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着墨不多，却很是精辟。作者把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革命领导权的交替联系起来，独具新意。作者认为，五四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在五四前，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政党，领导过革命，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这个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无力独立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始表现领导革命的能力。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者地位交替的一个关键。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领导机构，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这一事件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援引共产党领导人参加领导核心，共同进行中国革命”（第139页）。这一事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第140页）。
从后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作者的论述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国民党一大后中国政治全在中共领导下。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中共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仍是主要领导者，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内仍居于次要地位。但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起，资产阶级各政派与中共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趋势，最后不得不归于中共高举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下，这确是事实。
作者从革命领导权交替的角度来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深化了对国共合作的研究。
2．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策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以往的《中国现代史》中，论述不多。即使论述，也往往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研究的对象。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从“通史”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策的评价。在以往的史书中，一般都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该书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和镇压工农的政策，与这个政权的专制独裁地位一样，都不是在它的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其间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作者指出：“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作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第165页）。在对待工农态度上，也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第167页）。
作者的论断，与旧说显然有所差异。这是否符合事实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号。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务使本政府确为民众之政府，革命军之武力确为民众之武力，对外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对内肃清军阀与一切反动派。”④1928年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也宣称，“吾人希望各委员同志戮力者，一为……确立总理之遗训，二为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完成北伐大业”⑤。
在实际的对外态度上，南京政府初期对英、日帝国主义也确实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如1927年5月，曾发生英国士兵强奸中国妇女一案。案发后，南京政府特派交涉员郭泰祺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严惩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政府也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公开放弃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农工政策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农工政策确实也有一个由安抚到控制和镇压的过程。它并不是一般教科书上所说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即抛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
如蒋介石在1927年4月发布的“清党”令中宣称：“此系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戒应安堵如常。”⑥这里并没有取消农工政策的意思。192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在发表的《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中也标榜：“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碍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⑦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1927年五一节，广州、上海、南京等地的群众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抛弃扶助农工政策，是随着它逐步走向独裁的过程中实行的。由此可见，《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策的叙述，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事实。
3．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各党派的政治主张
1937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此后，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面对着这一变故，当时的中国各党派（共产党、国民党和中间党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并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
如何评价“九一八”事变后各党派的政治主张？长期以来，一般史书上都这样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立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和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罪恶。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具体地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主要发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一是集中国内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但当时的中国各党派面向这个大趋势，却出现了背向、旁向和面向三种情况：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第208页）。
“‘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第215页）。
“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第219页）。
上述论断，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左”倾路线控制下，并没有正面地对着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所谓的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确实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偏离了革命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真正面向现实革命的中心任务，是1935年毛泽东领导中央之后。
而在当时的各党派中，只有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团结，面向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中间政派自身的弱点，它虽有正确的认识，却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个具有新意的观点，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作者在该书甲编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中曾指出：“适当地改变某些旧说，对中国近代后期历史作较为准确的论述，这是本卷编写中努力去做的。”通览全书，我认为，作者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基本达到了。
总之，该书的创新意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引起了我们新的思考，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撰写近现代历史起了示范。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论著选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6页。
②刘知几：《史通·二体篇》。
③这3部著作分别为：《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现代史》（1919—198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通史纲要续编》（1919—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国民政府宣言（1927年4月），《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6页。
⑤《大公报》，1928年2月4日。
⑥《大公报》，1927年4月25日。
⑦《大公报》，1927年8月8日。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