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白先生还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最后，具体地提出了“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四件事”。他写道：“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我想约几位同志办四件事。第一件，是把现在进行中的《中国史学史》（按：即指本文所引之《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及计划中的其余各册——引者）写出来”；“第二件事，是写《中国史学史教本》”；“第三件事，是编一部《中国史学论著选》”；“第四件，是组织一些力量，试编一些供更多的人看的读物。希望在这个工作上，能作出一点成绩，能有一点突破”○45。白先生说的第二件事即撰写《中国史学史教本》，本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因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工作的展开而搁置下来，直到1999年春天全部出版后，夏、秋两季，白先生才有时间为《中国史学史教本》定稿，并于年底为其写了“题记”，交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并于2000年10月出版，从而了却白先生的一桩遗愿。白先生说的第三件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编出初稿，油印成册，后因给《中国通史》让路，搁置下来。20世纪90年代，因《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史学史研究室承担了《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编纂任务，目前已完成了初稿；这项工作的性质，同白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学论著选》相近似，它的完成，可以看作是实现了先生的又一个遗愿。白先生说的第四件事，笔者想可能是指前面说到的史学史丛书，“宣传史学史知识，开阔大家的眼界，[每本]字数在十万字左右”○46。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筹划和准备。白先生列在第一件事的，是全书共6册的《中国史学史》。它的第一册是白先生亲自撰写的，包含叙篇和先秦史学部分；以下有秦汉史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五代宋元史学、明清史学、近代史学等5册，根据白先生生前的安排，有关作者正在撰写之中，可望于近期完成这项工程。关于这部书，白先生是这样定位和要求的：“这主要是供专业工作者阅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得以不断提高。我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可能做得好些，别的事情就好办一些。我试图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能作出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要把他们放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潮流中去观察他们，看他们所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且还要观察他们对于前辈史学的继承关系，对后来的史学留下了什么遗产。”○47白先生对这一部书看得很重，期望很高；所有参与这部书的作者，要努力把《中国史学史》这部书写好，以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二、中国通史：历史使命和世纪工程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以白先生为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先生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48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通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白先生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很多史学界的朋友和热心的读者都会谈到这个话题。
白先生在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20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4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适合于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通史，多么重要、多么紧迫。他还联想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他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庄严责任。
1975年，白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表述上力求明确、凝练，等等。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第27次印刷，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根本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进来。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因此，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功夫的。而这个功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1）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2）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因此，《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上，是采用“粗线条”式的手法。因为只有“粗线条”，才来得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共有10章72个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都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3）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体会它的原意，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文字表述上的明白、准确、凝练，为的是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是颇费斟酌的。应当说，对文字表述上的这种要求，一是我国史学历来有这个传统，二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心。从史学传统来说，历史文学（这里指的是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当然应该首先在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反映出来。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我们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只是在这方面也作出一个初步的尝试。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内容、结构、写法都有很大变化。这说明作者是下了功夫的，但也说明作者的认识水平是提高了。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的。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50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起点。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白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开朗性格，平静地回答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极不平凡的话：“我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吗！又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作的积累而已。白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性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只有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两个问题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二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是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10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1）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2）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3）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4）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纂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四是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中国通史》的编撰，有500多位作者参与，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份量的著作。如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撰述之难可以想见，《中国通史》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都反映出著者的卓识。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所评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