飞龙使、五坊使、园苑使、营田使、梨园使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宦官担任的使职多达50余种,大到军国重事之裁决,小到狗马鹰隼之管理,几乎无事不统,无事不辖。

宦官毕竟是皇帝的家奴,直接担任外朝官职有点不合规矩。中唐以后,皇帝便给宦官头上冠以诸使的名号,他们便摇身变为皇帝的特派员,堂而皇之地走到政治舞台之上。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枢密使的权力明显与宰相重叠,可视作另一个宰相。外朝有翰林院,那么内廷就有一个翰林院使;外朝有礼部,内廷就有一个礼宾使;外朝有军器监,内廷就有一个军器使;外朝有将作监,内廷就有一个内作使……

外朝官僚有品、阶、勋、爵之区分,宦官也有。外朝官僚可以休假、丁忧离职、致仕,宦官也可以。外朝官僚享有追赠父母、封妻荫子、赠官、追谥的特权,宦官也有。

谁说宦官不是官呢?

东汉、唐、明是宦官猖獗的三个时代。东汉与明两代的宦官,要面对一个喋喋不休的反对派。在汉是“党人”,在明是东林党人。而唐代仅有一两次昙花一现的翦除宦官行动,官僚集团普遍缺乏反抗的动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宦官已经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了。

除了身体的缺陷和内心的自卑以外,一个宦官精英和一个外朝官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内相

既然唐朝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为什么还要再制造一个官僚化的宦官集团呢?

帝制中国时代,臣子的权力来源于皇帝,而信任又是权力的基础。

在唐朝,一个人的官职,往往并不能代表他的权势。比如尚书省的长官,按照唐初的制度设计权力应该很大,但他多半就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小角色。实际上,一些更能得到皇帝信任的人物,才能掌握决策权。

离皇帝最近的人,就是宦官了,特别是枢密使,天天都要见面。第二近的就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负责草拟诏书,工作场所就在宫禁之内,皇帝有什么问题,便会把他们喊过来询问。相比之下,外朝的官员与皇帝非常疏远,见面大都是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

就比如上文提到的故事,唐宪宗得知朝中有人与藩镇勾结,打算找两个人商议此事,一个是梁守谦,枢密使;另一个是李绛,翰林学士。

安史之乱后,像唐德宗、唐宪宗这样有为的君主已经充分觉察到一点:外朝的官僚已经不足以支撑起李家王朝。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猝然爆发,唐德宗“召近卫,无一人至者”,只有几个宦官和亲王相随。这样的朝廷,怎么能够应对藩镇以及外族的威胁呢?

唐德宗。图源:网络

皇帝不信任外廷,只能发展自己的内廷。梁守谦的得势,正是德宗、宪宗张扬皇权、重振帝国的产物。

梁守谦在德宗一朝以良胄身份进宫,弱冠之年即受重用。宪宗即位后,梁守谦任翰林院使,他与文人相处非常融洽,宪宗朝有三位宰相裴垍、李绛、李吉甫,都是梁守谦在任期间进入学士院的。或许,宪宗正是看重梁守谦这一点才提拔他为枢密使。如果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班底,最好还是和谐一些好。

元和十一年(816)冬,淮西之役进入最焦灼的时刻,唐宪宗派出梁守谦到前线督战。在此之前,梁守谦根本没有离开过京城,也没当过监军使。皇帝身边的枢密使都来了,足以证明唐宪宗孤注一掷的决心。梁守谦带着五百份空着姓名的委任状和无数金帛,这是一个信号:想要荣华富贵,就打赢眼前这该死的仗吧!

