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事中国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教学和领导工作的同时，仍从事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1951年，白寿彝先生著《回回民族的新生》，由东方书社出版。这是一本回族简史，所以没用“简史”这个名称，而用“新生”，是为了表达欢悦的心情。该书“题记”中说：“我叫它作《回回民族底新生》，因为这几个字正说明了我们回回人民所置身其中的大时代，说明我们回回人民对这个大时代的喜爱。”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观察、分析回族历史问题，特别是回族形成问题，可以说是白寿彝先生学术生命的“新生”。1953年成立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白寿彝先生领头编写《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后成3个稿本“参考资料”本1957年6月由回民文化协进会办公室印16开32页），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用，以便在了解回族历史的基础上，规划回族的今天和明天；“初稿”本（1957年9月由回民文化协进会出版32开128页），内容丰富；定稿本同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较初稿本压缩。1958年开始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对回族调查的基础上，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下，1959年5月写出《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当时是大跃进年代，后经对一些材料落实、核实，6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铅印。10年时间，白寿彝先生指导、与别人合作、自己单独执笔，写出3本回族史著作，是白寿彝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回族研究作出的新贡献。1952年，白寿彝先生校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种《回民起义》全4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前2册是云南回民起义资料《咸同滇变见闻录》的扩编，增加了道光年间滇西部分和贵州部分；后2册是关于西北地区的，是有清一代西北回民起义资料的第一次系统收集。白寿彝先生一贯重视史料收集，这4册资料的校辑、出版，对清代回民起义研究起了奠基作用；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近代史资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了推进作用。1958年和马寿千合作，写成《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是利用家谱资料研究回族历史的经典之作；同时指出，“必须注意材料中的某些炫耀的成份，轻信是会走入迷途的”。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白先生和几个人讨论，后由白先生执笔写成的《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是当时研究回族史的指导性文章，包括“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几部分。如同任何文章都带有时代特点一样，这篇文章也带有时代特点。1962年，白先生赴巴基斯坦参加历史学会年会，在会上宣读论文《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浓缩性地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是当时鲜有的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的文章。白先生在文章末尾说：“对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也要像对其他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取其精华，发扬优良的传统，使其有利于对宗教和学术的正当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
经过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的停顿之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其他学术研究也一样）于70年代末恢复，80年代出现高潮。1979年8月，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13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的论文。从1981年起，《中国穆斯林》开始连载白寿彝先生40年代后期写成的《中国伊斯兰经师传》。这是一部以人物连接成的中国伊斯兰史，包括宋元明清至民国的著名经师。1982年，白寿彝先生带领一批人编写《回族人物志》。关于此项工作的缘起，白先生在《回族人物志》元代册题记中说：“本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我写了《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五十六卷，有传者一百七十五人，有附传者一百七十九人。当时因避敌机轰炸，长居乡村，书籍难得，仅就当时能见到的少量书籍，收集材料，可以说是见闻寡陋。……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我忙于其它方面活动，这个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近年，因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又勾起了往事的回忆，因而提出了编写回族人物志的计划。”《回族人物志》共4册，第一册元代于1985年出版，第二册明代于1985年出版，第三、四册清代和近代于90年代出版。是以人物历史连接成的一部回族史，是回族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白寿彝先生一贯重视人物研究。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写了各方面人物的活动也就写了各方面的历史。《回族人物志》、《中国伊斯兰经师传》、40年代前期在云南写成并发表的《滇南丛话》，是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人物的代表作。
白寿彝先生一直关心多卷本回族史的编写，他在1983年宁夏举行的《回族简史》座谈会录音讲话中说：“这几年，我对于写中国通史有一个看法，就是要吸收我们过去的优良传统，结合着我们尽量掌握到的比较丰富的材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成新的史书。我想，对于中国通史的想法，好像也可以移用到回族史这门学科上来。”1990年在山东举行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白先生在录音讲话中对编写多卷本新型回族史作了具体说明，说分成四个部分来写：“第一，叙说部分，是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回族史的基本的资料同我们应该开辟的回族史的路子，作一个总的论述。第二，综述部分，是要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作一个综合的论述。这种体例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一般历史的体例。第三部分，典志，是关于回族史的各种专题的研究。第四部分，是关于人物的传记”，“第三部分可以写12个方面，就是12个问题，……一是地域考。二是生计考。三是工艺考。四是会社考。五是寺院考。六是教育考。七是天文、历算考。八是医药、体育考。九是礼俗考。十是经籍考。十一是金石考。十二是语文考。”这是对编写多卷本回族史作的总体设计、总的规划。