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英
白寿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已有60多年，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等学术领域里，多有建树，为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早年的生活
1909年2月，教授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回族家庭。他的父亲白吉甫，曾同友人在开封和郑州两地合办电灯公司和商场、饭庄、剧场等，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事业。母亲钱相云，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的教授，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民族的传统教育。
幼年时期的教授，好学，喜读书，喜欢接受一些新事物。他经常到书摊上翻阅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书，还把书中的内容讲给父母兄弟及小伙伴听。念私塾时，在所聘请的教书先生中，最受他称道的是吕先生和凌先生。前者崇尚新学，反对死记硬背，教学生读书，讲求理解。后者喜欢谈科学知识，教学生读书，讲求系统和比较。这两位启蒙教师对教授以后的治学道路有重要的影响。在凌先生的影响下，他进入了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开封圣安得烈学校。当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时，他回答说，我要了解世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厂主开枪打死纱厂工人顾正红，英国军警镇压为伸张正义而游行的示威群众，造成流血事件。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使教授思想上深受震动，感到极大愤慨。他同友人张铸千、赛成惕等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后，教授不愿继续留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念书，认为是一种耻辱，便抱着寻求进步的思想到上海求学，在文治大学读书。当时他只有17岁。一年后，他回到河南，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学习。
1929年，教授考入原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史。少年气盛的教授想用二三年的时间写出一本超过前人的哲学史。在导师黄子通的教导下，他懂得了读书的目的和作学问要付出艰辛。燕京大学云集着一批颇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陈垣、张星烺、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等。他们虽然都不曾亲自指导过教授后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但他们是起了作用的。
1932年秋，教授完成了他的学术论文回到河南，准备服务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但没有能够找到工作。后来，他又回到北平，在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作编辑工作，开始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进行研究，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历史，写出了《中国交通史》一书。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
1937年，教授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在考察中，教授忧虑地注意到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之落后，并把见闻一一作了记录。由于“七·七”事变，考察中断。他和几个同事由甘肃、青海辗转回到河南，这时已是1937年冬。
教授回到内地后，携带家眷离开开封，经武汉来到广西，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讲授治学材料和方法的课程，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以后，教授来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系主任楚图南同志请他主讲中国历史，并建议他开史学史课程。这时，他接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深受感动，提高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从此，教授把毛主席视为中国的希望，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参加了回民救国协会，主编几种穆斯林的刊物，宣传抗战救国、民族团结。他讲授历史，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从单纯知识性的传授转向旨在启发学生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因此，学生们都感到很有兴趣。日本投降后，教授在南京大学任教，同时还先后同顾颉刚、臧克家主持文通书局《文讯》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文讯》不断刊出进步作家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作品。
1949年，教授参加了由范文澜主持的新中国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并与史学界进步学者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这年夏，他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筹备会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从这时起，他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教授，以后又兼任系主任30余年。
教育实践
新中国的成立，给教授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中。作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建国初期，教授协助郭沫若、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兼任二所研究员，主持明清史研究组的工作。还参加创办《历史研究》，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向。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了历史学科的草拟工作。1958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教授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他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们的智力，启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正确地认识对时代所担负的责任，自觉地做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宽厚的知识，以便他们走出校门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认为，高等学校的历史系，除去教授学生必须的历史课程，还要培养他们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具有借鉴历史、观察未来的能力。为此，他不但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还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50年代初，教授在历史系推广教研组的教学组织，提倡集体教学，这在当时师资条件的具体情况下是十分必要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提倡学习教育、直观教育、课堂讨论和历史晚会等多种教学形式。为了开出文理科8个系的《中国通史》，教授组成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亲自指导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以至课堂讲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后来这个小组的教师多数成为历史系的教学骨干。
1950年，教授在《光明日报》主办《历史教学》副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都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经验的介绍和理论的探索，这对于当时的历史教育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2年，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教授参与了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按照计划，历史系在理论课程和教育课程以外，设立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等8门课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感到，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提倡有系统地进行历史学习，保证了其完整性，但课程安排得比较死板，缺乏与其他学科相应的配合，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系里其他同志的配合下，1979年，在教授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时至今日，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它在全国各大院校引起重视并得到推广，影响是相当大的。1989年，它作为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奖。
数十年来，教授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他提倡把历史教学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时代，提高对祖国前途和人类前途的认识和信心。他认为历史教育应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他所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主要思想，表达了他对史学应发挥的社会功能的真挚愿望。
学术思想
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正像他作为一个教育家一样，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始终是在不断地开拓和创新。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造诣深厚。这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史、中国通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
教授对于民族史的研究，是从回族史开始的。后来他把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同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使他能够摆脱民族的偏狭性，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和研究民族史，从而为民族史理论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他从青年时期起开始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写出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是他回族史研究的代表作。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以严密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唐天宝年间中国同大食间的这场战争之后，中国国势并不绝迹于西方，而且唐在西域仍旧保持相当的势力。战争带来的偶然性影响是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和伊斯兰教义之开始有汉文的记录。1937年他发表的《论设立回教文化研究机关之需要》和《回教文化的运动》（代顾颉刚写），表述了他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最早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回族应该了解自己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回汉之间应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这对国家和本民族的发展均为有利。他认为设立伊斯兰文化研究机关，不只对纯学术研究有许多好处，并且对于祖国边疆问题和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可少的。伊斯兰教文化是世界各种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系统，研究过程中，要把学术跟宗教情绪严格分开。这些论点，在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教授研究回族史近半个多世纪。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收辑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他还编著了《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及参考资料、《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民起义》、《回回民族的几个问题》等论著，系统地阐明了回族的发展历史，认为回族的形成经历了数百年，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他的这一论断，对巩固祖国大家庭内部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是他对民族史学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
教授关于民族史的理论，还主要体现在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论述上。他根据历史的分析，提出了统一的四种形式，即单一民族的统一、地方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他认为，中国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关系上，在民族发展史上，民族意识问题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某段时期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分裂与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统一和多民族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他的对历史上的贡献。任何民族的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有分裂，有统一，有战争，有友好。友好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是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少数民族的合作互助和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教授还十分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兴，必须培养各方面的人材。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是否能振兴，既联系到民族发展的前途，也关系到祖国发展的前途。民族教育应适应各民族的特点而进行，不应一般化，同时又要学习内地教育的经验，吸取教训。
教授关于民族史问题的这些论点，在当前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最近，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已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