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滇生
1999年2月19日是父亲90岁生日，他的助手刘雪英老师约我写篇东西。其实我也早想写点什么，只是苦于不知从何写起，原想和父亲聊聊，但是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正处于尾声，比平日更繁忙了，所以不便打扰。不过，好在是写自己心灵的真实感受，不算太难。更何况拾起那些挥不去、抹不掉的记忆，对我也是一种新的教益。于是，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一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一种“默化”。这默化就像一层窗户纸，需要你自己去捅破，再从那孔中寻觅亮光，这亮光渐渐地变成了优良品质，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父亲修补文稿。他把写错的字从方格里挖掉，又用比方格稍大一些的白纸贴在这个方格的后面。用浆糊十分考究，不稠不稀，恰到好处。贴时要格外小心，浆糊不能有多有少，有厚有薄。贴好以后还要用小刀把被挖空的格边刮出毛碴，让毛碴与新贴上的纸能浑然一体。当拿开压在上面的厚重的书籍时，你居然找不出那修补的痕迹，那漂亮劲儿，就别提了！
那时的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简直是一个能工巧匠；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太费事了，不就是改一个字嘛！可是父亲却说，写东西，先要别人看得清。他想到排字工人，想到不能给他们增添麻烦。
所以，读小学始我就规规矩矩，整整齐齐一笔一划地完成老师留的“每日一句”，作文时写错了字也不再涂涂抹抹而操起了小刀和浆糊。到后来能行云流水般地在一个个方格里勾勒出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认识，直到现在，即使是几十万字的文稿，其中的一个个方格，仍然是每个汉字或标点符号的清雅的小屋。有趣的是，我所教的一届届学生也都学会了这一招，当然是用胶水代替了浆糊。
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为他人着想的品质和治学的一丝不苟。这些都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珍宝，我会好好爱惜和珍视，并用它不断地去修补我的人生。
1958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母亲就到西单亨得利钟表店给我买了一块瑞士坤表，算是送给我读大学的礼物。父亲对我说，你哥哥姐姐上大学都送一块表，你也不例外。开学时，母亲给了我一些零用钱。没想到不到一星期我就花了5元钱。父亲知道后说，5元钱是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的1／6，你现在还没有为社会做些什么，不要花钱满不在乎。
这两件事告诉我：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而它蕴含着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我做了教师，特别是成家后才有所领悟。60年代初，我和丈夫的月工资加起来才不过100多元，儿子太小，他的花费往往用去了我们工资的一半，除去房租、水电费这类固定的花销外，所剩不多。那时，母亲不和我们住在一起，红卫兵抄家时已将存款一搜无余，师大仅从父亲的工资里拿出20元作为母亲每月的生活费。因此，我必须在所剩无几中，每月还要计划出15至20元钱贴补母亲。要支撑这个家，没有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是不可能的。那时，儿子的衣服大都是我改制和缝制的，有时为了款式的漂亮，我常常请售货员将我相中的那件从货架上取下来，我迅速而仔细地看过，记在脑子里，回家再“依葫芦画瓢”。我自己的餐费每顿都不超过两角钱。日子久了，我居然能在一夜之间为儿子赶织好一件演出用的毛衣，在独自操持下做出一桌美味，后来我丈夫把这些戏称为我们家庭生活中“光辉的一页”。勤俭过后，体验过后再来咀嚼父亲当年的教导，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心中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把白菜根、萝卜头用水泡在碗里，放在离火炉近一些的地方，盼着它滋芽，等到长出叶子，就剪下来，拿给母亲给我们做汤喝。在餐桌上，我和弟弟看着父亲搅动着碗里的汤，又和母亲一同分享着这汤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还有那种有了依靠的宁静。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说话。