正是梁守谦在北线督战期间,战事有了重大突破。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初,唐军在郾城大败淮西军。郾城距离蔡州城不过五十里,这场战役引起吴元济的恐慌,也为后来李愬奇袭蔡州埋下了伏笔。

战后,无论是偏向文人的韩愈《平淮西碑》,还是偏向武人的段文昌《平淮西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梁守谦监护诸军的功劳。

梁守谦在帝位交接之时也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史书里常说,元和以后,唐朝宦官操纵了皇帝的废立。这个说法只说出了一部分的事实。学者李树桐在其《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唐代前期帝位的继承更不稳定,武力夺权属于常态。反而唐后期较为稳定,皇位大多都由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文宗之后,才出现了不正常的帝位继承现象。

其实,每个皇帝死亡,都会引起政局动荡。这时,就需要一个重臣站出来主持朝局。这个角色是士大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可是这个角色换成宦官,撰史者就要口诛笔伐了。

宪宗因服用丹药而导致病危,朝廷内外都认为太子李恒是合法继承人,包括梁守谦。另一个宦官吐突承璀想要发起挑战,另立太子,然而没成功,事后还遭到了清洗,唐朝政权平稳过渡到唐穆宗手中。梁守谦的墓志记录了此事:“时皇帝(宪宗)升遐,宗社未定,公首册储贰,肃清宫闱,又加宠命。”说明梁守谦是唐穆宗的坚实后盾。

敬宗的暴毙和文宗的即位才是真正坏规矩的大事。细究历史,我们会发现,谋杀敬宗的人都是侍奉敬宗起居和陪他玩耍的亲信。他们想要专断皇权,宦官上层自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行为。梁守谦和裴度再度合作,不费吹灰之力剿灭了乱党。

裴度。图源:网络

如果抛开梁守谦的宦官身份,以他历事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的经历,绝对担得起国之重臣的名号。

文宗一即位,年仅四十九岁的梁守谦就致仕了,以最体面的方式走下政坛。

他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皇帝想要效仿他的祖父唐宪宗重续帝国,但他有相应的手腕吗?继任的宦官领袖还能做好一个“内相”的职责吗?

跋扈

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发生的时候,元和年间崛起的宦官只剩下仇士良一人了。

他的老朋友们要么病死,要么被唐文宗打成了“元和逆党”、逐一翦灭。而他利用皇帝“以宦制宦”的策略,晋升为左神策军中尉,掌握了中央禁军。

宦官的官僚化,动了外朝官员的蛋糕,双方的对立日益尖锐。梁守谦与裴度开创的内外大臣合作之局面,一去不复返。甘露之变中,仇士良对企图诛灭他的官僚集团展开了血腥报复,前后屠戮二王、一妃、四宰相、朝臣及金吾卫兵等株连者一千余人。宦官群体内部甚至发出这样一种声音:“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

权力是什么?四个字,生杀予夺。

此时的仇士良,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宦官的领袖、神策军的首领,然后才是国家之重臣。

和宦官的崛起很像,神策军的发迹同样源于皇帝对现有系统的失望。

起初,神策军只是一支西北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一千余神策军回援京畿腹地。代宗派宦官鱼朝恩将其接收,同时编入当时在陕的各路边防军,组成了新的禁军。在建中四年的动乱中,唐德宗出奔奉天,文臣武将逃亡、投敌者甚多,宦官却无一人叛变。于是,德宗决定把神策军交由宦官执掌,长官为左右神策中尉。

神策军是一支担负着禁卫、征战、以及驻守京畿等诸多任务的军队。它是皇帝绝对的嫡系,是李唐王朝在藩镇林立的形势下赖以生存的支柱。这支军队招最魁梧的人,戴最好的盔甲,持最好的兵器。神策中尉虽然不能像枢密使一样参预朝政,但却能利用这支军队武力夺权。这正是仇士良的底气所在。

仇士良。图源:影视剧照

本来,宦官群体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团伙,也会内斗。神策左军和神策右军时不时也会来点小摩擦。如果出现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立马就能抱成团,一致对外。

大和九年(835)十二月,神策军在长安城横行霸道,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过问。官僚集团立马将其撤换,推出了一个强硬派薛元赏。有一天,薛元赏拜访宰相李石,却听见李石正与一人争辩。薛元赏在暗中观察,才知道是神策军的将领在闹事。

薛元赏冲进屋子,看也不看那名军将,却对李石说:“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说完,他出门上马,命令手下擒住军将,按朝廷律令将其发落到马下桥,脱其衣,使其下跪。

