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物传记，皇帝有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嘉庆帝王禺琰、道光帝旻宁共8人。亲王有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共2人。民族英雄有郑成功1人。名臣有范文成、鳌拜、明珠、索额图、汤斌、李光地、鄂尔泰、傅恒、阿桂共9人。思想家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李塨、戴震共6人。文学艺术家有蒲松龄、郑板桥、吴敬梓、曹雪芹共4人。学者有钱大昕、赵翼、章学诚、阮元共4人。科学家有王锡阐、梅文鼎、王清任、吴其浚共4人。水利学家有靳辅1人。军事统帅有图海、兆惠共2人。清官有于成龙、张伯行共2人。农民起义首领有李定国、王聪儿、李文成共3人。此外，有佞臣和坤1人，贰臣吴三桂1人。以上总计，传主共48人。
其科学传记，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共7个学科。
《传记编》的特点是：第一，入传人物，均同对待。除颜元和李塨因师生、王聪儿和李文成因事同而合传外，按人立章，平等相待。第二，自然科学，专门设传。重视自然科学，为其设章树传，这是通史体例中的一个创举。第三，囿于篇幅，突出重点。在数以万计的清代历史人物中，仅选取48人，要中选精，精中拔萃。第四，力求详尽，充分阐述。在48位传主中，论述3万字者1人，2万字以上者7人，1万字以上者30人，在通史体中个人传记能用这么多的字数论述，表明该编在全书中的突显地位。第五，文字简炼，语言晓畅。在用电脑写作日兴的时代，史作之文，日伤烦富。全书文字，诸位作者，拔浮华，采朴实。第六，以时为序，重新整合。在旧纪传体中，按本纪、诸王、后妃、世家、勋臣、儒林、忠义等分类入传，此书依照历史阶段，按人设章，分列传记，以历史人物来反映该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
《传记编》在学术方面，有新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人物评价，不循陈见。以对8位皇帝的评价为例。书中体例没有本纪，但8位皇帝都入列传，这就兼采本纪与纪传之长，而避“清室史即清朝史”之短。透过论述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等皇帝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客观地评价诸帝的过错，进而探讨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治集团的统治政策之形成、变化、发展及其影响，揭示封建王朝不可避免走向衰亡的必然性。于努尔哈赤，在肯定其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指出他的过错及其危害：“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悲惨局面。”于皇太极，作者并没有用过多笔墨描绘其汗位之争，而是着重论述新汗针对前弊调整策略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及其带来的社会进步。于福临，过去人们说他执政时间不长，英年早逝，无所建树；但作者肯定他亲政后锐意进取、力图治安，蠲减租赋、免除加派，惩贪除霸、迭诛婪臣，用兵南方、统一全国，亲蒙縻藏、册封达赖，驱走俄兵、保卫领土，为“康乾盛世”出现奠定基础，是有作为的守成兼创业的明君。于玄烨，作者肯定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少见的英明君主”，“堪称是历代帝王的典范和楷模”。于胤禛，争论焦点是其夺位与死因，作者在掌握大量史料和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指出：“康熙朝的储位之争是统治者内部最高层次的权力争夺，凡参与者手脚都不会干净，都不那么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祯、允题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继承人，谁上台都有谋夺的成分，都有可指责之处，但是过往较多的评论，赞扬允祯，贬责胤禛，同情允礻题，这未必公允”。又指出：雍正帝是“中风死去”还是“中毒而死”，作者只引各家所说，不下结论，留待验证。其他诸帝之传，多有新见，略不赘述。
二，民族人物，论述精当。清代中国史是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在全书中展现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展现作为主导民族——满族的历史贡献，是在情理与逻辑之中。这在《传记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48位传主中，满族19人（汉军旗人未计），占入传总人数的40%。这是清代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特点，也是主编重视民族历史的一个表现。亲王入传的仅有代善和多尔衮2人。以多尔衮为例，作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移鼎中原，开国立制，奠定200多年清朝各项政策基本格局。正确的蒙藏政策，有利于边疆版图的确定。其恶政（剃发、易服、圈地、捕逃、投充）又产生严重后果，加深和延长了清初社会的动乱和经济的凋敝。多尔衮在满族社会发展史和清初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清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顺治八年清世祖将其追夺封典，毁墓掘尸，是很不公正的。另以鳌拜为例。在9位满族名臣传主中，鳌拜是争议较多的人物。传统看法是他既率守旧章，又专横跋扈；为着肯定康熙，便要否定鳌拜。历史是复杂的，不能套用“非此是彼”的简单公式。作者对鳌拜肯定其前半生是“身经百战的巴图鲁”、后半生是“有所作为的辅政大臣”的功绩；也批评其诸多弊政，但他“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最后作出鳌拜“功过参半”的公正论断。
三，科学技术，位置凸显。综览全书《传记编》，科学与文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文化与科技的传记共24篇（其中含“博学鸿儒”名臣2篇），占传记总篇数的44．4%；而科学与技术所占比重尤大：科学与技术的传记共12篇，占文化与科技总篇数的50%。清代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是由古典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型期，也是西方科技传入和吸收的时期。以数学为例，作者论道：“这一时期，数学研究是相当活跃的，就数学家和有关专著的数量而言，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虽然当时中国数学的整体水平已落后了，与正在兴起和迅速发展的西方近代数学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数学家刻苦钻研和不懈努力，在发掘、整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以及消化、吸收和深入研究引进西方数学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并且逐渐完成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和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演变。”其他各科，大体类似，都在从传统学科体系缓慢演化为近代学科体系。诸篇对该学科发展历史、引进西方科技、杰出科学家、学科成就、重要著作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做出精当的论述。