那时候，家里的每一个人对那汤都有着特殊的情意，因为它让我们悟出了生活的更加广泛的内涵。今天，每逢冬季，我到菜市场买菜，对菜摊上的大白菜和红萝卜，我总要多看几眼，眼前就自然地晃动着那餐桌上的情景，我就对生活有了永恒的希望。
人的一生都有要紧的几步，稳健地走好每一步是件不容易的事。而每逢我要迈一个坎，父亲就及时地给我教诲。“文革”中，我成了家。父亲那时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那顿有纪念性的便饭了，饭后母亲特意和我说，如今你又有了一个妈妈，一定要善待她老人家，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我懂得这是父亲对我的希望。在我看来，辜负了父母的希望就是最大的不敬了。于是，我在自己的家里，很注意规范自己的言行，下班回来，换了衣服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婆婆做家务。每月发了工资，我必到京城最有名的清真食品店买一份婆婆爱吃的芝麻排叉和香油蛋糕，剩下的钱连同丈夫的如数交给她老人家，在家庭的衣食起居上我都尊重和服从婆婆的安排。婆婆是个很敦厚的老人，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和睦和安乐营造着这个家，她是我精神的乐园，使我感到安宁和踏实。
“文革”结束时，父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的学术报告，我也前去聆听。主席台就坐的有韩作黎伯伯，他是当时市教育局局长，也是父亲的老朋友。这天，他主持报告会。报告会间休时，我去问候伯伯，交谈了几句后，他对我说，你爸爸作完报告，我用车送他回家，你也来。其实我不会因坐那车而违背父亲对我的一贯教导，但与韩伯伯道别是应有的礼貌。听完报告，我去和韩伯伯道别，这时，父亲走过来让我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下了公共汽车裹在人流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异样，反而觉得无比的踏实和自然。我们兄弟姊妹个个都如此，从来不做伸手派，不向父亲提任何非分的要求，不走任何捷径，全都靠自己诚实的劳动和奋争创造着事业和生活的天地，并认定是做人的信条。
二
1966年，一个冬天的下午，夜幕似乎比平日落下得要早。我从学校回来，当走进父母的卧室时，只见在昏暗的光线下，母亲正倚窗缝补一条短裤。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老花镜已滑落在鼻尖上，她的手有些颤抖，但针脚走线依然细密匀称。看到这情景，我的心一阵发紧，连忙对母亲说，让我来吧。母亲不肯，说：“马上就好，明天你爸爸要带着它去参加运动。”我知道母亲忌讳说“蹲牛棚”，把它说成是“参加运动”，可是这厄运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父亲走过来对我说，你妈要自己缝。那么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可那情景、那灯光、那短裤、那老花镜，像一幅图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两周后，我去“探棚”。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的胃病是否又犯过，又叮嘱我抓紧眼前的学习是要紧的。这话在当时确是理智的、可信的、不同于其他的声音，我感到非常新鲜和珍贵。因为它不但使我的简单而片面的思想得到矫正，而且还使我重新感受着它的力量和境界，从而从孤寂的心境中走出来。
我知道，眼前袭来的是最残酷的逆境——没有道理可讲，没有法规可依，没有信息来源，也没有沟通的渠道，比起游街，开批斗会，这更是一种孤立无援、愁苦无告的境地。然而父亲却能在重重阴霾中努力捕捉住那一束暖光，那就是他常常口念叨的“相信党，相信群众”。父亲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到被“解放”，他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光明，这几个响铮铮的大字是父亲心中不会熄灭的火把，他持着这火把，照亮着生命的前程。
能从逆境中熬过来的人，毕竟要依赖着灵魂中的熠熠光洁。正是由于父亲能看到过激假面下显露出来的人间正义，感到了最低层老百姓、师生们那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派温情，他始终念念不忘在“文革”中曾经给过他仁慈和友爱的人们，教育我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又是一年秋风劲。在这个秋天里，阳光分外灿烂，父亲终于被宣布“解放”了。傍晚，父亲和我在后海的林荫道上散步，这是我来过好几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