白先生在1983年的录音讲话中，还就研究回族史的重要性、回族同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跟汉族以及别的兄弟民族的关系、回族史研究的开展、回族史研究队伍的培养等问题，作了指导性说明。此外，白先生还对1987年在兰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1989年在河南举行的第五次回族史讨论会，以及1987年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回民起义讨论会，作了录音讲话，从多角度、多方面对研究回族史作了指示。这些成为80年代以来回族史研究的指南。白先生还写了一些难以推脱的文章，如为1981年出版的马坚译《古兰经》作序；为1984年出版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作序；1989年马坚逝世10周年时，白先生写了《马坚教授和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的纪念文章；1995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出“伊斯兰文化专号”，请白先生赐稿。白先生口授了《开展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的短文。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寿彝先生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包括白先生的旧作8篇、新作3篇，附录了陈垣等人的著作5篇。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收入白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主要著作，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这个领域所走过的道路。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自序中说：“学问的道路并没有一条坦易的路可走。”他走的正是这样的路。从河南到北京，从西北到西南、东南，不惑之年再回到北京，一步一个脚印，地地有成果。在开封、在北京、在云南、在苏州自不待言，就是在柳州等车的一个多月，还就地访问，写成著名的《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一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居无定处，躲避日机轰炸居乡村，仍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整理旧作，同时又写成一篇篇新作。他特别珍视自己收集并反复校写的《咸同滇变见闻录》书稿，在《付印题记》中说：“本书稿本迭经患难。予于辗转流徙水火空袭之际，爱护每先。今当付印，予犹不胜其惴惴。”他视学术为生命，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更是充满感情的、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所以取得成功，还因为他有深厚的国学底子。他在《中国史学史》“师友之益”部分说，他1929年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遇到名家陈垣、张星烺、冯友兰、顾颉刚等先生，大开眼界；说他“早年有幸，得遇良师”，1920年和1922年（即他11岁和13岁时）先后有两位良师“来家教读”，教他读《诗经》、《书经》和《资治通鉴纲目》、《左传》、《论语》、《史记》、《汉书》等，以及作学问的方法，他“思路开了”，读书的乐趣不断滋长。青少年白寿彝，打好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他和顾颉刚亦师亦友的学术友谊，推进了他回族史和伊斯兰史的研究；白先生特别推崇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两次将其收入自己的著述中（《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众所周知，中国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是从中西交通史开始的。白寿彝先生1937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中国交通史》，无疑给白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奠下了一块基石。可以说，没有中国通史专家的白寿彝，就没有回族史专家的白寿彝；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成就，深深扎根于他中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造诣的土壤中。白寿彝先生取得了国人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空前成就，还走出了达到这种成就的必由之路。
白先生所以成功，还由于他有正确的治学方法和寻求正确理论指导。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时，见《师大校刊》上登载寿彝师谈治学之道。寿彝师说，作学问在于积累，不要急于求成，先搭一座小房子，再慢慢发展成建筑群；寿彝师就是这样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建筑群。寿彝师还像校长陈垣那样，特别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说收集史料要有蜜蜂采花、蚂蚁找食的精神。40多年过去了，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了正确的方法还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白寿彝先生在1983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时的题记中写道：“1944年，我在《中国回教小史》的题记中说到，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并提出研究这门学问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还应该指出，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取得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册（元代）题记中，白寿彝先生说：“本世纪四十年代前期，我写了《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那时，也没有接触到科学的理论著作，还不懂得进行理论分析。”正是在这个题记中，白寿彝先生引述了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要求全书写作中运用这个理论，以其为指导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写作《回回民族底新生》时起，就开始运用这个理论为指导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寿彝先生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以此分成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
一个人出点学术成果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出成果，并在多方面达到高成就。白寿彝师就是这样的人，90高龄了，还在不断耕耘，继续为我国史学作贡献。在白寿彝师90大寿之际，作为他的学生，写这篇短文，谈谈学习他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著作的心得体会，求得老师的指教。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自序》，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2页。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