四，撰稿群体，学者俊彦。《中国通史·清时期卷》的120万字（其鸦片战争后近代部分百余万字未计），由63位学者俊彦，历时10年，方告完成。在作者及其撰述中，白寿彝先生亲自撰写的《题记》和《旨趣》，是全书的总纲和主旨。《综述编》由周远廉教授撰写《后金兴起》，朱诚如教授撰写《康乾盛世》。《典志编》由黄冕堂教授撰写《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冉光荣教授撰写《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强教授撰写《学校与科举》。在少数民族之章中，王辅仁教授写《藏族篇》，高文德研究员撰写《蒙古族篇》，胡庆钧研究员撰写《彝族篇》，吕光天研究员撰写《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篇》，回族史专家马寿千教授撰写《回族篇》。《传记篇》由孙文良教授撰写《太宗皇太极》，赵世瑜教授撰写《多尔衮》，张玉兴研究员撰写《顺治帝福临》，李治亭研究员撰写《康熙帝玄烨》，冯尔康教授撰写《雍正帝胤禛》，白新良教授撰写《乾隆帝弘历》，李尚英教授撰写《王聪儿·李文成》，吴光研究员撰写《黄宗羲》，历史文物专家刘如仲研究员撰写《文物篇》，等等。还有撰写自然科学家传记和自然科学学科传记的作者，则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大学的专家、教授。上述作者都是当今中国研究编写清史的学术权威。因此，优秀的作者队伍，不仅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而且体现出当代中国清史界一流的学术水平。
综上，《中国通史·清时期卷》的《传记编》，同其他各编一样，以其鲜明的特色，学术的创见，权威的作者，通畅的语言，而秀于清代通史著作之林。
四
明月之珠，或有微瑕。《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可探讨之处，略陈管见，以供讨论。
一，编年的体例。编年史书，始于《春秋》。这种编年体史书的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以时为序，年经事纬，错综诠次，加以编织，纵向地对历史进行叙述。司马迁修《史记》，创《本纪》，虽主要记叙天子的事功，还是继承编年体的《春秋》之长。《中国通史·清时期卷》体例的四大块即《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于其前之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和通史体，均取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但是，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史书之长，怎样吸纳与处理？这是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愚想：如果《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加上《纪年编》，将清代自1583年至1840年的大事，粗略勾画，列纲举要，于编写体例会有所补充，于广大读者也会有所裨益。
二，满族的处理。在《综述编》第八章《少数民族》中，第一节为《蒙古族》，第二节为《藏族》，第三节为《彝族》，第四节为《回族》，第五节为《维吾尔族》，第六节为《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这种安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但是，满族是否要单列一节？我的意思是，满族应当专列一节。这是因为：其一，满族在清朝居于各民族中主导民族的地位，位列各少数民族之首；其二，书中虽对满族历史人物花了许多笔墨，但对满州民族未做专门阐述；其三，满族的形成、文化、特点、演变以及满汉关系等，需立专节，加以论述。
三，八旗的问题。清代典制同中国历朝典制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八旗制度。书中《典志编》的第八章《军制和法制》，分为两节：一节讲军制，另一节讲法制。于军制又分为两半：一半讲八旗，另一半讲绿营。八旗虽在书中占有一定篇幅，但分量显得轻些。似应给予八旗制度以更重要的位置。八旗制度既是军事制度，也含有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诸制度的因素。八旗制度是清朝独有的、具满洲特色的、带根本性的制度。应当说，不阐明八旗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衰落、特点、影响，清史的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
四，校对的疏误。本书的校对工作是上乘的，很少出现疏误。但疏失之处，兹略举数例。如上册开篇的第2页：“刘如仲同志，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写综述部分第一章第十一节。”查书中《综述编》第一章没有第十一节，而《序说编》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为《文物》，这里“综述”似为“序说”之误。又如开篇第4页：“吕尧天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六节。”这段文字中的“吕尧天”似为“吕光天”之误。另如下册《目录》第2页和正文第86页的小标题：“九洲干戈开国定制”，“洲”为误，“州”为正。再如下编第二十三章《颜元·李土恭》、第三十四章《王清任》、第四十五章《吴其浚》的作者，漏作介绍。
综上所述，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周远廉和孙文良教授为清代卷主编的《中国通史·清时期卷》，是高水准的学术巨著，体现了20世纪国内外清史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这部巨著以其总论之弘旨与卓识，体例之创新与突破，学术之严谨与新见，语言之晓畅与朴实，而为广大读者奉献出一部新的历史教科书，并为尔后清朝通史编修、断代历史撰修、中国通史纂修，提供了一种可资参酌的楷则。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