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他更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白寿彝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到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认为，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第三，他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工作的组织者。白先生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产出了许多史学成果，扩大了史学工作者队伍，增强了人们对于史学工作的信心。白先生通过编纂《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迅速地使他自己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踏上了历史研究的征途，赢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也“赢得”了这部影响广泛的“小通史”的出版。他组建史学研究所、主编《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吸引了、团结了和锻炼了一批史学史研究者，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他主编《史学概论》一书，增强了参与撰写此书的同事们的理论兴趣，也为高校增添了一本新教材，并在此基础上举办了史学概论讲习班。他主编《回族人物志》，为北京、宁夏等地研究回族史的朋友创造了一个发挥专长的机会，也为全国的同行继续回族史研究摸索了道路。尤其要强调的是，他以70岁高龄，提出编纂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计划，在全国500多位学者、同行的支持下，历时20年，终于实现了撰述目标，在很大的范围内推动了人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认识。他在许多学术团体中担任职务，对有关学术团体开展学术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事实表明，他不止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还是一位杰出史学工作的组织者。
第四，他完成了一件宏伟的世纪工程。这就是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也有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寿彝教授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一是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二是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三是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四是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本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本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本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大都反映出著者的独立见解。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所评论的那样：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九十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九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戴逸教授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界许多同行的共同认识，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它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给白寿彝先生信中所指出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随着岁月的推移，《中国通史》的这种作用，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
从爱国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这是20世纪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所走过的共同道路。要成为一位博洽、专精而又满怀卓识的史学家，这是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工作者才可能达到的境地。作为一个时期的史学建设的杰出的代表人物，这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才能做到。白寿彝先生以自己毕生的勤奋和追求、理论和实践，确定了自己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位置。
（原文刊载于2003年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