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国
翻开这部皇皇百余万字的巨制，给人一个突出感觉，即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创新意识。在开拓中创新，从史实处求是，可以说是《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的显著特点之一。该书的创新意识，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体例
中国传统的史学体裁丰富多姿。常见的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这四种体裁，各有优劣。后人编撰史书，也常以个人的好恶、习惯有所选择。梁启超即推崇纪事本末体。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①不过，从编撰通史的情况来看，人们用得最多的还是纪传体。从《史纪》到《清史稿》，在人们最为熟知的“廿五史”中，清一色的纪传体。纪传体史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类别区分”，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这不仅使各方面的史事，从类别区分中得到周密安排，而且为读者寻求史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诚然，纪传体也有其缺陷。最大的缺点，便是记事分散，且常重复互见。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②，即是指纪传体的这项缺点。
能否改造传统史书体裁，吸取其精华，为今日治史之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为我们作了明确的回答。全书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大部分。一方面改造性地保留了传统纪传体史书的主要内容“典志”和“传记”，为读者查询史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根据发展了的史学要求，新设了“序说”和“综述”部分，按章节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1919—1949年间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史学界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动态，从而弥补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中叙事过分分散的缺陷。
该书采用的体裁，是博采古今史书体裁之长而创设的一种新型体裁，它为我们利用传统史学体裁精华来研究现代中国历史起了示范作用。
二、新视野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所论述的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习惯上被称作“中国现代史”。
由于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史被囿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框架内。80年代初，学术界鉴于中国现代史被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所取代的情况，提出了要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大多数人达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年至1949年部分”，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只是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不是中国现代史的全部。这种认识，扩大学人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史的整体研究。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版了数十种具有“通史”意义的现代史著作，正是上述认识下的产物。
综观现今所见的中国现代史著作，应该说学人们在构建中国现代史自身的体系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还存在着下列问题：一是在构筑中国现代史体系上，还摆脱不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框框；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仍把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三是在研究领域上，基本上仍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
如何做到真正从“通史”的角度来构筑中国现代史的体系，这至今仍是学人们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该书的3位主编都是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资深专家。80年代以来，在王桧林先生主持下，他们曾联手于1983年、1988年和1989年推出了1部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现代史著作③。这1部著作较科学地构筑了中国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他们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即是在前3部著作基础上推出的新成果。《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与现今所见的中国现代史著作相比，从学科的角度言，视野更开阔，体系更科学。这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作者针对学术界在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以“现代化”为主线，来勾勒了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
作者指出，目前中国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其实，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一致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尽管如此，“现代化的任务，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之中的”（第132—133页）。
作者还就现代化的内容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了明确释义。作者认为，就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化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三个方面的现代化：一是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反对和消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树立民主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同时，现代化的国家还必须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二是经济现代化，“包括生产技术、生产方法、生产组织形式、经济制度、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变革生产关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三是思想和生活现代化，“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现代化”。
作者进而指出，实现了上述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新社会，这样的国家是一个新国家。“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新社会而奋斗不息的历史”（第129页）。
作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线索的论述，这就完全突破了中国革命史的体系，从“现代化”这一新的视野，揭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第二，该书不再从“革命”的角度把统治者的历史排斥于研究的视线外，真正从通史的角度来叙述1919—1949年的中国历史。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通史，不仅在观念上要摆脱“革命史”的影响，而且在内容的叙述上要比“革命史”更充实、更丰富。从这一点上讲，《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完全可以称得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通史。该书的“通”，不仅体现在作者对中国社会横断层面的研究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社会纵向发展的论述上。
在社会横断面的研究上，作者不再局限于革命层面上的政治史研究，而将研究的视角触及到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如该书的“丙编典志”，用了一多半的篇幅论述了1919—194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在“丁编传记”中，则分别叙述了这一时期数学、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医药学等学术的发展状况。
在社会纵向面的研究上，作者也不再仅仅限于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史实的叙述，而同时注意社会其他阶级的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作者在该书的“乙编综述”部分对1919—1949年间中国政治史的叙述时，即从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资产阶级所代表的3个政治集团的关系和斗争的角度去论述这30年间政治发展的情况。作者如是研究，开阔了视野，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1919—1949年间中国历史的研究。
三、新观点
通览《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作者的创新意识，还具体表现在对所论述问题，不囿旧说，敢于凭借史实提出新认识、新观点。
在这里，限于自己的认识，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1．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于共产党成立不久，实现于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界已发表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就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该书作者在广泛吸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学术界研究的这一老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