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性的认识上，白先生注意到了司马迁的阶级局限性，但并未简单地从当时大多数学者公认的司马迁的“地主阶级”出身出发，否认司马迁的人民性。他说：“《史记》的作者毕竟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并不全部反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反对作为封建主义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但他并没有着意宣扬封建主义，反而是揭露谴责了封建主义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所有者的一部分政治情感、政治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使得《史记》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历史著作中所以能显示出耀眼的光辉。”○27白先生虽然曾说过他20世纪60年代学习马列刚刚开始，“还只是试图用戴帽子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不能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28，实际上，在分析《史记》的人民性这一问题的时候，根据中国历史实际，白先生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比起那些单纯从司马迁的所谓的“地主阶级出身”出发，抽象肯定、实则全面否定的一些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史学作品，如《文史哲》杂志1965年第3、4期先后发表的王启兴、施锡才的论文《应该全面正确评价司马迁的思想》、《如何评价司马迁的道德观》及《论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白先生的论述不知要高出他们多少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运用唯物史观与丰富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平允、准确地全面评价司马迁的思想，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的，是前辈学者白寿彝先生。他的《司马迁与班固》和《史记新论》两篇宏论可以代表30年来《史记》研究的新水平。”○29
2．对司马迁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探讨在侯外庐、任继愈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白先生以《史记·货殖列传》为突破口，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货殖列传》的价值予以具体深入的分析，从而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唯物主义因素给以合理的定位。
白先生认为《货殖列传》是论述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第一，它肯定社会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第二，指出财富的占有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之间的区别；第三，他指出财富的占有情况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富有者的道德观念是维持他们的利益的；第四，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欲望。白先生对上述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前三个方面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当然，这些远不能跟我们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理论相比。但《货殖列传》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这对当时的有神论之以神意来解释社会问题进行了正面的有力的打击；对理论的成就来说，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论点，是我国史学思想史上珍贵的遗产。
对《货殖列传》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愿望，白先生也给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这是对‘富贵在天’的有神论的批评，也是对当时皇家经济垄断政策的抗议，但他把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提得过高了，把它说成了好像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动力。离开了阶级而一般的谈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并把这种欲望说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把思想意识的反作用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就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老路上去了”○30；白先生明确地指出：那种认为“司马迁已经能够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31
在分析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时，白先生严格地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他说：“司马迁是以贫富、小富和大富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还不能从生产过程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没有从个人的经济地位上看出他的社会属性。他还不懂得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但我们不应该拿我们今天的阶级分析观点去要求两千年前的历史家。司马迁在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思想，可以说够伟大了。”○32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司马迁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研究，白先生指出，“一般只就《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和《平准书》里的记载来研究，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就《史记》的全书来研究他的这种思想”○33，这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研究深化的途径。
在对司马迁唯物主义思想研究的基础上，白先生进一步从理论上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明确指出：“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举例来说，司马迁绝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在《史记·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里，以财富的占有情况和社会地位的高下去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说明道德观念、道德标准的不同，这就可以说他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有了唯物主义的观点。”○34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在此基础上，白先生将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白先生对《货殖列传》价值的探讨和分析，表明他已学会使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在对该问题的分析过程中，贯穿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原则，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既看到了司马迁思想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又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原则性的区别，认识到了二者的差距；可贵的是他坚持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既指出了司马迁思想的局限性，又高度肯定了他的思想认识在当时历史时代崇高的地位及其历史价值。马列理论的学习和掌握，使白先生的《史记》研究走出了传统考据的局限，注重对《史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注重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和研究问题，并将其与对《史记》的全面具体的深入分析相结合，最终使他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达到了同时代学者难以企及的地步。白先生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概括司马迁的思想，定性准确，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作为衡量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重要标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为真正实现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白先生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探讨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几个方面的突出贡献之外，又对司马迁及《史记》有关中国史学史的成就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研究《史记》的方法也高出同时代的学者，采用了纵横贯通法、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此外，他还采用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他将司马迁和班固进行过多方面的比较，既充分展示了司马迁的崇高地位，又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马班的异同。他自己一生精读《史记》，也强调要让学生精读《史记》，他以《史记》的史论为例，说明如何正确处理历史教学中的史论关系问题，又以《史记》的历史文学成就为例，说明“历史文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并将之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以《史记》研究为龙头，带动了对中国古代史学史诸多方面和众多领域的研究，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史学史”这门正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的发展。当然，毋庸讳言，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白先生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史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受个人对马列理论初步掌握和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局限和影响，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今天看来尚有其不足，如认为“司马迁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这是当时绝大部分学者的共识，但仍有贴标签的痕迹；又如他说天人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这一论断尚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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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12-713页。
○1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14-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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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30页。
○3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3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4页。
○3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04页。
○3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5页。
（原文刊载于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