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前编》的编撰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系统工程，是各方面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能够把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共同从事一项科学研究事业，这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盛举，是新时期我国学术事业繁荣的表现。
三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起步阶段始自清末民初。民国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已有初步发展，各种不同版本的读物屡屡问世。据有关记载：仅在1930年至1949年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单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等书就达35种之多④。其中影响较大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1938年）、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华岗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等。此外，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本世纪20年代）、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192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列传》（1928年）、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等书也都是属于这方面的著作。在这些作者中，除了范文澜等少数学者外，多数都是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来研究近代史。尽管他们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资料的整理等方面下了相当的功夫，取得一些成绩，然而，由于受到阶级立场和历史观的局限，他们的著作存在种种缺陷，并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也未能建立起近代史研究的科学体系。论述辛亥革命的一些作品深受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影响，带有国民党官方色彩，致使一些史实被窜改，结论出谬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居然把鸦片战争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方面的“禁烟”，是因为“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是“东西对打”。⑤《清史稿》的观点更为荒谬，公然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为清代帝王歌功颂德，鼓吹“复辟”，称太平天国为“匪”，辛亥革命为“乱”。民国年间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混乱由此可见一斑。而此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则澄清了这些混乱，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
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就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开端。经过二三十年代思想界关于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三四十年代之际，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了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历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华岗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史学著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其中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版，解放后有修订版）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起直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为止，囊括中国近代60年的历史。其主要特点有两个：
其一，主线突出，观点鲜明。作者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主线。全书紧紧抓住这一主线，旗帜鲜明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罪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残暴统治和勾结外敌的行径，热情赞扬全国各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反抗压迫的正义斗争，澄清了旧史学传布中的许多谬误。
其二，创立了新的近代史编写体例。作者鉴于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多，而且影响深远的特点，把全书的重点放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阐述上，创立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编写体例。这种体例把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和近代新史学的章节体有机结合起来，具有线索清晰、重点突出的优点。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批判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旧史学的各种观点，澄清了旧史学在近代史研究中的种种谬论，阐明了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内在联系，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框架。有人评价说：“它（按：指范著《中国近代史》）的产生，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出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近代史研究的新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所采用的思路和体例被史学界所认同，成为一种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的影响下，学界出版了一大批思想性强、内容生动的近代史著作，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年）等。80年代以后出版的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稿》等等。这些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在宣传唯物史观、用科学理论阐述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方面更是功不可没。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发展，人们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旧的研究模式有哪些不足呢？从学界同仁的反思看来主要有两点：
一，内容不够丰富。以往的中国近代史主要以“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个高潮”的思路来反映近代’年的历史进程，重点表现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而对同一时期的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人物风貌等方面的情况则语焉不详，只是在论述政治问题时附带提到。至于这段历史有哪些研究资料，它的研究状况如何，这些问题在一般的近代史著作中很少论及。这就把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国近代史简化为近代政治史、革命史，限制了人们读史的眼界。
二，编写体例单调。现在通行的近代史著作大多按时间顺序和“三个高潮”的历史阶段划分标准，对从鸦片战争到护法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是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一种编写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阅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编写体例所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难于表现丰富多彩的历史变迁。
可见，旧的近代史研究模式，无论在所述内容方面，还是在编写体例方面，都尖锐地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积极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其中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的《前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部洋洋百余万言的著作，无论在对所述内容的安排设计，还是在编写体例的更新方面，都突破了旧的模式，体现了白先生关于编写新时期通史对于“通”的要求。综观中国史学史，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郑樵都以提倡写“通史”而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白先生同样强调“通”，然而，他所说的“通”，不仅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史学名家的优良传统，而且超越了前人，给“通”赋予了全新的更加广阔的意义。他说：“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⑦简言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把继承和创新相结合，运用多种历史体裁，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历史本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白先生创造性地提出编写“通史”的新综合体裁。《前编》一卷就是具体运用这种新综合体写史的成功范例。它以“通”的宗旨、新的风格，再一次实现了我国近代史研究模式的历史性突破，较好地克服了传统模式的两大弊端。《前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研究方向，使近代政治史的内容得到充分展开，而且使近代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也得到相应的展现，给读者以全面、丰富、鲜活的历史概念。传统的近代史研究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编写体例的单一。《前编》则在更新近代史编写体例的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采用了更富于表现力的新综合体，改变了旧模式在体例上的单调状况。白先生创造的新综合体则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强的表现力和灵活性。
如果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本世纪40年代实现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近代史奠定了基础，那么，《前编》所实现的突破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创新的精神把我国近代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更新的水平，从而使它的体系更完善、内容更丰富、方法更成熟。
四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特别是像《前编》这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体例新颖、作者众多的史学巨著，要臻于完美的地步是相当困难的。实事求是地说，《前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是：
一、有些方面谈得不够充分。如中国近代时期的民族关系、宗教状况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在卷中却缺乏系统的反映。近代民族问题虽然在“综述”编第三章“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等部分有所涉及，但主要讲的是阶级斗争，而对民族关系的其他方面没有表现。宗教问题也如此。
“典志”编第十四章“秘密结社”谈到一些民间宗教的情况，但远不能涵盖近代宗教的复杂情况。另外，中外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也是在近代发生重大变化的领域。书中尽管对此有所论述，但谈得不够集中。如果专设章节来探讨这些问题，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二、存在个别校对和印刷上的失误。如《前编》上册第10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均应为“80卷”。又如第85页《曾国藩传》一书的作者应为朱东安而非朱安东。第866页“胡燏芬”的“芬”字应为“棻”字。
总的来说，以上不足瑕不掩瑜，无碍于该卷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深信，这部著作所展示出的崭新风貌，体现出的创新精神，一定会给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鼓舞和启示，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8页。
②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
③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前编·题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4—46页。
⑤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⑥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⑦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7—28页。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