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重视中国通史理论的研究工作。他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中。这两部书，是他出于一个历史家的高度责任感，响应周总理1972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号召而编写的。书的宗旨在于教育青年认识祖国数千年悠久历史的面貌，从而增进爱国的热情。他于1975年开始组织编写力量。1980年，《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0年之间，发行量达80多万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纲要》还有英、日、西班牙、法文、德文、罗马尼亚文和即将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意大利文版向国外发行。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有十二卷，它不同于以往的中国通史之处在于：对民族史给以应有的重视；重视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注意全面考察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肯定封建国家的历史作用；力求表述我国在科技上的历史成就；重视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注重史书体例的编撰形式。
教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时代之久，它本身的分期问题应受到重视。一般史书都以皇朝作为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封建社会的分期应该以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作为主要划分的依据。封建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剥削阶级、劳动阶级的身份上的变化是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准，也是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阶段发展是划分封建社会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他提出封建社会阶级结构形式主要是封建等级制，所有制的关系主要是封建等级所有制的理论。
由于各地区各民族发展得不平衡，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教授认为，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一个主导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有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其具体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提出了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论点。他的这个论点，便于对历史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也有利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教授认为，详细地研究国家职能的起源流变，探索其发展规律，是历史工作者应担负的责任。封建国家的性质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制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封建国家有它的统治职能，也有它的社会职能，应进行具体分析。
教授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历史，要尊重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写中国史，要把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跟历代皇朝史的历史区别开来，中国史的发展同历代皇朝史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一致。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如跳不出皇朝史的圈子，就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也不能很好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利于民族团结。
教授主张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整个历史的贯通，这是他研究历史的一个特点。与此同时，又要了解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各方面、各层次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发展关系，还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之比较研究等。
史学史工作是教授近年努力开创的新的史学领域。这个领域，老一代学者中也有拓荒者，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停留在史籍目录的解题上。40年代初，当教授开设史学史课程时，所能找到的有关著作，内容也多是关于历代名著的介绍。解放后，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问题，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在60年代初写了《寓论断于叙事》、《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和民族特点，发掘史学史上唯物主义因素及其同唯心主义间的斗争。
1963年，教授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供高校学生使用的史学史教材，这就是于1964年8月内部印行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这本教材摆脱了旧目录学式的教材体系，力图通过对历代史学撰述，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结构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在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教授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十年动乱结束后，教授在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和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还恢复了他在1961年创办的《史学史资料》，现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30年来，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登载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文章，为史学史学科队伍的成长，对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教授的史学思想不断在充实和发展。在史学理论上，他提出了历史的二重性和历史认识的辩证发展。他认为，研究历史，是研究客观的历史而不是写的历史。研究客观历史不能离开写的历史，但写的历史不等于客观历史。客观历史本身有它的双重性，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看，历史是过去了的，但从历史事件的各种社会联系及其影响看，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他认为，历史知识是客观历史同主观认识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就历史本身讲，它是客观的存在，但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历史是可知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一定时期的认识，会比过去有所进步，也必然会有所局限。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它的历史意义。对历史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是历史认识上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是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是认识过程上辩证的统一。
