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萍
我国有重视史书文字表述的传统，如刘知几所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借于文。自五经以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①史书表述上的审美要求与史家重文的目的息息相关。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②章学诚也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③这些都说明史家重文的主要目的是传之不朽，行之久远，基本方法是“以文叙事”、“以辞达旨”。我国古代史学评论著作，甚至文学评论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有专门论述史文表述及史家修养的篇章。这个问题为古代史家所关注，现代历史学界也在不断探讨。素有盛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是一位自觉地提倡这一传统并身体力行的学者。他在很多论著中都强调了史书文字表述的问题，像他这样不断地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这一传统的史学家并不多，这在《白寿彝史学论集》中有突出的反映。
一、史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重视文学修养
从古至今，既然很多人都重视史文表述，它的重要性还有必要再谈吗？有，同样是谈文字表述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有不同的要求和内涵。白寿彝先生强调史书文字表述的主张，是在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和思考史学的社会价值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从这两方面论证了史学工作者加强文学修养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史学家，他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提高语言文字修养对开创史学工作前途的重要性。史学工作要前进，首先就要继承我国古代的史学遗产。继承是为了创新，第一步是要分清史学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文学修养，光继承这一步就举步维艰，何谈创新。白寿彝先生说：“不学好语文，就不好说接受文化遗产”，“为了要继承，就要学好语文”。对于从事历史教学的工作者，“学不好语文，不会写文章，对课本的理解就不深刻，讲课时词汇贫乏，言语无味”④。这样不仅自己无法继承史学遗产，还可能打消学生探索史学遗产的兴趣，阻碍史学工作的发展。此外，学历史，要详今而博古，既要有扎扎实实的专业功底，又要有放眼全局的器识。加强文学修养可以在视野上沟通古今。我国古代有不少文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或重要的历史思想，可供研究之用，要发现并运用这些材料，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因此，白寿彝先生在很多地方都讲到在历史系开设文学课的问题，提倡有选择地阅读历代各大家的文学作品和历代总集，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表述能力。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是很有价值的。
进而言之，史学研究内容的表述离不开文学修养。对此，白寿彝先生把加强史文表述和研究中国史学特点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他指出：这二者是史学工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⑤，把自己想要表述的都正确地表述出来，就需要在文字表述上有一定的训练。就拿历史文学表述的传统来说，我们要研究它，没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修养和对文字表达的感悟能力，就很难得出准确、透彻、符合中国史学特点的认识。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我们所认识到的表现出来，使人们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史学的特点。这样，一个史学工作者如何表述研究所得的问题就同建构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白先生把这种关系阐述得如此透彻，足见他对文字表述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有了好的内容和好的形式，下一步就是广而告之，行而远之。史学研究工作要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同样要在文字表述上下工夫。一要有内容，二要生动。白寿彝先生说：“如何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来写历史上的事情，让读者看了爱看，这是个应当重视的问题。……这有利于我们这门学问的推广。”⑥但是，我们现在的史学作品“在很大范围内是让我们同行看的，是让研究历史的人看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历史学的作用太小了。应该放大这个圈圈，让更多的人看”⑦。正确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必须讲究形式。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故步自封的风气，已造成了一般读者不关心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工作者远离广大文化消费者的所思所想，甚至在读者中产生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思考是学问人的事情。
这种思想上的惰性对一个民族来讲意味着文化的停滞不前或走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看，提倡文学修养以加强史学的社会作用不止是关系史学工作前途的事，还是关系民族前途的大事。
如此看来，进行历史前途教育的重任也离不开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
人们常说“读史以明智”，“观往而知来”，历史作为思想教育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要使一种思想被人们接受并产生振奋人心的力量，就需要用文辞锻造它的吸引力：“我们要把历史科学这个工具掌握起来，要有深刻的理论分析，但决不能不要求文字上能善于表述。文字作为宣传的手段，比口头的讲解要更广泛、更持久。”⑧这并不是简单的工具论，而是一个怎样认识个人修养与历史责任、历史发展与时代要求的关系问题。
白寿彝先生认为，较好的文学修养是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说：“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⑨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历史工作者，要用丰富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广大人民，让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前途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要普及历史知识，就要写大、中、小各类的书。高深的、浅显的都要写，写出来就是要给人看的，是要提高大家的认识、丰富大家的历史知识与文化生活的。如果你写得不通顺、不明确、不系统、不生动，别人就会不愿意看。所以，要把文章写得别人愿意看、喜欢看，这很重要”⑩。在白寿彝先生的思想中，以普及历史知识来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和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形式来传播历史知识，这二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史学工作者只作专门研究而不考虑是否被人们接受的问题，这至少表明他还欠缺些历史责任感。
