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一大段话，论到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劳动者身份和赋税制度。他说：‘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它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资本论》第3卷，第89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所有制的问题上，《纲要》的提法是‘封建等级所有制’。这在理论上的根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里所说：‘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里，可以说，是把封建的所有制和等级的所有制等同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更详细地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有‘等级的阶级’的提法，他在注解中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纲要》的这种提法，可能还符合《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所说的意思。对于六七十年代史学界所争论的‘国有土地制’和‘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也都各吸取了他们的一些论点。这种提法大概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关于劳动者身份，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都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依附身份。大约在汉初成书的《大学》有一句话，说：‘有人此有土’，可见，有土的先决条件，还是要有人。‘有’是‘占有’的意思，比我们现在所说有无之‘有’，有比较具体的涵义。所谓‘编户齐民’是一种封建的劳动力编制，跟我们现在的户口制度，有根本的区别。随着历史的发展，直接生产者的依附程度要不断地减少些，但依附的性质是不容易摆脱的。关于赋税制度，中国确实存在过国税和地租统一的情况，但同时也存在着二者分离的情况。对于这两种情况，《纲要》也都有所表述。”此书的体裁也有新的形式。印数达近百万册，有英、日、西班牙、法、德、蒙古、罗马尼亚和南韩文字译本。此书于1983年被指定为通俗理论读物的必读书目，全国高校指定教材，1988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质教材奖。
同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先生为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
同年，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先生在会上作了关于办好师大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先生明确地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的任务是“培养高等师范师资，同时也培养中学师资”，师范应当是能够为人师表，能够起模范作用，而不是教书匠。一个好的教师首先要求具备专业上的修养，其次才是关于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的学习。认为学生在大学学习时，弄懂了中学教材，就是完成了很重要的学习任务，这种认识和主张是很不妥的。学术是不断发展的，中学课本也是不断改变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水平，他们将无从适应。“我认为，对于高师学生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独立研究的能力。如果他们具备了这两点，他们就能不断前进，不断胜任新的任务。综合大学应该如此要求，师范大学更应该如此要求，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过几年就会变成废品。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所师范大学，不能推脱培养高等师资的责任。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回避这样的任务。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样的责任。我们要着重研究工作的阶段性，以及每一阶段中的重点所在。现阶段工作任务的重点，还应当是培养中学师资为主。我们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做到培养出优秀的中学师资。同时，也可以培养少量的研究生，把培养研究生工作的步子迈得太大，在目前是不恰当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不容易实现的。”这个报告在今天看来，仍然适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现状。
同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先生主持召开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编写组会议，就此卷的撰述宗旨和内容进行了讨论。会后，又经在京有关同志就全书总目和第一卷目录多次交换意见。会议确定第一卷的宗旨是：在贯彻“纵通”与“横通”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着重从历史理论方面勾勒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并力求达到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具体化、中国化。此卷的编写原则也得到进一步明确：一、重在理论说明，同时也应恰当地征引必要的史料，把论与史结合起来。二、应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同时也应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把庄严的民族自豪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三、各章应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同时又应与正文各卷铸成一体，把序论（即导论）的要求与正文的要求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先生指出，无论是第一卷的撰述内容，还是各章的编写提纲，目前还只是初步的设想。在撰写工作中，一定的修改和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撰写者本身的理论水平、学术见解是不断发展的。同时，学术界同行们的批评、指教也是非常有益的。在编撰中不断修改，在修改中逐步提高，采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这就是我们要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
同年，中国通史第十卷（现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年）编写组成立。
1981年，先生72岁。《史记新论》出版。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4篇。
同年，参加了中国民族史学会在香山召开的会议，作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着重论述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友好而不是分裂，这是民族关系发展史研究上的重大理论问题。
同年3月，多卷本《中国通史》秦汉卷编写组组成。
同年5月，三国两晋两北朝卷编写组组成。
先生分别在各卷编写组会议上就全书的指导思想、总体结构、编写要求做了说明，并把各卷讨论情况编成通讯，由史学研究所办公室油印交流。
