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代表中国史学会的祝贺讲话中说：白寿彝先生是我们史学界普遍尊敬的前辈。我们学术界对于前辈学者喜欢用道德文章来形容。白先生在这两方面确实是我们的楷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讲文章，也就是治学来说，我们史学界都喜欢讲应该博大精深，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能有几个人？白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人所公认的突出的成果。在专门史的研究方面，白先生无论是在中国的民族史、宗教史以至于社会史、中外关系史，都是有精深的研究。在史学领域里边，都可以说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研究这些学科的，是重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从广博来说，白先生一直是主张“通”，特别是这部他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这部12卷本的大书，22册，经过了20年的努力，今天拿出来了，这确实是我们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白先生是研究史学史的，将来要写中国现代史学史的话，我想，这22卷本的《中国通史》是要大书特书一笔的。至于在道德方面，白先生更是大家所尊敬的。白先生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有那么一股凛然的正气。以前张岂之同志说过，在批林批孔的时候，侯外老曾经说，孟子说过，一个大丈夫要有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白先生就是这样的大丈夫。白先生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总是有着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他总是在那里思考问题，总是在那里想着怎样做一点新的事情，所以他无论是对国家的命运，对史学的发展，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等等，都一直在那里操心。他做的事情都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另外，白先生对于培养青年人，我听到很多朋友，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学者了，都谈到过当年白先生是怎样一面严格地要求，一面又是手把手地在那里教。几十年来，白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那么多的史学人才，这点是不用说的，我想对于中国史学会来说，因为在1949年，当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同志创建中国史学会的时候，白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就是常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在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的时候，白先生又是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所以中国史学会的成长，一大半都是在白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在白先生90华诞的时候，在12卷的《中国通史》出版的时候，我想再一次地代表中国史学会表示诚挚的祝贺。
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齐世荣说：有两点我要向白老很好地学习。第一点就是白老的老朋友、诗人臧克家先生送给他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该罢休时不罢休”。在白老85华诞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件事，今天我想再重复一下，就是白先生这部12卷本《中国通史》在筹划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当时他是北京市史学会恢复后的第一任会长，我协助他做一些北京史学会工作，那时候白先生住在城里，我经常到他家去，有几次看到白先生在那里组稿，找一些分卷的主编谈话，作为一个70岁高龄的老人，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在他85华诞的时候，我68岁，当时我曾经讲，我本想到70岁就封笔不干了，但是一想到白先生85岁了，还在搞这部大书，我就想还得干。那么今天白先生90岁了，这部书已经完成了，这使我们这些70岁的人绝对不能想到不干了。尽管有人劝我该休息了，但是我想绝对不能休息，白先生90岁了都没有休息，“该罢休时不罢休”，我们要罢休了就太不像话了。我想一个70岁的人要写东西就很不容易了，要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这种精神就更了不起了，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为这书是部多卷本，部头很大，是一个很大的事业。第二点是刚才金冲及提到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气节，我也想举一件事，据家和等一些师大的同志告诉我，在评法批儒的时候，当时只许说秦始皇好，因为最高领导说了秦始皇好，并且批了郭老了。