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一是杜文秀起义。这是因清王朝欺压和屠杀回民等引发的一场以回民为主的多民族起义。起义军建立了坚持16年之久的反清政权。杜文秀被回、白、彝、汉各族人民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大理政权控制了西至腾（冲）龙（陵），北至丽江，东达昆明，南抵云县，约35个县的广大地区。大理政权制定了“联汉回为一体”，各族人民“一视同仁”和减轻赋税，鼓励农耕，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二是李文学起义。这是由彝族首领李文学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起义。义军提出“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的反封建口号，制定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课赋二（成）”的土地政策，实行“彝汉同利”的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李文学还联合了杨承熹领导的白族起义军、杞彩顺领导的彝族义军、田四浪领导的哈尼族义军、刀成义领导的傣族义军，共同作战，并与杜文秀互相呼应支援。李文学政权坚持十余年，直接控制了包括哀牢山区10余县在内的3万平方公里，各族人口50余万。杜文秀、李文学起义展示了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封建，反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精神与勇气。
其次是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领土的斗争。云南近代的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重要是针对英法帝国主义步步侵略蚕食云南边疆领土而展开的。突出的事件有：一是马嘉里事件。英国于19世纪初侵入缅甸后，不断派人深入滇西边疆地区，企图进一步侵吞我边疆领土乃至西南地区。英国人马嘉里率领武装队伍侵入云南盈江县境内时，被景颇、傣、汉各族群众阻止包围，英军开枪打死边民，激起各族群众愤怒，将马嘉里及其随从消灭，并将其他入侵的英军赶回缅境。马嘉里事件充分展示了云南边境各族人民团结爱国，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气概。二是项祟国抗法斗争。1883年至1885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是近代中越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法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斗争中，云南各族人民也积极投入，并取得了胜利。1884年，法国武装侵入云南麻栗坡、马关两县，麻栗坡苗族首领项崇周领导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奋起抗战，直至19世纪末，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最后收复了被法侵占的麻栗坡、马关、河口一带失地。三是片马事件。20世纪初，英军多次侵入云南怒江州片马地区，引起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强烈抗议，当地傈僳、景颇等各族人民与英军展开武装斗争。虽然由于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而使英军留驻片马，迫于各国特别是云南边疆各族人民斗争的压力，英国不得不口头上承认片马、古浪、岗房是中国的领土。四是班洪事件。班洪位于今临沧地区沧源佤族自治县，1934年1月，英国派兵侵占该地，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班洪、班老两个佤族部落首领召集17个部落首领歃血为盟，决心把英国侵略军驱赶出境。佤、汉、傣各族人民组成三支抗英武装，同英国侵略军展开激烈战斗，邻近景谷、景东、双江、临沧、耿马、澜沧等7县的佤、拉祜、布朗、傣、汉各族人民组成义勇军支援，并打败英军，展示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勇气和力量。再次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革命斗争。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了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斗争。云南众多的仁人志士积极投身到这一斗争中去。如以“慨然以举兵滇边为己任”傣族干崖土司刀安仁，加入了同盟会，变卖家产，支持民主革命。大理县白族张耀曾，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在“河口起义”、“重九起义”中，更是有各族人士参加。在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斗争中，云南各族爱国人士毅然参与护国起义。在反对军阀斗争中，各族人民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护国运动后，云南少数民族中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白族青年张伯简、施幌，彝族青年王有德等就是其中光辉典范。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形势影响下，云南各族人民在云南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壮大了革命队伍，许多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并成为革命骨干。大革命失败后，云南各族人民在云南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许多民族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红军长征路经云南，在云南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红军离去后，云南发生了多次各族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同一时期，云南的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壮大，各族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并成为各族地区革命斗争的骨干。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积极投入抗战中去。一方面，云南各族儿女开赴抗战前线，同日寇展开浴血奋战，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沿海交通口岸被日军封锁，云南不仅是后方的重要基地，而且是对外尚存的惟一通道。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奋战，修通了滇缅公路，同盟国支援中国抗战的大量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运往前线。这是云南各族儿女为抗战作出的举世瞩目的重大贡献，也是各民族团结一致的真实写照。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去。一方面，云南各族人民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开辟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二战场。另一方面，云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在彝、壮、傣、哈尼、回、白、纳西、傈僳、苗、瑶、拉祜、藏等民族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在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和争取地方实力派卢汉起义方面，云南各族人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3．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云南民族地区的贯彻落实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我国各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云南各族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了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各民族的关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各民族在政治上实行了一律平等，并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结成了社会主义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总体布局及各项政策与云南各民族地区的实际紧密结合，制定了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具体方针政策。