同年10月，由先生提出，与宁夏社会科学院合作的项目《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展开。关于此书的编写，先生在1984年的元代册题记中作了详尽的说明。在那时，他初步提出编写回族史的设想，并希望参照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写体例。《回族人物志》是作为新型回族史的传记部分来写的。先写这部分，主要是因为“回族史的社会资料，广泛而缺乏系统，短时期内很难得出概括的论述”，“把回族人物志先写起来，认为这可能是开展回族史工作的一个可取的步骤”。此书共分4册，分别为元代、明代、清代、近代，是先生40年代回族史研究工作的继续。在那时，先生曾编有《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可说是先生写回族人物志的开端。
同年11月，先生提出编写《史学概论》的计划并付诸实施。
1982年，先生73岁。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再谈历史文献学》、《〈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
1983年，先生74岁。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所古籍研究所。
同年，出版了《史学概论》（主编）、《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3部著作，并发表了《说六通》、《古籍整理和通史编撰》、《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等文章。
《史学概论》是一部系统地阐述史学理论的著作。此书纠正了以往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偏执。先生在此书题记中说，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书中勾勒出史学史研究的四条主线，即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反映了先生的主要的历史教育思想，提倡把历史教育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时代、提高对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认识和信心。历史教育应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
同年4月，先生赴陕西师范大学组建《中国通史》隋唐卷编写组。在此之前，《中国通史》清史卷编写组也于1月份成立。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这篇报告，包括了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取鉴国外史学、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诸问题，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先生近几年来反复强调、呼吁的重要问题。先生再次提出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要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要借鉴外国史学，进行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历史教育的最大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学发展规律的具体结合，要培养史学史学科的学术梯队等。
同年5月，多卷本《中国通史》规划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通过，并定为重点项目。7月，新华社向国内外做了广泛报导，《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在第一版刊登了这一消息，报导的标题是《大型〈中国通史〉陆续付印》（《人民日报》1983．7．3）、《大型〈中国通史〉正在编纂》（《光明日报》1983．7．3《北京日报》1983．7．4）。
同年11、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对外作了连续报导。先生在报导中阐述了自己的动议：“我国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生前曾主持出版几种中国通史著作，但都没有出齐。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从五十年代起，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作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1972年，已故总理周恩来提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就更坚定了我编写通史的决心。1975年，我正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倡议。”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报教育部备案，确定了此书编撰规模和各主编人、全书编委会委员，此书编著的要求、体裁、体例也都有了明确的书面规定。此书参照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含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时下流行的章节体，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先生的主观意图是写成一部多民族的历史。此书除第一、二卷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四个部分。序说是对于基本史料、研究概况的论述以及该卷的编撰意图和要旨的分析。综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典志，论述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的制度、文化科学技术及其他有关专题研究。传记，主要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各卷附有图版，专载历代有代表性的碑刻拓片、建筑、雕塑、书画、手工艺作品等，重视选品的系统化，以补各卷文字表述的不足。此书的编写总要求，主要有三点，一是理论与实际应有很好的结合；二是通史不是断代史的拼凑；三是重视表述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此书的各卷主编和编委，大多是负有盛名的学术界的专家。其中有王振铎、王毓铨、王桧林、邓广铭、史念海、刘家和、孙秉莹、孙文良、苏秉琦、何兹全、邱汉生、杨钊、高敏、安作璋、陈振、陈得芝、陈光崇、周远廉、林增平、徐喜辰、章开沅、龚书铎、何绍庚、斯维至、廖德清、施丁等。侯外庐先生为此书顾问。先生出任总主编。他们中大多数既是编委，又是各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派出得力的编辑力量予以支持，参与编委工作，他们是叶亚廉同志、王界云同志、张美娣同志。这样的组合，可以便于此书各卷间的情况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学术界和出版界情况沟通和交流，有利于编撰工作的整体进行。
同年，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先生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
1984年，先生75岁。发表了《说“成一家之言”》和《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
《说“成一家之言”》，是先生多年研究司马迁的精辟之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以创纪传体来称道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似尚未能尽其意”。创纪传体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的一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家”的概念，并在实践上实现了“成一家之言”，这在司马迁个人，是超越前人的成就，在史学发展上，标志着我国史学已经规模具备地成长起来了。
《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一篇重要文章。它回顾了几十年来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应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史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代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