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下旬，方方、池莉、刘益善、刘醒龙、叶大春、邓一光、徐鲁和我，六男二女，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一年过去了，想想开会时的趣事，很值得追忆。
首先说住。我们住的是刚刚落成的21世纪饭店。“日本鬼子”投资的，每一颗螺钉都是从日本运来的。它又称“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原以为这种大型会议肯定住得很赖，没想到规格颇高。
我与大春住一室，进得房去，冰箱、音响、彩电齐全，还有直拨电话。当下拉开冰箱，里面数种外国名酒、饮料齐全。与大春商议，马上“分了”。正欲开怀痛饮，却又发现一张帐单，明码实价：花生米8元，香槟最便宜的20元，最贵的500元。心里直笑，马上拿起电话拨刘益善、邓一光等，得知他们都生过分“赃”的念头，相聚时一起大笑，自谑“李自成进京”了。自此产生了第一句口头禅“分了，分了！”
第二句口头禅是：“舒服，舒服！”住得的确舒服，一天数澡，寝具一日一换。
第三句口头禅是“的了，的了。”“的”是武汉打“跑得快”的俗语，一张牌没出，叫“坐的士”，也称“的”了。
与大春外出，笑话百出。在故宫，大春的相机出了问题，却怪胶卷是假的，说北京卖假胶卷给他。电池换了三对，胶卷还是不跑，又说电池全是旧的，结果大春为相机弄出一头汗来。
在去故宫之前我们去看望了湖北籍老作家秦兆阳。此是醒龙提议的，秦老是黄冈人。秦老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一个幽静的四合院。另一个老作家姚雪垠在开幕后也看望了我们湖北作家代表团，并一一与我们合影。他虽在北京居住，却还挂着湖北省文联主席的头衔。陪他来的是一个中国作协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叫雍文华。他说他也是湖北人，是公安的。这就巧了，我们攀了真老乡。他说话带湖南腔，这不稀奇，公安人50%说湖南话。雍先生生在公安，很小时候去了湖南，这就难怪他湖南腔重了。
5月23日开幕式。324位代表，除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没来外，40岁以下知名作家几乎全到了。有5位是坐轮椅，张海迪、史光柱、刘琦……，大家事后说，中国人瞎了、跛了、瘫了就弄文学，自然是句笑话。
开幕式由王震副主席讲话后，大家轮流讲话，当宣布巴金为会议的题词“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时，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表达了青年作家对这位文坛元老的崇敬之情。
开幕式晚上我们几人去饭店的“银橄榄游泳馆”，服务员小姐说游泳必须买她们30元一条的游泳裤，大家只好开溜，说小姐们把我们全“的”了，但大家都说：“舒服，舒服！”
第二天晚上“人民文学之夜”，有幸目睹了中国十大名模特别是彭莉的表演。在此之前，与会代表中的女作家们也组织了一个模特队，由池莉任队长。晚上女作家们涂脂抹粉，但看了彭莉的表演，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个个胜利大逃亡，无影无踪了。
5月25日上午是袁木作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大家商定由方方作代表去听会，其余去王府井采购服装。
在王府井池莉出了一次风头。我与池莉正在路边吃羊肉串，一个北京的中年妇女莫名其妙地围着池莉看。池莉油津津地吃羊肉串，以为是吃相太丑。但那妇女一笑，上前来竟问她的服装。池莉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蜡染，这位妇女说池莉的服装太好了，太别具一格了。池莉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池莉于是高兴起来。
闭幕式是26日，李瑞环要代表中央来作重要指示。大家都喜欢李瑞环，于是争先恐后抢位置。大春兄一个人跑在老前面，他要占前面几排。原因是开幕式湖北代表团坐得太偏，未在电视上露脸，大春兄耿耿于怀，便在这天大显身手，捷足先登，占到了三排正中间的坐椅。结果在晚上的“新闻联播”里，我们都各自看到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这天晚上的“二十一世纪文学之夜”热闹非凡，文学界四世同堂，许多京都名角也来助兴。在摸奖中，大奖被吉林一位老兄摸走了，是一部卡拉0K机。醒龙也摸到了一把伞。而在此之前我们在天安门也摸过一次福利奖，结果什么都没摸到，醒龙还伤心地说，北京不欢迎他。张海迪唱了两首歌，她刚作了鼻癌手术，她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在座的唱歌了，她希望作家朋友们永远记得她的微笑。史光柱则吼了一首莫言的《红高梁》，全场为之兴奋。汪国真也上去朗诵他的诗，只可惜他的诗不适合在那个场合朗诵，因此受到起哄。不过假如他给中学生朗诵，可能会又是一番风光。一光代表湖北代表团上台唱了一曲《不能那样活》，一下子镇住了全国青年作家，他的嗓音高亢、苍凉而优美，掌声喝采声一片，一下台来我们就上前祝贺他，说他把晚会“的”了！
短短的7天会议，趣事不断，以至这些兄弟们一年后见面了都津津乐道会上的风光，会上的尴尬与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