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有一个梦想的话，那就是用我们的作品重新构筑道德。尤内斯库认为真正的创作动机“是要大家分享存在的惊栗和迷惘，是向上帝和其他人呼喊出自己的愤怒。”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诞生的作品，肯定是道德品质纯正的作品。
这个世纪工业和科技的进步当然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这种进步带来的方便，但这个世纪道德的沦丧也是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环境污染、艾滋病、吸毒等均与道德的沦丧有关。作家不能无视于这种恶行，它摧毁的是人类的未来。用作品重新构筑道德，首先应该是文学的道德品质。作家应该用自己的声音，表达他的独立意志。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重新唤起当年的激情。激情的写作是恰到好处的感觉，是作家对文坛颓靡之风保持高度警惕的一种防御姿态，最后它变成悲壮的抵抗与搏杀——有时也与另一个内心卑琐、准备弃城的自己决斗。
延续我们的文学，还要靠作家人格的力量，靠艺术魅力的本身，而不是数量、时尚和文化权利的异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乾隆的四万多首诗并没有延续我们真正的文学。
我尝试的这些作品如《失语的村庄》中的氛围，《樱桃拐》里的神秘凶案，《黑藻》中关于黑藻的传说，《将军柱》、《枭》等等，如果说这与楚国的地域文化有关的话，我不否认。作家肯定是地域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在有铜矿的地方会生长出铜草花一样。童年的记忆和他的创作情绪是直接相关联的，如果我们不表达那些真实的生活印痕，那些真实的情绪，我们欺骗的不止是我们自己，还包括千万的读者。
文学的魅力应该等同于文学的品质。重视艺术的格调应该重视语言。小说是一种书面语言。它是文学，而不是特写和新闻稿。我承认我非常注重小说的语言，但我从来不敢发宣言，因为这会成为口实，被斥之为形式主义和技巧主义而大加挞伐。但小说的生命基因恰恰是语言。因此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在小说语言越来越白的时代，这一句话听听也许大有益处。我们总是陶醉于像屈原这样的大师所给我们用语言构筑的精神世界里，那纯净的哀怨和倾诉，那悲怆的祭拜与赞颂……这就是文学的道德力量。你除了敬畏，还能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