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问题。疆域就是历史活动的舞台。那么这个舞台是怎样的呢？这是通史编纂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史学界对之有不同的认识。白先生在几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问题。早在1951年，白先生就发表论文《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指出对于疆域的处理，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先民的活动。他认为第一个办法受传统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并容易引导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认为第二种办法即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才是正确的办法○15。《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更加周全了，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疆域是怎么发展下来的；2．随着历史的发展，过去历史上出现的现象会取得新的、不完全局限于当时情况的意义，还要看后来的发展；3．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4．要注意到对外活动的必要性。以这四个方面来考虑，他仍然认为，讲中国历史，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基础○16。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对这一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论断。
时间断限和历史分期问题。白先生曾著文《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一百七十万年，是指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元谋猿人距离今天的年代。三千六百年，是现在所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逐步展开的年代。这两个年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商朝是第一个可考的朝代。在这篇文章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白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进行了说明。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特点作了论述。第一阶段是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并最终在全国取得了支配地位；第二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白先生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不是根据单一的标准，而是考虑到综合的因素，如统治集团的阶级结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依附程度，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口号和形式，少数民族封建化程度，中外关系，等等。因此，避免了社会历史分期的片面性，提出以后得到史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
民族问题。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是由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所以，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主体的问题。白先生主张把中国历史写成多民族的历史。他对民族问题素有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对通史的撰述起到了指导的作用。他认为，在多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汉族是主体民族。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对历史上的民族斗争的认识，他的观点全面辩证，富有说服力，解决了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的聚讼纷纭。他说，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白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对于把中国通史真正写成多民族的通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外，关于中外关系的论述，关于中国历史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特点，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等，他的认识都很深刻，对各分卷的撰写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煌煌多卷本中国通史，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却凝聚了白先生20年的心血，更是他一生史学研究成果的体现。晚年他把宝贵的精力主要用在了这部中国通史上。他是这部著作名副其实的总主编。
三、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压轴之作
中国历史学会前会长戴逸先生称赞这部著作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压轴之作”○17。我们认为这并非过誉之词。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史来看，确是如此。
一，它是20世纪所编写的所有中国通史中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的一部。20世纪关于中国通史的著作，包括大学教材有上百部。无论从广度、深度、时间跨度，此前的著作都无法与这部通史相比。在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的新史学时期，也出版了几部历史教材，是用进化论观点作指导撰写的，要么不完整，要么根据日本人的著作改写而成，进化论的运用尚不成熟，不足为论。自此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大都属于教材纲要之类。著名的有吕思勉的《白话中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陈恭禄的《中国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通史著作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这些著作各有成就和特点。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有的只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有的在观点运用上不够正确；由于篇幅的限制和个人研究领域的局限，在详尽方面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1949年以后，通史著作以教材居多，其中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影响最大。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又出版了前几卷的修订本。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它们都是章节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进行论述，力求揭示和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这几部书的优点，但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展示出历史的丰富性，则是它们的不足。多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总结了史书编纂的经验教训，克服了这些不足，在揭示规律和展示历史的丰富性方面做到了良好的结合。毫无疑问，它是20世纪的中国通史著作中最为详尽的一部。
二，该著具有总结性、汇集学术精华之特点。本书以一卷九章近30万字的篇幅作为导论，这在通史编纂中是没有先例的。它是全书的理论。关于导论卷的理论成就，已有许多文章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此不赘论。而在每一卷中又有序论。序论介绍有关的史料，关于一些论题的研究程度以及存在的问题。序论一方面具有总结过去史学成果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了本书研究和论述的起点和基础。导论、序论，是对过去特别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使新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反映出20世纪末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水平。导论和序论的对应，使全书的体例愈加严整。
三，该著的完成和出版了却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的心愿。以新综合体编纂大型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的愿望。20世纪初，梁启超曾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把纪传体二十四史说成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18。但至20年代，他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也主张借鉴中国纪传体史书包容量大的特点来编写中国通史。他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表志，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做墓志铭，专替古人做家谱。”○19实际上，编纂大型的新的中国通史一直是梁启超的治史追求，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26年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氏论述的核心问题都是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他拟有《中国通史目录》，著有《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表明梁氏自觉地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章太炎也有运用综合性体裁编纂通史的设想，1900年，他著《訄书》，其中《哀清史》第五十九附有《中国通史略例》，提出要编修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型中国通史。梁启超和章太炎还就中国通史的编纂往返通信多次，进行讨论。他们倾向运用综合性的体裁来撰著新通史。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他们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白先生设计的新综合体，是对前人工作的继承和发展，实现了一个世纪学人编纂大型中国通史的愿望。
四，对科学历史理论的运用更加成熟。所谓科学的历史理论，就是指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的特点，揭示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是这部中国通史的目标。在运用唯物史观的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走过许多弯路，出现过教条主义的失误。但失误也带来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白先生非常重视理论，重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理论修养很高。他早年从黄子通先生学习中国哲学。解放以后，与侯外庐一起共事，彼此学术交往密切，在学术观点、学术器识及治学旨趣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白先生在这部中国通史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析和探讨都贯穿着辩证法的思想，在理论的指导和运用上，已经成熟。可以说，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界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和编纂中国通史所达到的新水平的一个标志。
五，该著是总主编的独断之学和众家修史完美结合的结晶。撰修大型的中国通史，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的，需要众人合作方能致力。梁启超晚年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他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20。并论述了专门史和普遍史的关系：“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21。“作通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22梁氏这里所说的普遍史与通史是一回事。也就是说，通史需要专史作基础，编通史必须有专门史家的通力合作。他号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分头研治专史，以便将来集体编著中国通史。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编著通史需要“通识”：“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23。梁氏所论，实是对通史编撰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梁氏当年由于不具备这些条件，加之去世过早，所以他的通史没有完成。白先生总主编的这套中国通史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通史编纂所需的这两个要件都已具备，那就是白先生的“通识”和全国众多的专门史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中国通史，既是白先生个人学术上最高追求的实现，也是20世纪末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之整体水平的大检阅。
自然，这部通史在个别具体问题的论述或表述上，也有不足之处，这是难以避免的。但就它的整体成就而言，说它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则是当之无愧的。
白先生竭一生之智慧，网罗众家，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世纪巨著——中国通史，使他的学术研究达至其辉煌的顶点。
此后，白先生将精力转移到《中国史学史教本》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上。在医院里，他又完成了《中国史学史教本》的定稿工作，该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成为他生前编著的最后一本书。他是一位不知疲倦、不知“老之将至”的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不忘学术工作。他不仅留下了大量精湛的学术成果，还留下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治史精神。在他逝世三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致以缅怀。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②白寿彝：《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白寿彝：《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④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79页。
⑥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79页。
⑦吴怀祺：《记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载《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⑧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⑨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⑩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79页。
○11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1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80页。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27页。
○15白寿彝：《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6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原文刊载于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