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春
我国史家历来有撰述通史的传统，形成了“通史家风”。20世纪的史学家继承和发扬了通史家风，并将中国通史的编纂发展到新的阶段。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提出要以进化史观重新撰写中国历史，章太炎也提出了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①（《訄书》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此后，撰写中国通史就成为20世纪许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1904年夏曾佑出版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考察了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及各阶段的特点。此后，刘师培、王桐龄、陈黼宸、李泰棻、吕思勉、周谷城、钱穆、张荫麟、缪凤林、陈恭禄、邓之诚等，分别撰写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范文澜、吕振羽、剪伯赞等各自写出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新中国成立后，剪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了《中国历史纲要》，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范文澜、吕振羽分别对《中国通史简编》、《简明中国通史》进行了修订。经众多学者数十年的努力，中国通史编纂取得了重大成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1980年出版，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于1999年全部出版。其撰述是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范文澜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编纂的进一步发展。
从1901年梁启超倡议撰写新型中国通史，到1999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这期间，中国史家撰写了130余部中国通史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在历史观与撰述风格上不尽相同，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亦有差别，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20世纪史家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艰难而执著的探索，凝聚着百年史家的心血。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中国通史编纂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空前巨著，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②。
一、学术准备与理论准备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的学术积累和理论修养是分不开的。白先生在思想史、交通史、民族史、史学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探索和改革、对中国历史重大问题的研究等，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国通史的编纂提供了学术方面与理论方面的准备。
白先生早年治学，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撰有《先秦思想界三大师》，发表研究朱熹的论文多篇。这种理论兴趣，同他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中重视理论，特别是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密切关系。
1937年白先生出版了《中国交通史》，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交通史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日本学者牛岛俊三将其译成日文出版。这部书的写作对白先生后来的治学道路特别是中国通史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白先生曾在《中国交通史》重印题记中说：“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
白先生从事民族史的研究，始于对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从回族史扩大到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并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创建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③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疆域的处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密切。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④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将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民族史的研究推动着白先生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他曾说：“回族史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必须经常注意它和中国通史的联系。”⑤研究回族史的学者，必须对中国史有所研究，至少有必要的了解。“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⑥正是这种认识，使白先生从本民族史的研究走向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另外，民族史的研究，也使白先生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彻底抛弃了狭隘的民族观念，真正反映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
中国史学史是白先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他对中国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围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卓著。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使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形成了辩证的认识，并自觉地继承优良传统，致力于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发表了《谈史学遗产》、《漫谈史学传统三事》⑦等论文，从理论上阐述总结、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并对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进行了初步总结。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答客问的形式连续发表了4篇论文⑧，进一步总结我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历史文献学、史书体裁、历史文学等方面的遗产。在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中，他强调，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⑨。可以这样认为，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在体裁和文字表述方面，颇具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源自于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史学遗产的重视。
白先生很早就从事中国通史的研究。1947年他发表《评范本〈中国通史简编〉》⑩，提出了有关编纂中国通史的一些认识。20世纪50年代初，他负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改革，提出应加强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使中国通史真正变成各民族的历史，而不是汉族史○11。20世纪70年代末，他强调通史的教学要做到贯通古今，阐述了中国通史在“通”方面的要求、通史与断代史的辩证关系○12。从事中国通史教学和改革的同时，白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逐渐深入。20世纪50—60年代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对历史上疆域的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官营手工业的性质及其与封建制度、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编纂《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历史理论体系。他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说豪族》○13等论文，对中国历史发展及其轮廓、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变化及其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对中国历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系统的认识。这些探索，为大型中国通史的编纂，作了很重要的学术上、理论上的准备。
二、历史使命感的激励
如果说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通识器局，为白先生成功编纂中国通史提供了学术上、理论上的准备，那么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则是激励白先生坚持不懈地从事中国通史编纂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各自主编过几种中国通史，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写完或完整出版。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会上，提出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国家出版局为此两次组织了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先生虽然没有参与中国通史的编纂，却感到了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庄严责任。从此，他时刻牢记总理的嘱托，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他曾说：“确实是象（像）不少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只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跟我们的国家地位不相称。”○14“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15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古稀之年的白先生不懈努力，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
国际友人对新中国史学著作的渴望，也使白先生感到编写一部满足外国朋友迫切需要的、完整的中国通史，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是自己的职责。在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庆祝会上，白先生感慨万端，他说：“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到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16从这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白先生完成历史使命的喜悦，也明白了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心情开始编纂中国通史的。
三、从《中国通史纲要》到多卷本《中国通史》
第二次访巴归国后，白先生就着手筹划中国通史的编纂。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打算约请一些同行编写大、中、小三种中国通史，以满足国内外人民的需要。中型中国通史草稿写出后，白先生不满意，但并不气馁，决定从编写小型中国通史入手。经过3年的努力，完成了小型中国通史的编纂，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
《中国通史纲要》作为普通历史读物，通俗是其主要特点，同时将科学性与通俗性结合起来，深入浅出。白先生曾说：“《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17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是将《纲要》的编纂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来看待的。《纲要》通俗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突出重点，只叙述重要的历史问题，并突出应特别注意的问题，以便全书重点更加明确，不求面面俱到。第二，对以往多数历史著作很少阐述清楚的疑难问题，如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变化、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封建社会赋税与地租等，尽量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避免笼统、含糊。第三，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明白、准确、凝练。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一般不引用原文，通常将史料今译后使用，在非引原文不可时，也只引用关键性的词句，避免使用过多的术语和专用名词，以便读者理解。《纲要》以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撰述风格，深受欢迎，出版后多次重版，有的学者将其作为最佳历史读物推荐给青年读者○18。外文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英、日、西班牙、德、法、世界语等文版，《纲要》在海外也拥有大量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编纂和出版，为撰写多卷本《中国通史》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纲要》的编纂进一步推进了白先生有关中国历史进程和特点的探索。白先生在《纲要》题记中写道：“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特点。”在编纂《纲要》过程中，他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形成了较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纲要》着眼于建立体系，勾画历史发展的轮廓，突出重点，对《中国通史》的编纂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