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陈应松文集:去托尔斯泰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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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我不是水手

水手是什么?

水手就是满世界流浪,肌肉发达,面色如铜,寂寞得要死,潇洒得要命的人。他们多次在我的笔下出现,打架、斗殴,不是赌徒就是酒鬼。

我从不丑化他们,我认为,我喜欢他们。我喜欢他们的粗砺、豪爽,以及对命运的仇恨。而我呢,我极易受到伤害,感情细腻,优柔寡断,总是相信那些走近我的人,直到我吃亏为止。因此,我虽然也做过水手,却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水手。

1977年,我作为最后一批招工的知青,由一个小镇来到县城。那时候,我瘦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心无宰鱼之胆,却被分配到顶顶糟糕的单位——装卸公司。走过山跳,背100多斤的大包,或者赶着骡子在大街上拖卵石、预制板,这不是要了人的命吗?不行,得赶快行动,拒不执行命令。我的瘦弱说服了交通局局长,他们将我调到水运公司,驾船去。

驾船就驾船吧,驾船人在县城也没有好名声,但总比赶骡子强,总还有点技术可学。

于是,我去水运公司了。

那是个什么公司呢,不就是每家每户组织起来的船业社吗,年轻人全是船家子弟,最高文化水平的才初中生。两间办公室,还是半截墙呢。

我天生不是一个水手,驳船绑在拖轮上,那隆隆的机器声日夜不停,根本叫你无法入眠。后来,领导得知我能写会画,意外地将我调回“坡”上,在办公室里搞文字工作。

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水运公司,我和一帮水手哥儿们混得极好,这里面,有党团员,有孤儿,有扒手,有强奸犯,有呆头呆脑的人,我跟他们亲密无间,我买烟给他们抽,我自己也学会了抽烟。并且,我成了公司的团支部书记,交通局团总支宣传委员。然而我最大的忧伤是在这个县城被人小瞧,我的单位,我的集体所有制编制,限制了我想得到一位姑娘爱情的奢望。这种歧视使我夜不能寐,于是,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首首忧伤的诗,一篇篇痛苦的散文,作为心灵的安慰。

1979年,我把那些根据当时杂志上流行的标准写的诗,诸如哲理诗、歌颂祖国山川的诗,投寄了出去,第一首竟然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发表现在看起来脸红的诗了。

我毫不掩饰我当初走上创作的盲目性,我甚至咒骂我功利主义极强的创作欲望。事实上,创作的路,就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道路。在五年的水运公司的生活里,我品尝到了船工生活的无穷幽秘,我痛苦而绝望地认识了一群人,他们的故事全被风浪浸过,他们告诉了我吃“水饭”的艰辛与神奇。长江,以及周围的那些河流上,到处扔弃着船工的故事,如被汛水冲刷的断砖碎瓦。他们告诉了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否则,一辈子也只能在三尺船板上守着一壶老酒,过着与陆地完全不同的寂寞日子,与世隔绝。

我离开他们,然后我再写他们,歌颂他们,都发自内心。这奇怪吗?我想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当我离开它之后,我的诗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们,并且,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没碰见过比他们更真诚、更真实、更善良的人了。

1982年,我借调到文化馆,我不再是“船拐子”,我穿西服,挺像回事的在乡下业余作者面前谈诗歌的意境、意象和押韵。

我的生活从此改观了,我有幸被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漂亮姑娘爱上了。

然而,我发现,在水运公司,我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水手,而在文化馆,却是一个典型的水手。我散漫、执拗、犟、渴望流浪的生活。我和我另一位文化馆的朋友(他后来也成为一名作家了),十分讨厌文化馆不让写小说诗歌、只能搞剧本、唱词的呆板生活,决定一走了之。

三进三出,每一次走掉,又被说服回去。最后一次,我们发誓再也不回文化馆了,我们准备骑车从长江上游一直到黄浦江边。

为此我们准备了大约半年。正当我们准备成行时,一次偶然上省城开会的机会,得知了武汉大学招收插班生。我同样讨厌上学,我认为文凭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它使人变得虚荣。在朋友王家新的怂恿下,我去找他大学时的同学、留校老师於可训(著名评论家)报名了。

我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报名。结果以第三名被录取。录取后武大找我去报到,可我人远在鄂西利川,害得於可训老师拍了不少电报,我才最后一个去学校报到——这事於老师经常提起,让我汗颜。于是,我来到了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武汉。

两年的大学生活使我的精神境界辽阔起来,让我由野蛮人变成了一个文明人。我读书,写作,并且放下诗,转向小说创作。那两年,我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处女作《黑艄楼》,受到了好评。接着在《青年文学》上发表的《黑藻》(责编詹少娟即如今大名鼎鼎的斯妤),《雨花》上发表的《镇河兽》,都是写水上生活的,我挖掘记忆深处的那些船工,对自己是一种心里平衡。

毕业后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每天看剧本。

我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了,我不能睡懒觉(习惯叫我总是12点过后入眠),每天8点都得准时上班,在办公室里,木头木脑地坐着,像个傻子,像个大笨蛋。

一走了之。往海南去,淘金去,我办好了停薪留职手续,与我的朋友们一起,渡过琼洲海峡,来到有异国情调的海南岛。

遍地都是“乞食”的大学生,闭上眼睛都能抓一把“作家”。作家算什么,作家算个球!

我和为我出路费的朋友,尽量玩,尽量吃,到通什,到三亚。吃了玩了,得弄份工作。那有多难呀!某家报社纸的主编是诗人,一谈就熟,他们让我先为他们报纸写点报告文学,也就是拉赞助,搞广告,说按20%提成。按照他们先联系好的地点,我去了一家大公司,我得到了相当冷漠的接待,我采访了一天,没喝上一口水,没吃上一口饭,公司领导倒是很想上报告文学,大谈自己的经历,临了把一大摞“绝密”、“孤本”资料给我,吩咐我写完了再还给他们。回到旅社,想到一天的遭遇,什么扯淡的改革者、企业家,见你妈鬼去吧,一分钱提成咱都不要,将那些“绝密”、“孤本”资料,全扔在厕所里了。

吃够了海鲜,赏够了风景,满脑子去海南开创业绩的计划都如过眼烟云。三个月以后,又垂头丧气回到了武汉。

看样子,还是得老实过点日子,老实写点混不了多少稿费的小说。我不是水手,我空有水手的一腔情怀,一身胆气,却无水手的本领。

回到武汉,研究了一年的戏剧之后,我调到《芳草》编辑部。我和我的妻儿借居在郊外的东湖旁。写作、会友,闲时搓搓麻将,钓钓鱼,少有的宁静,使我进入了平凡的幽居生活。我喜欢那郊区的景色,无论是早晨和傍晚,鸟叫蛙鸣不绝于耳。一个不是水手的水手,似乎找到静泊的境界,一个小憩的港湾了。我现在渴望宁静,讨厌叱诧风云,惊世骇俗,高谈阔论,东游西荡。我知道,一切别人都不会在意,有名也好,无名也好。要紧的是,自我得到充实,“趁夜雾升起之前/穿过那片松林/享受落日/一个心眼地去爱黄昏。”为此,我重操旧业,写了近百首“幽居诗”,这些诗至今还放在我的抽屉里,友人来了,让他们偶尔读读,都称我这才是真正的诗,洞悉人生与社会。

我不以为然。我知道,我不是水手,因此不能在喧嚣的尘世间击风搏浪。我想做一个平凡的人:读书、写作、睡觉、换煤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