仇士良得知此事后,立马派人来告诉薛元赏,想见他一面。薛元赏自然知道仇士良想为军将求情,于是说:“属有公事,行当继至。”杖杀那名军将之后,薛元赏身穿白衣前去面见仇士良。

仇士良大怒道:“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薛元赏回答:“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言下之意,神策中尉和宰相都是大臣,要是宰相的手下对你无礼,你会如何。无论在哪方阵营,敢犯上的人一定要坚决地打压。

仇士良自知人已死,无可奈何,便邀薛元赏一同饮酒,两人欢饮而散。

相比元和时期,宦官的权势进一步强化。仇士良知道,他不可能消灭外朝官僚,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维护体制的威严才是要务。毕竟,仇士良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因此,他并没有怪罪薛元赏。

唐文宗郁郁而终,仇士良又拥立了唐武宗。武宗虽为仇士良所立,但也痛恨其独断霸道,他放权给宰相李德裕,逐步恢复外朝官僚的权力。虽然权宦跋扈,但也没到为所欲为的地步,唐武宗很快削去了仇士良的实权。仇士良被迫引退,离开之前,他给宦官们留下了一个固宠之法:

“为诸君计,莫若繁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宦官作为一个集团,已经脱离了皇权的控制,甚至皇帝都成了驾驭的对象。

大中八年(854),唐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前来论诗,屏退左右之后,皇帝悄悄问了一个问题:这些天外面怎么评价宦官的权势?

韦澳回答:陛下乾纲独断,非上一任皇帝可比。

皇帝听完,闭上眼睛,连连摆头:没有啊,没有啊,朕还畏惧他们呢,你有什么对策吗?

韦澳说:如果让外廷议论此事,恐怕又会上演甘露之变。陛下不如从宦官里面挑几个有才识的人谋划一番。

皇帝无奈地说:这是下策啊。朕已经试过了,我一步一步提拔他们,他们都感恩戴德。可是一旦这些宦官升至三品,能穿紫衣了,就和那些权宦抱成一团了。

可见,宦官集团已经变成一个为自身谋发展的庞然大物。

唐宣宗。图源:网络

延续

唐朝的宦官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家族的经营。

比如仇士良,他有五个儿子,全都官运亨通。长子仇从广,宣徽使;次子仇亢宗,曹州刺史;三子仇从源,阁门使;四子仇从渭,邠宁监军使;幼子仇从潩,“早通诗礼,承恩入仕”。除了次子之外,其余四个儿子都是宦官。足见仇氏家族之地位显赫。

会昌四年(844),仇士良有一子醉酒,在唐武宗面前闹事,直接被打杀,其亲眷通通被抓,流放于外。后来,又有宦官告发仇士良家藏武器,仇家被抄没。

然而,仇家并没有沉沦下去。

我们依然能见到许多仇家人的身影。大中二年(848),忠武军监军使仇文义丧妻,其妻王氏的墓志铭上写着“王氏,仇氏,家声赫奕”。仇文义共有4子,长子仇师约,左神策军云阳镇监军、宫教博士;次子仇师礼,右神策军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三子仇师本,掖庭令;四子仇师雅,荆南节度押衙。可见,仇家在宣宗一朝就重新振作起来了。

从古至今,经营家族都是维系权力的最好方式之一。问题是宦官无法传宗接代。因此,他们只能“虚构”出一个家庭,保证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可以延续下去。

组建家庭,得娶妻。学者杜文玉进行过统计,唐代宦官婚姻者,五品以上的的高层宦官占49.3%,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宦官占50.7%。这种比例可以说明,宦官娶妻是普遍现象,不会因为官职高低改变。而没有官职的宦官,大都无力娶妻。

妻子死后,宦官还要续弦;自己死了,还要与妻子合葬在一起;很多地位高的宦官也会纳妾。这些做法都是模仿当时的上流社会。

只有一些高层宦官能够娶到大家闺秀,比如仇士良的妻子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还有一些普通官吏为了攀附权势,也会将女儿嫁给宦官。比如高力士的妻子吕氏就是一个刀笔吏的女儿,后来这个刀笔吏官至少卿。也有许多宦官会选择与平民、军人、基层文吏进行通婚。