教授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史学的主流必须是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他重视对史学遗产的研究，在《史学史研究》刊物的研究方向之外，还提倡对历史文学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1990年，中国科学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聘请他为本书的顾问。而他目前正在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是继多卷本《中国通史》之后又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教授认为编写这部书是建立史学史学科体系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部书的第一卷已经出版，书中详尽地阐述了教授对史学、史学史的认识和他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和建议。他认为，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史学史是研究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和人们曾经如何研究历史。从学科体系上说，史学史是更高层次的工作。他主张扩大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在汉族史学史之外还应包括少数民族的史学史，并重视国外史学史的研究状况，这是十分必要的。他的这种思想同他编写中国通史的思想脉络是相一致的。
教授在古籍整理、民俗学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兴趣。他认为，古籍整理工作是认识祖国的工作。古籍中优秀的部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结晶。他在学生时代曾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辑》148卷。70年代，曾协助顾颉刚主持二十四史标点工作。1983年，他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主持制定了大型古籍项目《文史英华》的整理计划。他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学者的风范
教授学风谨严。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论点，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并被事实证明了的论点。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尊重不同的学术意见，既不迎合时尚，也不轻于立异。这种学者风度，在十年动乱期间表现得更为鲜明。当时，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他们要求史学界全盘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历史依据。面对这股歪曲历史事实的丑恶行径，教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秦始皇作出公正的评价。四人帮为了彻底摧毁解放以来17年的教育制度，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进行文化考试。教授愤然不著一字，拂袖而去。这一举动使四人帮大为恼火，利用他们手中的宣传工具作不点名的通报。教授保持了一个史学家所具有的风范，得到了学术界的尊重。
教授研究历史问题，从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轻易作没有根据的结论。这使他能摆脱门户之见，视野开阔，不断地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教授治学，最注重认真二字。他认真对待自己的著作，每写成一章，都要反复思考、推敲。有时为了更正确地表达一个观点，一种说法，不惜把数万字的成稿推翻，重新撰写。他主张，作者应对读者负责，不应回避个人的辛苦。50年前，当他潜心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时，过着流亡的生活。每移居一地，他都利用流动的条件作实地的考察。他在桂林、重庆、昆明等地都做过这样的工作。在昆明居住期间，教授走遍了20多个县，对当地回族的生活风俗、文化、宗教等进行了调查工作。在占有了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第一次写出了回族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伊斯兰教小史。50年后的今天，教授的作风依然如故。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中，他是名副其实的总主编。为了这项工作，他几乎是从未有片刻的停歇。教授的眼睛高度近视，有一时期，双眼几乎近于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请助手反复诵读，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的过程中，他态度非常认真，如果遇到史料问题上的疑点，一定要不惮烦的予以核实。他不放松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这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
教授认真治学的态度还体现在他对历史的用语上。斟酌每一个词汇的使用，注重它们的历史内容和政治内容。比如，他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朝应称为“皇朝”而不是“王朝”，王朝应是封建统一国家形成以前的称呼。他认为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机构应称为朝廷，而不是中央。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同于朝廷同地方的关系。前者是行政分工的关系，没有贵贱尊卑之分，后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有贵贱尊卑的意义。
教授重视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提携。他平易近人，喜欢和年青人交谈，教导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倡认真读书，提倡在写作之前先要掌握原始材料，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学风；提倡准确、凝练、生动的文风。他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论点无保留地传授给后学，并注意他们领悟理论、驾驭资料和文字表述的能力。数十年来，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教学和研究人才，其中包含少数民族的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等多种社会学术团体职务。现在是中国民族史学会长，中国明史学会顾问等。
教授在繁忙的教学研究工作之外，还担任着多种社会职务。建国初期，他是新中国政协代表。此后，又当选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还曾担任国家民委委员、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委员，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他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事各项有关的工作。1984年10月1日，教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举行的国庆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在对外活动方面，教授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曾出席过在芬兰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还曾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亚非友好学会、国际和平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国统一促进会等的理事和中国阿富汗友好协会会长等。曾访问苏联、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促进国际友好往来和学术文化交流。
精神矍铄的白寿彝教授，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极其乐观。他始终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自勉。他认为，历史、历史学，不只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科，更重要的是一门继往开来的科学。60年来，他已编著了20余部书，主编了多种有影响的刊物。然而他并不满足。他常说，我觉得自己在50岁以后，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学问。现在，我还有许多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
60年过去了，教授的工作是镂金、是琢玉，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师表的典范。
本文再度发表，我没有作任何删改。这是因为，文中所说，是先生多年来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一旦形成了，便不会有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是先生本人认可的。因此就更不可随意改动。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