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出席了中国史学会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
1962年，先生53岁。出版了《学步集》，招收了史学史进修教师。
《学步集》选辑了先生1951年至1960年所写的12篇文章。其中包括民族方面的文章4篇、手工业方面的文章2篇、史学批判方面的文章4篇。此书于1978年再版。
同年2月，参加了巴基斯坦历史学会的第12届年会。感到应该用外文写出中国历史书，以供外国的朋友们看。
中外文化交流可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促进彼此学术工作的发达，有助于争取持久的世界和平。
同年10年，与吴晗、季羡林以中国历史家代表团的身份赴伊拉克出席巴格达建城1500周年庆典，并转道赴开罗。
1963年，先生54岁。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讲授《史记》。中央党校求实出版社于1980年将讲课稿以《史记新论》书名整理出版。
1964年，先生55岁。完成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
《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作为内部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排印出来，印数不多，但散布的范围还相当宽。其中有一些论点为人所采用，有的论点还为人所曲解。《教本》写到唐代刘知几，编写工作暂停。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此事，“愈写愈觉学力不足”。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谈史学遗产》一篇文章的继续，有的地方作了概括，有的地方作了补充。文中特别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包括政治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中国史学发展的这些基本规律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的体现。它们相互间既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
它们跟社会关系之间归根到底是阶级的反映，但反映的形式是复杂的，有时是很曲折的，并且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对社会史起着反作用。因此，对这些规律不能进行孤立的研究。
必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思想关系来进行研究，才能逐步得到可以信赖的科学论证。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包括有史料学的发展、历史编写形式的发展和历史文学的发展。研究这些规律，不在于纠缠技术性本身的细节，而在于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并从而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先生在此文中还提出要搞中外史学综合比较的研究。
同年，招收了史学史研究生。这是“文革”前先生招收的第一批史学史研究生。
同年秋末，与北师大历史系和政教系去陕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陕南汉中西乡杨河公社。
同年12月，先生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又连续担任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直至1987年卸任。先生常说，参加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和在学术工作上的开阔视野。
1965年，先生56岁。发表了《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此文是先生在巴基斯坦国际历史家学会上的讲演。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文化讨论会又讲过一次，题为《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内容大致相同。此文有英、法、阿拉伯文译本。
1966年，先生57岁。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先生首先被当作历史系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
在《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寿彝》的批判稿上，有关先生的定论这样写道：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个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先生在历史系劳改队参加劳动改造，直至1971年。
1971年，先生62岁。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周恩来总理提议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由顾颉刚主持。因顾先生身体情况所限，此项工作实际由先生负责。唐长孺、翁独健、陈述、王毓铨、周振甫、阴法鲁、陈仲安、王钟翰、张政烺、孙毓堂等各史专家分工合作去完成。至此，先生重获工作的权利。
1972年，先生63岁。继续代顾颉刚先生主持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工作。
同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
同年，“四人帮”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进行文化考试。北京师范大学是考场之一。先生不著一字，拂袖而去。由于这种抗拒行为，被广播、通报全国。
1973年，先生64岁。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上发表了《论秦始皇》。
此文以一个史学家的态度，依据历史事实，评价了秦始皇的功与过。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评价秦始皇，肯定他的历史作用，是给他‘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绝‘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从我们无产阶级的事业来看，秦始皇算什么，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斯大林说得好：‘彼得大帝王为了提高地方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93—94页）。我们反对任何对秦始皇历史面目的歪曲，更反对以被歪曲的秦始皇来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此文的发表，对当时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同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侯外庐先生赠送先生他亲笔抄写的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1974年，先生65岁。在当时“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影射史学的时期，先生也曾多次在大会上作关于儒法斗争的报告。但他都是以两点论来说明儒法斗争问题的。他不赞成违背历史的说法。
同年7月，先生作为中国友好参观团的成员，随林巧稚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等国家，再次感到编写中国通史的必要性。
同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为庆祝中日开航，先生作为中国友好访问团的成员，随王震赴日本访问。
1975年，先生66岁。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工作。
同年9月，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先生牵头，成立了中国通史编写组。这是先生响应周总理于1972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任务的大胆举措。先生请示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并同国家出版局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赞许。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
1976年，先生67岁。这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百业待兴，先生更是踌躇满志地投入历史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中。
