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肤浅的认识，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关于史学的社会性问题。所谓史学的社会性，一方面，是指一定时代的史学必然受到该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定时代的史学及其成果也必然要对该时代以至后世产生影响。就后一方面来说，这种影响，除了史学成果的具体内容以外，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史学成果的产生，尤其是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对于社会，对于各方面的受众群体，都负有重要的责任。这里凝聚着史学工作的神圣性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总之，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和总结，可以深刻认识到史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也可以据此判断史学发展的进程和各种史学成果的面貌以及史学家的思想境界。
白先生在总结上述两个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时，作了这样的概括：
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⑿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但能够自觉地在著作中突出这两个重大问题，至少是比较关注这两个重大问题在书中的分量，尚不多见。唯其如此，深入研究和反映这两个重大问题，仍然是现今中国史学史撰述的“前进方向”。
综上，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是史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升华。换言之，研究者在考察历史上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之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史学活动对于社会产生影响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这种影响所达到的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才能把史学置于社会历史运动中展现它的发展脉络及其社会价值，而这对史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其生命活力之所在。
三、明确具体目标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除了确定基本任务、突出重大问题，还应该明确具体的目标，从而把学科建设落到实处。1989年，白先生在一篇题为《史学史工作四十年》的讲话中，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具体目标。他这样讲到：
客观的发展形势向我们提出新的任务，要我们迎接新的历史阶段。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在发展，不发展不行，没有别的出路。一定要往前行。我们的史学工作、史学史工作也是要往前行。我们如何对待新的历史局面，我的很粗浅的看法是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想得高，希望发展得快，这都是可贵的，但做起来，还是要学会毛主席所提倡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思想，需要持久地做下去。⒀
这些话，是在一次史学史座谈会上讲的，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到，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没有高标准不行，没有扎实工作也不行；有了理想、有了高标准作为努力的方向，还要从实际出发，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思想。依我的理解，不论是好高骛远而无扎实工作，还是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无远大理想，都是不可取的。白先生的精辟的学术见解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和谐地统一在他的学术活动中，这是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学习的。
白先生提出的第一个具体目标是，“要把中国史学史发展的轮廓在现有的研究水平上勾画出一个粗线条。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求得一步一步的解决”⒁。显然，这个具体目标，是在于贯彻一个“通”字。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不同的研究者，或研究某一断代，或研究某一专题，都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但是，研究断代与专题，都应当掌握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整个轮廓的“粗线条”。只有这样，断代研究也好，专题研究也好，才可能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才可能得到合乎整体面貌的结论，从而达到研究者预期的目的，此其一。其二，掌握了整体轮廓的“粗线条”，才可能发现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甚至发现某些空白点，从而有助于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计划或研究课题，以推进全局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白先生断言：“我们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得到进展，其他方面的进展都可能是很有限的。”⒂这话的份量很重，值得我们深思。
白先生提出的第三个具体目标是，“要研究史学史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应该广泛宣传，让群众了解。这关系到我们的史学发展的前途，也包含我们的史学史发展前途在内”⒃。这个具体目标的提出，可以说是切中史学界研究工作的积弊。多年来，不论是史学史研究者，还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者，大多只关注自己所研究的那个领域，至于史学工作有什么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似乎只是研究理论的人们的事情，与自身无关。显然，这是一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而这个误区的存在，一方面固然削弱了史学、史学史得到社会公众理解与关注的力度，另一方面也阻滞了史学在理论上不断开拓前进的步伐。正如白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工作不为群众所理解，当然在发展上就困难大，所起的效果也小。我们除了做大量的具体工作以外，还要宣传历史工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锁在抽屉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影响大家，要在思想上武装大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⒄白先生在15年前说的这些话，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和迫切的任务。
白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具体目标，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这就是，“写文章，写书，还要接受逻辑的训练”。什么是“接受逻辑的训练”？白先生结合实际作了这样的分析：
自从我们接触了辩证法以后，觉得逻辑不算什么，不大注意。这反映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上，普遍的毛病是遇到一个个别的事例，就下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是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到处都是。写文章不严格，喜欢说过头话，夸大，认为这带劲儿。⒅
这里指出的犯“逻辑错误”和“说过头话”，不仅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存在，“到处都是”，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有继续蔓延之势。以个别代替一般的做法，几乎成了时髦；夸大本人研究所得，无视学术史上前人的积累和今人的研究进展，轻言“创新”与“开拓”，不也“到处都是”么！这是一个学术修养问题，说重了，这是一个学风问题。近20年来，中国史学有了很大的进展，涌现出许多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冷静地、理智地看到，史学工作者的素养的提高和学风建设的迫切，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我们重温白先生在多年前所讲的这番话，犹如是针对目前史学界的现状所讲的一样，实在值得令人深思。白先生在讲话中也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说：“历史著作要求加强科学性，写作应该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有根据，不说废话，不夸大，要确切、简练、生动；当然，吸引人的科学著作不一定都生动，只要讲得有道理，能接受，一样地影响大。”⒆可见，对于“科学著作”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认为，有根据，有道理，要确切，读者能接受，这当是白先生所要强调的几个重要因素。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自然也包括笔者在内，不妨结合这几个方面来看看自己的论著，作一番自我审视、自我评价，或多或少，总是会得到一点启示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还有不少精辟论述，不限于本文所提到的这些论断。但是，我认为这里所举出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白先生不止是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提出一些见解和构想，而且他身体力行，在许多研究成果上都蕴含着他为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实际贡献，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和《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的许多论文，都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作为白先生的学生，虽然在主观上尽力遵循老师所指示的方向去做，但总觉得进展不大，愧对先师。今年是白寿彝先生九十五诞辰，重温他的有关论述，写了这篇文章，一则表示对老师的纪念，再则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参考文献
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19页。
⑵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6-597页。
⑶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7-598页。
⑷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8-599页。
⑸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
⑹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0页。
⑺《读书会编者按》，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4页。
⑼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⑽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⑾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4页。
⑿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5页。
⒀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⒁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⒂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⒃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⒄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360页。
⒅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
⒆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
（原文刊载于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