重视史文表述来传播历史知识同时也是时代发展对历史科学的要求。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对人民有好处，就不能没有时代感。历史文学的传统是我们优秀的史学遗产，它和重视表达社会理想及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以二者的结合来进行自我教育和教育群众，这是时代对史学的新要求。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满足于史实的表述。我们也不是客观主义地研究过去历史的规律，而是要用于观察历史的前途，其中包括祖国历史的前途和人类历史的前途。我们以此来教育群众，并且以此进行自我教育。这一点当然是过去史学家所谈不到的。○11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因此，白先生强调不仅要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教育广大人民，还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从儿童时期起，就不断地接受历史教育，从而滋长民族自豪感、时代感、历史感。这是培育下一代的庄严事业，其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并不在专门著作之下。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白寿彝先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他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和教育家的历史责任感、时代感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
二、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史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加强文学修养？很多人想不通，这当然与当今各门学科之间界限划分有关，但主要还是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白寿彝先生对这种状况了解得很清楚，他在《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中说：
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工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工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12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他提倡文学修养的急切心情和坚持这一主张的决心。他所说的人们在认识上的两个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认识文史关系和怎样理解“通俗”的问题。对此，白寿彝先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对于文史关系，他起初是从总结史学遗产的目的出发进行讨论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中谈到“史与文的问题”，认为“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老传统。的确不必把文史二者分得太清楚，否则是不好办的。学历史的人，不学语言、文学不行”○13。他把这个传统称为“历史文学”○14，说“自《左传》作者以下，大史学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15，他们不仅写战争、写人物栩栩如生，而且能在记叙中自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倾向。到了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又撰写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其中他把历史文学作为史学遗产中重要的一门学科提出来加以系统论述。指出“咱们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有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独到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论到“文中见史”的问题，把章学诚所说的“以辞章存文献”与近人陈寅恪、贺昌群“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联系起来，使我国历史文学的传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16。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都把“历史文学”列为专门章节。时至今日，当我们的史学家被人物传记、历史小说、历史剧等是否遵从历史真实的问题所困扰的时候，当我们必须再次回答历史有什么用的时候，我们就能深切地理解白寿彝先生为什么一再强调要研究历史文学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学传统有助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离不开史，史也离不开文，它们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互相辅助补充的作用。由此我们联想到其他几位史学家在文史结合上给人们的启示，如郭老的文史兼善，翦老流畅缜密的语言，以及范老通俗易懂的文字，他们告诉我们：当一门学科发展到某一个高度时，它与其他学科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就会显露出来，从而要求它的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素养。这使我们更加了解白寿彝先生多年来坚决要求史学工作者加强文学素养的苦心。即使在跨学科研究已得到普遍认可的今天，我们对文史关系的认识是否达到白先生这样的通达，还很难说。
对于通俗的理解，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低，通俗化过程在文化的推进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文字表述能力的培养在此过程中又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对这一点，作为史学家的白寿彝先生认识得很深刻，表现了一个关切现实的史学家所具有的通识。怎样认识通俗工作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有人认为通俗的东西不需要多高的文字水平，把它看做比研究工作低一等甚至低几等的工作而不认真对待。这首先在思想上就看轻了读者的鉴别水平不尊重读者的阅读要求，因此才会使那些错字连篇、语句不通、立意不高的“大全”、“新编”之类泛滥成灾。其实，真正的通俗读物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是做到“通俗”的前提和基础。白寿彝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