同年，先生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随乌兰夫副委员长赴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叙利亚、科威特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1977年，先生68岁。6月，出席了在长春举行的关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就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论点。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基础讲述统一的多民族历史。二是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要从阶级关系上、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农民战争的要求、民族关系的发展、各地区封建化的程度来考察。三是历史的发展是逐步前进的，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先生初步认为封建社会应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篇讲话还批驳了“四人帮”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论点。
1978年，先生69岁。受《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邀请，发表了《儒法斗争史的虚构》。文章以大量的史实揭露和清算了“四人帮”在史学界造成的危害与流毒，为儒法斗争史作了结论。此文有英、俄等多种外文翻译，使国外学者更多地了解这场史学界学术论争的真实含意。
同年，先生积极筹建史学研究所，为中国通史编写计划的实施作准备。
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同年，发表了《中国历史的年代》。这是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及轮廓之总的看法的文章。其中关于封建社会也写得比较多些。先生指出，东周初年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渡时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里两个对抗的阶级，而由各种社会地位不同所划分的等级往往会遮盖了阶级的视线。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皇朝，同时也标志着封建制度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开始。先生把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进一步发展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衰老时期（明清）。1840年到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此文写入《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第一卷中，后来又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中。
1979年，先生70岁。先生曾说过，他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实际上，先生积累数十年来学术耕耘，自70岁后成果累累，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同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倡导了历史系课程体系的改革。这次改革在全国各大院校历史系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设立现代科学概论、提倡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事实证明，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教学水平。此项改革获得1989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国家级优秀奖。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国史学的童年》。
同年，停刊十余年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改名为《史学史资料》。
此刊是先生1961年创办的。现名为《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刊物的题签是楚图南同志重新题写的。他在给先生的信函中写道：“拙书能附骥尾，既荣且愧。”并勉励先生：“中国是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国新邦，史料史实、史学史论，浩如渊海盖世无双。兄能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以兄之识、之才、之学、之勤，当可预期学人辈出，超班马、迈刘章，继承并开拓史学新境，为祖国争光，为世界作出贡献。弟虽年迈学荒，然捧读大著，如遇屠门而大嚼，亦晚年快事。”这些话，一直是先生的精神动力。30年来，刊物经历了风风雨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登载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凝聚了一大批致力于史学史研究的优秀人才。
同年，先生召开了有各校、各界专家学者参加的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的工作会议。
1980年，先生71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经原高教部批准正式成立，以编写中国通史和史学史研究为中心任务。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出版。
《中国通史纲要》是“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它是先生自1975年倡议编写中国通史计划以来的第一个成果。先生当时的动议是编写三种类型的通史著作。一种是大型本，约六百万字。一种是中型本，约二百万字。一种是小型本，即此书。中型本因条件不够成熟而中途搁浅了，小型本的《中国通史纲要》应运而生。它为大型本《中国通史》的编写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中国通史纲要》有一些新的看法。先生在1984年撰写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一文中，曾作了简要的说明。他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相当长久。历来的史学家对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总是拿时代来划分。朝代的交替，标志着历史发展的大大小小的变动，但这还不能是社会分期的主要标志。社会分期的总的标志，应该从社会变化的总相上去考察。前两年，我们编写《中国通史纲要》，试图从这方面作一些探索。”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阶级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是可以不同的统治阶级作为主要的标志的。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的社会矛盾运动中，统治阶级属于主要的矛盾方面，抓住了主要矛盾的特点，就便于说明其它相应的某些方面了。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把‘我们的时代’称作‘资产阶级时代’，并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具体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垄断阶段。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分析当时地主阶级的经济变化，说：‘到十九世纪末，贵族的封建地产或农奴制地产仍然占私有土地的绝大部分，但是发展的趋势显然是造成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由侍从、世袭领主、官宦及其他等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私有土地正在减少。干脆用钱买进的私有土地正在增加。土地的权力在削减，货币的权力在增长。土地日益卷入商业周转’（《列宁全集》第15卷，第51页）。这些经典论断，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纲要》把封建社会分成四个阶段，对于每个阶段都举出了各有特点的占有相当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对秦汉时期地主，举出三种不同身份的人，有世家地主、高资地主、豪族地主，这是根据《汉书·地理志》提法而略有变动。《汉书·地理志》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汉代所谓‘世家’、‘豪杰’，都有特定意义。司马迁所谓‘世家’，也同样有特定意义，这跟我们现在从字面上理解的世家是不相同的。‘豪族’，也应该有特定意义，不应把有权有势的人家，都泛称为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