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不平衡既包括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也体现出各地在经济文化上各自的特点，从而构成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作者在谈到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文化时所说的那样：“这些文化之间一方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且发展的阶段也大致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又各具特色，构成一幅多彩的图景。这可以说是本阶段文化发展的一个总特点”（227页）。同时不平衡也可以是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状态上相异性，有正规的路径，也有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本书在分析东北的红山文化时，作者这样说：“可见红山文化发生在此时的社会变革，与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发展步伐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在注进了庙底沟文化新鲜血液后，跨度较大地步入了原始文明起源的阶段。不过，红山文化这种‘步入’过程却有它自身特点，总的来说，它发展到这一阶段所迈出的步伐跨度更大、跳跃性更为明显，从而以其空前的进步成就在东北地区历史发展中揭开了新的一幕”（第420页）。这同样是一种不平衡性。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撰写中国通史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白寿彝先生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中说：“中国的历史仍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发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发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289页）。对历史不平衡的思考，是总主编和各卷作者对中国历史具体特点的深刻认识，显示出在理论上的高度。建国以后，我国考古学界在理论上注意到并且提出了我国南北旧石器发展的异同趋势的问题。苏秉琦先生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揭示是相当成功的，是对我国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开拓、开创。
三、历史的传说与考古学文化
中国通史的撰写，在历史的开端上，无疑的有一个如何对待历史传说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大量的古史传说，对这些先民生产生活的曲折反映，是全盘接受作为远古时代的信史看待呢？还是一概地作为荒诞之说，加以排斥呢？亦或是通过考证加以甄择作为古史的一种材料呢？这在史学史上历来是有争论的。我国古代通史修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史家在写历史开端时，对古史传说的记载，选择自己认为可信的材料，作为中国历史开天辟地以后的内容。而这种采择缺乏科学的依据。有的作为“存疑”，却无法解决这一困惑。在近代史学史上，对古史记载有不同的态度，一种把古史相关的文献作为“国粹”，基本上是拒绝对古史传说的材料作批判，把其中的内容作为信史看待。还有一种是否定古史传说在研究、撰写历史上的价值，认为这些是后人不断地编造出来的，过去人写的古史不能相信，这就是所谓的疑古派。到了后来，一些先生疑古史转向对古文献的整理。疑古活动在近代史上，曾经在打破古代社会是黄金时代的观念上，起过思想解放的作用，但以这种态度写古史、通史时，也不足取。还有一种是把地上的材料与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结合起来，考究出材料中可信与不可信的部分，无疑，这样的态度是客观的，对古史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这时说的“地下材料”是甲骨卜辞，基本上还是地下文献考证地上文献的思路。
近代考古学发展起来后，史学家有可能运用这些成果思考古史问题，有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又结合近代民族学研究的进展，写出通史著作，从而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特别重视把考古学成果和古史传说材料系统地结合起来，并参之以民族学的成果，写出中国远古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为指导，提出自己的考古学文化说，由此揭示中国远古史的进程与特点，这在当代通史编纂学上应该说是首次。苏秉琦先生在《序言》中说：“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在对待传说资料问题上，一是十分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又看到由于时代的限制所造成的缺陷。本卷的主编提出以考古资料作为整理传说的“最可靠的参照系”的观点，由此系统分析古史传说的意义。
《中国通史》第二卷论说中国旧、新石器时代与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在复原远古时代的历史方面，作了系统的工作。其复原的方法，作者的思路大体是：一是以考古资料作为参照系，作为远古史社会状况和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二是把古史传说和各种说法与C14年代作比照；三是把传说中先民活动的范围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作比照；四是具体分析古史传说的意义并与考古学文化内涵作比照。同时以传说中的各族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作比照。这样把参照系与各种“比照”结合起来，复原远古的历史，既有了科学的基础，又丰富了人们对远古史的认识。
古史中的传说基本是两大块：一个是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一是五帝的传说，在作了研究之后，作者认为三皇说“应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这个五帝，按《史记》的说法是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其实在别的古书中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只是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序言》）。这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近代的疑古史活动，也表明自己对古史传说的看法。
五帝时代上限不能早于仰韶后期，也就是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下限当在龙山文化时代。这就是金石并用时代，是中国由民族进入国家的时代。龙山文化至少有四个文化类型，把太昊、少昊与炎黄的传说联系起来，可以一一比照。龙山时代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它们分别同传说中的黄炎、两昊、越和三苗等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集团后来又发展为华夏、东夷、吴越、荆楚等族系。所以说龙山时代考古学的分布，实际反映着民族文化区的萌芽和初步形成（291页）。中原龙山文化分布的范围最大，内容也最庞杂，继中原文化之后而发展起来的，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是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是先商文化，在陕西关中地带是先周文化。自此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民往往自称为华夏或诸夏。其所以称诸夏，正同称九夷一样，表明内部还有许多支族（289页）。五帝时代以尧为界，分成前后期。尧以后，国家出现了，如果把这一阶段的考古继续深入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的进程阐释得更加清楚”（《序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论证力求有一个科学的基础，明晰地论述原始社会历史的过程和特点。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是一项创举，随着各卷陆续出版，人们将越益看到这项恢宏史学工程的巨大的意义。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