大部分宦官都是相互联姻。他们普遍有养子养女,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一代一代相承,形成家族,甚至还有家族的坟地。一般而言,年幼的孩子被宦官收养,在宦官家中长大,男孩大部分成了宦官,女孩大部分嫁给宦官。这就导致宦官的圈子特别封闭,也适合他们内部聚合,形成一个坚固的同盟。

在这种虚构的家庭体制下,宦官的权势得以延续并扩大。

如上面提到的仇文义,他的妻子王氏就来自一个宦官世家。王氏的兄长王元宥,官至枢密使,后又任左神策中尉。王元宥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宦官马公度,他曾任凤翔的监军使。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难怪仇氏能世代盘踞宫闱。

宦官虽然有权有势,但在社会上却是边缘人。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他们依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圈子。

唐朝宦官的社群有多大?以元和十五年为例,当时共有宦官4618人,其中1696人为上层,剩下的人没有宅子住,只能住在宫里。而这一千多上层宦官,扣除本为父子关系的人数,应该也有一千人。这一千人各自组成家庭,足以构成一个不小的社群。

心高气傲的文人若非趋炎附势,绝对不会想要与宦官交朋友;而有房有权的宦官也不可能屈尊和平民来往。宦官的社交主要面向一个群体:军人,主要是禁军。

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唐代的宦官大都住在一起,主要集中在长安城东北部的翊善、来庭、永兴等坊。而这些地方同样也是军人的聚集地。其次,他们都被文人排斥,有同病相怜之感。再次,宦官执掌神策军,还到处监军,经常要和军人打交道。

唐长安城宦官与军人分布图。图源:陈弱水《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

西安碑林有一个墓志,记录一个军人的故事。贾温是武威人,住在永兴坊,因为有一个亲戚嫁给了宦官马存亮,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当时,马存亮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于是安排贾温在神策军总管两市贸易。贾温这个人记忆力强,善于经商,任职不久,就给军队带来了15万贯钱的收益,他也因此升职。

从贾温的故事,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宦官社群的一角。然而,在这个社群里,家庭生活是不存在的。男人尚且能够追逐权力,女人便只能投身佛教寻求今生的解脱了。

分裂

到了唐末,宦官不断发展与军人的交谊,将自己的权力伸向了藩镇。

一般而言,藩镇武人桀骜难制,文士官僚不懂军事。皇帝为了控制地方,只能派遣神策军的将领。于是,宦官便利用社会网络,以“养子”之名大量招揽军人。在这个利益共同体里,宦官是军人的保护伞,为其保驾护航;军人则是宦官的爪牙,为其攫取兵权。

当时,宦官内部有两大巨头,内斗不休。一个是杨复光、杨复恭,来自宦官世家,杨复恭任枢密使。一个是田令孜,新起的暴发户,任神策中尉。他们都大量收神策军将为义子,甚至还展开了“军备竞赛”。

一个群体的权力发展到顶点,必然产生分裂。伴随着宦官集团的分解,唐朝也无可避免地堕入了黑暗之中。

我们不妨来看看唐末名将高骈的故事。

高骈出身禁军世家,通晓文墨,又善谋略,是一个将才,自小就得到了上层宦官的关注。不过,他喜欢与士人交游,大概是宦官社交圈之外的人。

懿宗咸通初年,党项族叛乱,高骈率领一万禁军戍守长武城(今陕西长武)。他多次发动奇袭,战无不胜,斩敌甚多,很快就名扬天下。唐懿宗赏识高骈,命他镇守秦州。在任期间,高骈诱降吐蕃将领尚延心,收复河、渭二州。

高骈又立大功,本应升官,却等来了一纸调令。当时,安南反叛,朝廷命高骈前去镇压。巧合的是,就在高骈离任之时,秦州经略使正式建节,升格为天雄军节度使,下辖秦、成、河、渭四州。朝廷任命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军节度使。

收复河、渭二州是高骈的功劳,第一任秦州节度使非他莫属。然而朝廷却派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接管秦州,很难让人不怀疑其中有猫腻?