但是白先生讲秦始皇是一分为二的，我认为这种忠实科学的精神是很了不起的，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讲求学行一致，言行一致，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陈寅恪晚年，他的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所的学生蒋天枢炳南先生到中山大学去看他，临行的时候，陈先生写了篇《赠蒋炳南序》的文章，其中就说到自己：末念平生故未尝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绝不曲学阿世，怎么学的就要怎么讲，要身体力行，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很难做到，因为解放后运动很多，每一次大运动名义上都是说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了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在这种时候能够坚持真理，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鲁迅先生的一个老朋友齐寿山先生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先生，就提到鲁迅先生民国初年在教育部的一位同事，师大的老教授高步瀛，鲁迅先生讲：高朗先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我想白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人，学行一致，言行一致，这也是我们后辈需要学习的品质。
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在代表北京大学、代表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和党委书记任原生同志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白老表示深深的敬意时说：大家都熟悉一首歌颂老师的歌，叫做《好大一棵树》，白寿彝老师就是我们园地里的“好大一棵常青树”。白老走新路的思想是给我们晚辈后辈指出了一个方向。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怎么走新路呢？我们后辈的史学工作者要向白老学习，要以跨学科的眼光来推动本学科的学科建设，以跨学科研究的实践，来不断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第二点，白老走新路不是他一个人走，他是领着大家走，是大家一齐走新路，这是给我们史学后辈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前辈的领路之下，我们史学的后代要有一种群体上升意识，共同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灵魂，通过群体上升来推动我们中华民族史学走向新的繁荣。
最动人的是白寿彝先生的老友们的讲话，其中北师大教授何兹全说：我是1950年到北师大历史系的，当时白寿彝同志是代理系主任，系主任是侯外庐侯外老。那时历史系有两个教研组，他一个教研组长，我一个教研组长。后来他做了系主任，我就是副主任，几十年来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关于白寿彝同志的道德文章，同志们已经谈了很多了，我有一点体会深的就是，白寿彝同志接受新事物非常的快，比如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接受很快，这在今天说起来好像没什么，大家都说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年代刚刚解放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而且他接受了还能够运用。接受新事物这点我就不如他，他常批评我老顽固。我就说他：你呀，太活！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变一个主意，这个变，说明他接受新事物快。《中庸》中有句话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荀子》也有句话说：“惟所欲藏，害之将受。”随着时间的过去，到老了，我们也越来越磨合得接近了，我从顽固慢慢也变得容易接受新东西了，他也从今天变明天变得相对固执在一点上了。白寿彝同志对历史问题分析力很强，概括力更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认真负责。大家可以看看他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现在的主编一般都只是名义上的主编，实际上连看都不看。白寿彝同志不是这样，他主编这部《中国通史》，可以说一段话、一个字都是斟酌的。这对主编来说是很少能这样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编完之后，已累得发脱齿落，我也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但他还是那么认真。
会上白先生的老友史念海先生也寄来了《风雨春秋，亦师亦友》的书面发言。史先生在信上说：我和寿彝教授相识订交，是在1936年秋季，距今已经60多年了。……
寿彝教授生平的著作是很丰硕的。……以旧日所说的著作等身来形容，还似乎有点欠妥。……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过他要年年写一本书。这使我十分震惊。……
寿彝教授的眼病已经多年了，我曾向他提过，给我写信时不要亲自执笔，不妨着别人代写。寿彝教授盛情，有时还是亲自书写。……就是这样，他的著作中有的地方他还是亲自执笔的。……
寿彝教授眼病以后的著作，大都是口授由刘雪英同志笔记的。寿彝教授出口成章，写成后很少改动。这是不容易的。……
寿彝教授的著作，如前所见，是多得难以计算出来的。部头最大的自然要数多卷本《中国通史》。祝贺寿彝教授90华诞，同时也祝贺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齐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必要的。……
自唐代始创官修史书之例后，历来王朝皆以之视为当世的要政，不可或缺。可是处于史馆之中，执笔修撰之士却是屈指可数的。这固然是政府位置所限，也是史学人才的并非甚多。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创意虽是出自寿彝教授，却是多人共同执笔。约略统计，竟有数百人之多。仅就这一点来说，也足以超迈前代，为前代所难以想象的。……这样说来，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足以表现当代全国治史的结晶。说它是超迈前哲，应该不是过美之辞。
