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先生撰写的《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一书，已于200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评述和介绍白寿彝先生学术的第一部专书。白寿彝先生生前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他撰述和主编了几十部学术著作，撰写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和崇高的学术声望。特别是在中国通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历史教育等研究领域，白先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他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加强和重视对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学术特色和理论风格的研究，不仅对于推动历史学科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于促进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瞿林东教授的《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一书的出版，正如朱绍侯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说的：“白寿彝先生留下的史学遗产非常丰富，白寿彝史学这一命题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总结和研究，以便发扬光大。林东教授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希望能看到有其他类似的著作问世。”
《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汇集了作者自1988年至2000年间撰写的研究和评介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及著述的论文和文章共26篇。其中主要包括专题论文6篇，读后感、书评8篇，谈白寿彝先生的读书与治学2篇，书序2篇，会议纪要2篇，对《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内容的介绍文章4篇等。虽然所收文章的形式、体例各异，但也正因如此，使得全书的内容显得非常生动活泼。既有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系统阐释，也有对他的著述和文章的研究和介绍，既包括对白寿彝先生本人的观点和言论的评述，也包括与他有关的学术活动的记述。通读全书可以从正面深入了解白寿彝史学的体大思精，也可以从侧面一览白寿彝先生治学的风格特色。同时，这本评论集也反映了作者20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白寿彝先生的治学动向、把研究和弘扬白寿彝先生学术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不懈努力。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经过长期的学术实践和不断的深入思考，他对中国历史发展、民族史和民族关系问题、中国史学发展、历史教育等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富有启迪作用的观点和看法，回答了在史学研究中亟待解决却又十分复杂的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作出了如此建树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白寿彝史学的特点在哪里？本书作者在对白寿彝先生的史学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作出回答，这就是：“博学，会通，创新，有器识。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是坚持在科学的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重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丰富内涵的揭示与阐释，以及对其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和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7页）而重视理论又是其中的核心，即白寿彝先生本人所说的、瞿林东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和引用过的：“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可能也是作者将这本书命名为“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的主要原因。
因此，重点突出白寿彝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重视理论建设的特色，是本书作者的最重要的撰述旨趣。本书收录的作者为祝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而出版的学术文集《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所撰写“前言”，提纲挈领地讲到了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史学发展的理论。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作者研究白寿彝史学的最新成果之一《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简论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一文，结合白寿彝先生的诸多史学实践，论述了白寿彝先生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重点阐释了坚持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的关系，作者就此指出：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有多方面的进步和成就，而其中最重大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史学的主流，仍将按照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方向向前发展。”第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193页）这是作者从白寿彝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得到的重要启示也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和我们仍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努力的方向。《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继承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遗产》两篇文章，是作者研究白寿彝史学的十分重要的两篇论文。前者通过回顾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从他的民族史的研究、中国通史的研究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三个方面，概括总结出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的“通识”和“创新”的特点，“发展的观点、全局的器识和创新的精神，是寿彝先生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特点，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78页）作者还认为，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在于阐明史学与人生及社会的关系，“它从一个方面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96—97页）后者专就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指出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来看，白寿彝先生对于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等学科性质的基本问题的论述，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史学史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如对史学遗产的重视和分析、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等，对史学史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本评论集收录的文章，以研究、评论和介绍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为数量最多。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在白寿彝先生的主持下，历经24年的艰苦磨砺，终于在他生前全部完成出版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157页）这部通史巨著，从理论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综合体现了白寿彝史学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和成就。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关注着《中国通史》的编撰情况，一直十分重视对它及时地进行介绍、研究和评论。早在1983年，作者就开始撰文介绍《中国通史》的编撰情况，此后不断就这部通史的内容、特点写文章加以介绍和评述。例如介绍《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不仅简述其内容框架和基本观点，而且指出其理论创新之处以及在历史科学和社会实践方面的意义。作者还在其他论及白寿彝史学的文章中，多就《中国通史》所反映出的旨趣、思想、体例和价值等方面作为重要的论证依据。我们注意到，本书所收录的关于评介《中国通史》的文章，随着发表时间的先后不同，对于《中国通史》的内容结构、卷数册数的介绍也前后不一。如1983年发表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情况》一文，说这部《中国通史》包含14卷42册，其中有大事编年和图版各一册，并采用“序说”、“综述”、“别录”、“传记”的编撰体例。两年以后的1985年发表的《一部有特色的〈中国通史〉》和《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两文，则说是14卷43册，体例上也变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而到了1999年《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后的实际情况是12卷22册，没有大事编年和图版分册。这并非是作者的记述有误，相反，从上述诸文的成文时间来看，所记内容是非常准确的。这些变化，客观地反映了这部《中国通史》在编撰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断调整和相应改动的真实情况。换句话说，这本评论集还起到了提供真实反映《中国通史》编撰过程的变化的资料和证据的作用。
对于白寿彝先生的其他重要论著，本书也大多予以评介。如《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通史纲要》、《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等。这些文章都能使人更进一步地了解白寿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的贡献，更深刻地体会白寿彝史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和价值。
由于作者是白寿彝先生的学生，又有很长时期跟随他一同工作，对白寿彝先生的治学了解得更加直接，所以对他的读书态度、文章之道以及学风、文风也多有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格和学者风貌。《白寿彝教授谈读书》、《白寿彝先生的文章之道》就是这样的两篇文章，白寿彝先生所强调的“读书之‘读’，是有抽绎之意”、重视史学评论与史学批评、写文章应力戒浮词突出重点、史学工作者应学会使用类例的方法等等，都是一位史学大师留给我们的经验之谈。而白寿彝先生虚怀若谷、学无止境、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更是后人所应当记取和追求的。
加强对白寿彝先生等老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继承他们留下来的丰富的史学遗产，对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通过长期对白寿彝先生学术的研究和总结，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白寿彝史学”这样一个史学命题，这一命题一方面包含了对白寿彝先生一生史学活动的概括和肯定，另一方面也便于更加系统、更加明确地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加以研究。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是对“白寿彝史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以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的广博和学术旨趣的精义，当非这一本书所能完全涵盖和阐释。如作者所言：“寿彝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份史学遗产，这方面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例如，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理论，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见解，关于回族史研究的构想，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风建设和理论建设的主张，关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的论述等等，都有许多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料，作为人们进一步开拓的前提和基础。”（8页）同时，白寿彝先生在治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既专又博的治学方法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为追求真理不懈努力的探索精神等方面，也都是非常值得研究、总结和弘扬的。希望有更多的研究白寿彝史学的论著问世。
（原文刊载于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