原来,王晏实的爷爷王智兴乃武宁军节度使,以贪婪闻名,而他搜刮的一部分钱财都孝敬给了宦官。王家朝里有人,自然官运亨通。王晏实能够得到天雄军节度使,背后自然有宦官的运作。

高骈辛辛苦苦积攒战功,终究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当他风尘仆仆来到帝国最南端的时候,恶意依然围绕着他。

高骈来到安南之后,集结兵力,准备作战。监军李维周却让高骈先行进军,自己则按兵不动。高骈大破敌军之后,李维周又截留高骈的捷报长达百日,朝廷不知情况,下诏来问,李维周借机弹劾高骈不进取,并且推荐右武卫将军王晏权前去代替高骈。巧合的是,王晏权是王晏实的叔叔。

相同的剧情再一次上演:高骈大破蛮军,收复交趾指日可待,而宦官弹劾高骈,将其调离,王家又可以将战功收入自己的囊中,从而晋升高位。

不过这一次,阴谋没有得逞。高骈的军中也有一个监军韦仲宰,级别比李维周低,如果高骈失败,那么韦仲宰的战功也没了。因此,韦仲宰派遣使者,由高骈的小校护卫,绕过李维周的层层封锁,才把捷报送到了朝廷。而前线的将士们,愤怒于宦官的伎俩,不肯为之所用,甚至放跑了蛮族。直到高骈来到前线,唐军才攻克了交趾城。

两次被暗算,高骈的心情自然好不起来,可是,谁让他朝中无人呢?

王家敢摘高骈的桃子,因为他的靠山是宦官世家杨氏。懿宗一朝,杨玄翼为枢密使,杨玄翼死后,其子杨复恭又为枢密。权上有权,官上还有官。屡立战功的地方将领,其实也就是一颗棋子罢了。

乾符二年(875),唐僖宗派高骈镇守蜀中。当时,蜀地屡屡遭到南诏、吐蕃侵扰,内部的骄兵也为乱一方。高骈到任之后,立刻击退了南诏军。高骈想要让当地的军队复业,便停发粮饷,结果有将领哗变。于是,高骈佯装招抚,使其放松警惕,然后在一天夜里派兵潜入那些不听话的将领的家里,大行杀戮,老弱病孕乃至婴儿全都不放过,死者达数千人。

高骈的血腥屠杀换来了蜀地的安宁。没过两年,高骈又被调走了。继任者是陈敬瑄,他通过一场赌球,赢得了西川节度使的位置。陈敬瑄到蜀地的时候,无人知晓他是谁,却依然坐稳了节度使的位置,这份功劳自然要归高骈。

陈敬瑄的背后是当朝另一个大宦官——田令孜。不过,田令孜要比杨氏宦官厚道一些。高骈在剿灭王仙芝、黄巢起义军之时,田令孜力挺高骈,黄巢投降之时,为了让高骈立功,竟然不许黄巢投降。

在一次又一次被操纵之后,高骈——这颗棋盘上的棋子,终于明白了游戏的玩法。广明元年(880年),黄巢领兵北上。高骈以十万余众坐守扬州,静观时变,保存实力。唐朝的存亡,已是与他无关了。

李家江山摇摇欲坠,宦官内部的斗争却还在继续,唐朝最后一丝生机也被消耗殆尽。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宦官政治是毒瘤吗?

很明显,唐之灭亡,宦官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些身体残缺之人,一旦接触到权力,便展现了诸多心灵扭曲的面目:嗜权如命,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杀人如麻,欺软怕硬……当然,这些词我们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官僚、文人、武人,甚至于皇帝。

我们还可以发现,元和年间宦官集团崛起的时候,唐帝国是欣欣向荣的。是人变坏了?还是世道变坏了?

或者换一个问题。

究竟是权力扭曲了人性?还是人性演绎了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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