首先，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针对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多、分布广，各民族内部关系复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隔阂深，对边防关系重大，对国外影响大等特殊情况，遵循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确定了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云南解放初期，边疆民族地区存在着三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退出境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各族人民之间的敌我矛盾；二是各少数民族内部封建主、奴隶主和本民族基本群众之间的阶级矛盾；三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统治造成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历史的隔阂。这三种矛盾彼此交织，相互影响，此消彼长，形势错综复杂。为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必须从疏通民族关系入手，促进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为此，党和政府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关系，加强对敌斗争，尽量缩小民族矛盾。《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剿匪、巩固国防的公告》，突出表现了这一精神。疏通民族关系，主要是疏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消除历史隔阂和少数民族对党和政府的各种疑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通过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达到了突出敌我矛盾，加强对敌斗争和稳定边防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
为了疏通民族关系，搞好民族团结，云南解放初期，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一是派遣访问团慰问各族人民。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把疏通民族关系，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加强党和政府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派遣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向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传达党和政府的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访问团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研究，倾听各族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并协助当地党组织和各族人民，成立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组织。访问团的派遣，对于疏通云南各少数民族与党和政府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动民主、民族区域自治，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作用，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后，在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在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叛乱武装的同时，发挥了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作用。他们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队一起深入民族村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搞生产，做好事，同少数民族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同时遵循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积极做好民族上层团结工作，开创了边疆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的新局面。
三是组织少数民族到内地参观学习，使其真切体验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祖国疆土的辽阔和山河壮丽。从1950年至195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先后组织了45次包括各民族各阶层代表4170人的代表团、参观团到北京观礼和到省外各大城市参观学习。与此同时，各地州、县也分别组织参观团到内地参观。这些外出参观的代表，将他们所见所闻传达给各族同胞，大大激发了各族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提高了维护边疆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增强了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决心和信心。
四是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和地名。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并与各民族代表人物充分协商，对于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予以废除。如“卡瓦”改为佤族，山头改为景颇，俅子改为独龙族等。关于地名的处理，云南省历史上形成的一些旧地名，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需要更改。如分别将缅宁、蒙化、顺宁、镇南、平彝等改为临沧、巍山、凤庆、南华、富源等。
五是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历史纠纷。云南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十分复杂。长期以来，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进步，构成了云南民族关系主流。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致使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存在着一些历史纠纷。云南解放后，为了进一步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云南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纠纷，进行了认真调解和处理。如对云南德宏地区遗留下来的民族与民族、民族内部之间的械斗，当地党委、政府本着“民族平等团结，合理调解，相互协商，双方让步，大家满意”的原则，在进行团结生产、反帝爱国教育的基础上，由政府派出的工作队出面，召集双方头领充分协商，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耐心疏导，晓以厉害，使双方以团结为重，互相谅解，停止械斗，并订立了“团结爱国公约”。普洱专区（五十年代初期的普洱区，辖今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和沧源县等），经过召开民族代表会议，调解民族纠纷，于1951年初在普洱县城建立了“民族团结纪念碑”，碑上刻着民族团结誓词：“我们26种民族（按：有些是民族支系）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按此系佤族传统习俗），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总之，民族团结是云南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耕耘着云南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云南民族团结的两个案例
1．西双版纳州民族团结案例
西双版纳是一个集边境、民族山区为一体的，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州。全州总面积19125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95%；世居着傣、汉、哈尼、布朗、拉祜、基诺、瑶等13种民族，人口84万，其中少数民族占74％；西双版纳国境线长966．3公里，分别与老挝、缅甸接壤，许多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全州辖景洪、勐海、勐腊1市2县40个乡镇；驻有10个县级国营农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基于这—特点，西双版纳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十分重视军民关系和场群关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军民团结和场群团结。与此同时，当地驻军部队和武警部队也认真按照江主席关于“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要求，紧紧围绕军民警民团结这一主题，把加强军民团结和警民团结作为部队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西双版纳垦区是云南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最大的垦区，拥有10个国有农场，68个乡科级农林分场，832个股所级农林生产队，41个工业企业。10个国有农场和生产队大部分建在边境一线，与地方的25个乡镇115个村公所（办事处），796个自然村，13个少数民族，24万多民族群众同居一地，同饮一江水，同行一条路。这就使得长期以来农垦单位领导和群众都十分重视场群关系，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加强场群团结和民族团结。
因此，西双版纳的军民团结、警民团结、场群团结构成了西双版纳民族团结核心内容之一，也反映出其民族团结的突出特点。
适应边疆民族特点，开创军民警民团结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