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说顾颉刚先生说过，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顾颉刚先生一生创意设置的事很多，确实是时时都在开风气。寿彝教授创意撰著多卷本《中国通史》，是足以开风气之先的称道的。颉刚先生说他自己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自谦之辞，并非就不为师。就寿彝教授来说，不仅是开风气，而且是为师的。这应该不是我的颂美，我想凡是用心读过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人，都不会以为我这些话是虚美的。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仅是称道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以史学史来说，也应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寿彝教授的治史是多方面的，几乎是无所不涉及的，而其专业却更多重视中国史学史。……
寿彝教授在这方面用了大的工夫，不仅撰写了很多的有关文章和专著，还创办了《史学史研究》刊物，在史学界起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史学史研究》已经成了研究历史的学人不可或缺的读物。这就不仅是在开风气，而且是为天下师了。
说到这个“师”字，我是深有体会的。上面说过，我和寿彝教授是1936年晤面订交的。承他的厚意，把我作为老友，我却不敢有此奢望，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半师半友。这不是我对他颂扬，60年的交往，特别是建国后的交往，就是具体的例证。上面说过，我和寿彝教授是在“禹贡学会”认识的，相处时间不长，第二年就遇到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北京首先沦陷，大家也就分手散开。抗战时期，各处漂泊，难得都再聚在一起，偶尔也遇见过，又复匆匆离去，不易有更多的交往。直到建国以后，寿彝教授回到北京，我也在西安定居。寿彝教授曾邀我至北师大讲学，也不时在一块开会，寿彝教授半师半友作用更为显著。在这次交往中，寿彝教授不仅对我在学术上多加指导，在思想上更为重视。建国之初，社会上普遍重视思想工作，寿彝教授在这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寿彝教授和我虽然不在一个学校执教，有些重要的会议，却都能参加，因而碰头的机会也就相应不少。参加会议是要发言的，只要寿彝教授在座，他对我的发言是时刻都在注意。所做的发言如果大致不借，会后是会受到寿彝教授的嘉奖和鼓励的。如果发言欠妥，那可了不得。不仅受到寿彝教授的批评，而且寻根究底，详细询问近来学习的情况。对于有关事物的看法，仿佛就是没完没了。那些时候我曾经向人说过，寿彝教授是赏罚分明的，是不可蒙混过关的。这就使我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郑重对待，不应稍事马虎。我平生遇到两宗事情，对我都是很有影响，可以说是一生享受不尽。寿彝教授的教导就是其中的一宗。另一宗是顾颉刚先生对我的鼓励。有一个时期，我和顾颉刚先生在一处工作。有一天早上6点钟，颉刚先生就敲门来看我，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归去。我以为有吩咐，却并未见下文。如此，继续了好多次，我才明白颉刚先生是怕耽误我时间，影响研究工作。颉刚先生这样关怀，使我不敢稍事懈怠，寿彝教授的指导，使我遇事都要细致小心。这两宗事我时时铭记衷心，不敢或忘。
寿彝教授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是不遗余力在关怀着。应该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在寿彝教授的关怀和督催之下写成了。我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寿彝教授总希望我能写出这部科学的渊源和发展。在寿彝教授的关怀下，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地理的渊源和发展》，寿彝教授以之发表于《史学史研究》。我以为就算是交卷了事。后来才领会到这次自以为交卷，其实只是交了一份白卷。寿彝教授的意思是要我写一本史学史那样的历史地理学史，而不是一篇较为泛论的文章。这样的任务很不轻松，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我曾草拟了一份大纲请寿彝教授指正，受到了夸奖，可是还说不上着笔。我在教学中，曾经开讲这门课程，而且还不只讲过一次，可是都没有讲稿，课讲完了，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每次和寿彝教授见面，都担心无法交代，可是寿彝教授都并未忘却。这样就变成一笔账，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呢？因为手头别的工作还很多，难得有多余的时间从头写起。
我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已有60年光景，也曾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大多结集出版，书名相沿不改，谓之《河山集》。现在学界之人了解我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工作，多从《河山集》入手，可是少有人知道，这个书名就是60年前出版第一集时寿彝教授代为命名的。
在祝贺寿彝教授90华诞的时候，为什么不厌其烦，一再琐琐絮叨这样一些小事？这都是寿彝教授对我的关怀。这样的关怀，寿彝教授对所有的朋友和学生都是一样的。我曾听好几人说过寿彝教授对他们的关怀。这样的关怀是会得到学人的尊敬。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写过程中所得到这么多的共同致力，原因当然不一，但这样的关怀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祝贺白寿彝教授90华诞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大会整整进行了一天，关于白寿彝教授的学术成就，关于白寿彝教授的道德文章，人们谈了很多，时间关系，还有许多没能尽情地表达，但是，应该说，大会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沉思：白先生的学术成就、道德文章向我们昭示了什么？我们要向白先生学习什么？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祝贺白先生不也是对我们学术事业的鞭策？！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