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90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对这部书应该给以极高评价。我还没有读完，不能作全面评价，只能谈几点较深的体会。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白先生为编写这部书作了充分的理论上、学术上的准备，又组织了当代许多名家参与写作。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这一巨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吸收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和近代章节体史书之长……创建新的综合体，既能反映历史规律性，又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大大开拓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史学史上是要大书一笔的”。戴逸教授还指出《中国通史》的其他一些特色：第一是《导论》卷集中阐述理论问题，提纲挈领，理论色彩浓。第二是民族问题讲得深入，占的比重大，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貌。第三是“序说”部分是一个创造。讲历史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据。“序说”非常详细地介绍史料，包括文献的、考古的，有当时人的，也有前人的，既提供原始材料，又讲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这一段历史的前沿。今后写通史、断代史、专史，都可借鉴这一做法○51。
白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三、关于民族史、宗教史研究的创获
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工作，是从研究民族史开始的。具体说来，是从伊斯兰史和回族史研究开始的。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他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并愈来愈增强了理论的色彩。
白先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这时起到20世纪40年代初，他发表了《中国回教史研究》（1936年）、《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1937年）、《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1939年）、《跋吴鉴〈清净寺记〉》（1942年）等论文。从这些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两个明显的研究意向及研究方法。一是关于中国文献有关伊斯兰教史记载的摸索，一是关于伊斯兰史若干专题的考察。关于文献的摸索，《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1936年）的长文是作者的一篇力作。本文征引繁富，以中国文献为主，也涉及到西人的有关记载，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5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文献的摸索，绝不限于现成的各类图籍，而于有关碑记的搜求与阐释亦十分重视。关于专题的考察与研究，则涉及到战争、贸易和文化，反映出作者在伊斯兰教史方面的开阔的视野。1942年底至1943年，白先生在经过六七年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打算着手写一部中国回教史（即中国伊斯兰教史）。1942年底，成书三章，但终因战乱时期，乡居缺书，以致明清时期无法落笔；又因辗转迁徙，已成三章，佚失其二。我们从仅存的一章规模来看○53，作者是试图写一部内容翔实的中国伊斯兰教史，而以中西交通、政治和文化为叙述重点。可惜作者的这一愿望终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次年，白先生撰成《中国回教小史》一文，发表于《边政公论》。1944年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虽为“小史”，但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通史，它从隋唐讲到“最近三十二年”。作者在“小史”的题记中讲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同时讲到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应当具备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等多方面的条件。这些看法，就是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撰的几篇序跋，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关于“伊斯兰的中国化和各宗教间的互相影响问题”○54，希望“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的问题○55，关于“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能够都陆续汇集起来，编印、出版”的问题○56，等等。白先生于1982年初，把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的成果编为一集，题名《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交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作为作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看来，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仍然是具有学术上的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一般的宗教史和回族史研究方面。
白先生的回族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而以20世纪5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同时，白先生为回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撰写上的准备。20世纪40年代前期，他写出了《回教先正事略》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有附传者179人。这虽是一部未刊稿，但它却为作者的回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白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回族史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回回民族底新生》、《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白先生的这一时期的回族史研究著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对于回族历史的科学性认识，另一个特点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科学性认识。这两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作者在《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待历史上的回汉关系问题，以及汉族内部、回族内部的阶级分野问题。又如，作者在《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对待历史资料，并提倡对历史资料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白先生在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同时，着手主持编撰4卷本《回族人物志》。全书编入历史人物400人左右，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回族人物志》是白先生20世纪40年代前期所撰《回教先正事略》未刊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本书在体例上的创新，撰述上的严谨和所容纳的回族人物数量之多、方面之宽，是它的第三个持点，也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新的突破，而且还为一般的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先生关于民族史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到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57，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白先生常说，民族史的研究启发他研究中国通史的要求。他认为，只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时，才能对民族史研究作出适当的科学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白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不断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这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果。
学风文风
学风和文风对于一个学人来说，是其学养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对待社会和公众的关系之认识的反映，进而更是其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所关心的程度的反映。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含义上表明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即学人的修养、学人与社会及历史运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风和文风，浓缩了一个学人的学术面貌和精神境界。
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学风问题。他指出：“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58他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学风的传统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讲到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白先生也非常重视文风。他在1989年写过一篇短文，批评两种在文风上的偏向：“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工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工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59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的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白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问题，还有很多论述，如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中的《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与友人谈读书》、《要认真读点书》、《治学小议》、《谈历史文学》、《刘知几论文风》、《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绘画本〈中国通史〉序》、《史文烦简》等等，都有比较集中、深入的阐说。这里，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白先生在学风和文风上的身体力行，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白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的论述，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造诣和所达到的境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白先生的治学道路、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不断追求和时代特点的陶铸，使他锤炼成独特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既有对中国传统优良学风的继承，又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创造。白先生的学风，严谨、通识而勇于创新，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理论。白先生早年攻读思想史，培养起对于理论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饱满的热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白先生积极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断改造旧的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取得突出成绩○60；他关于回族史的论著、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等文（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民族宗教论集》），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中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关于中国史学研究任务的商榷》，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白先生在理论上登上新的高峰的时期。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它在中国历史分期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及其内部分期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