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民族是羌，其始于商代。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羌”和“羌方”的记载，“羌”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应劭《风俗通》亦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太平御览》卷794引，严可均辑入《全后汉文·风俗通义佚文》。其实羌自称“芉”、“绵”、“玛”，“羌”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5~16页。可见羌即“牧羊人”的意思，是以其游牧生产的经济生活为其族称的。
这就告诉我们青海在上古时代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草原地区，这是青海民族构成与互动最早的基础。
羌人又是汉族的族源之一。汉族是一个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民族，其中羌人中的一部分就是汉族的族源之一。汉族主源炎黄、东夷，支源百越、苗蛮、戎狄。羌人是戎狄的一部分。参阅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65~73页。
羌人最早的分布地在今青海东部的湟河流域和赐支一带及其以西以北等地。由于羌人最初过着居处无定的族牧生活，容易为中原地区先进农耕经济所吸引，而不断东迁，据史籍记载，从上古到春秋之时，羌人约有三次向东迁徙，进入中原。
第一次约在公元前2000以前的大禹之时，一部分羌人因佐禹治水有功，留居黄河以南，被封为许多姜姓国，如吕国、申国、许国等。《国语·周语下》；《史记·齐太公世家》。更多的是散布于关中和陇西的羌人所建的小国或部落集团，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姜部落，则世与周部落通婚。从夏，经商，及周，姜部落遂与周部落融合而形成为周民族。
第二次在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羌人又随西戎诸部杀幽王于骊山下，而居于伊川之野。参阅《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第三次在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8年），秦穆公称霸西土，驱逐诸戎；而晋惠公以晋南河南嵩山一带地广人稀，需要开发，故两国协议，秦得其地，晋得其人，把称之为“姜戎”和“阴戎”、西戎的徙于嵩山一带。
这样东迁的羌人，在先秦的民族融合中逐渐被卷入汉民族形成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之中，如在汉族先民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居于关中渭水流域的姜，与周部落相邻。据《史记·周本纪》所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干脆把姜嫄当作周人的始祖。及至“古公亶文，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诗经·大雅·帛系》。之时，姜与周的关系更加密切，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武王妃名邑姜，成王妃名王姜等，这种婚姻关系一直续到周王朝末年。可见早在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姜方中的姜部落已成为周民族的族源之一。而周民族又是汉族前身华夏民族的主源。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106~119页、159~184页。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羌人在汉民族起源中所处的族源地位。这是青海羌人与中原先秦民族或族群互动、认同、整合的重要轨迹。
东迁的羌人各部虽然大多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中，融合于华夏民族。但羌人的主要氏族部落仍然留居在湟河流域和赐支河曲一带。对此，《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一段记载，透露出了这个信息，其云：
“至与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姜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于是，留居在青海的羌人“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在向西北和西南的迁徙中，与其他民族和族群不断互动、认同、整合，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73页；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7~28页。
2．两汉时的青海既有羌人东迁与汉族互动，又有汉族迁入与羌人的互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西界“临兆、羌中”，就划定了秦与西羌的界线。此后一段时期内“众羌不复南渡”。《后汉书·西羌传》。
汉代青海的羌人，族群繁杂，人口众多，主要有先零羌、烧当羌、卑湳羌、勒姐姐读zī（紫）。羌、当煎羌、牢姐羌、三姐羌、烧何羌、封养羌、钟羌、滇零羌、发羌、卑禾羌、黄羝羌等，“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后汉书·西羌传》。
两汉以来在中国大统一的大背景下，青海羌人与中国其他民族的互动仍然是以东迁为主要形式，史载这种东迁主要有：
——汉景帝时（前156~前14，居住在湟水流域的研种羌豪留何率领他的部民要求入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北）。这是青海东部羌人的第一次东迁。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赵充国招徕先零、煎巩等羌降汉，迁徙他们及其部属至破羌（今青海乐都东）、允（yān沿）街（今甘肃永登南）等县，并置金城属国以处之。这是青海东部羌人的第二次东迁。
——王莽末年（公元20～23），羌人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后汉书·马援传》。其后，割据陇西的隗嚣招怀诸羌豪酋，“遂得为用”《后汉书·来翕欠传》。这是青海东部羌人的第三次东迁。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归服之羌被马援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后汉书·西羌传》。扶风为关中三辅之一。这是青海东部羌人的第四次东迁，也是西部羌人入居关中三辅地区的开始。
——永平元年（58），汉明帝遣窦固、马武等击烧当羌滇吾于西邯（约今青海化隆县南），降者7000人，徙置于三辅，于是关中扶风、京兆、冯翊都有了西羌。《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马武传》。到了建初二年（77），三辅的一部分降羌又徙入河东。这是青海东部羌人的第五次东迁。
——永元十三年（101），金城太守侯霸在允川（亦写作雁谷，即大允谷）击败烧当羌迷唐，降者6000余人，分徙于汉阳（治今甘肃武山东）、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陇西（治今甘肃临洮）三郡。这是青海东部羌人的第六次东迁。
由于羌人的大量东迁，到公元2世纪前半叶时，即东汉安顺二帝时，出现了“西羌”与“东羌”之分，故而《资治通鉴》云：“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资治通鉴》卷52，东汉顺帝永和六年正月条，胡三省注。这样东迁的羌人与汉族互动、认同、整合，并渐被汉族同化，此即江统所云：羌人“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藩息。”《晋书·江统传》。这就形成了两汉时期青海羌人东迁与汉族互动的态势和轨迹。
与此同时，两汉之时，在汉王朝反击匈奴的过程中，随着汉王朝的势力不断深入青海，汉族人口也不断迁入青海。如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先零羌与封养、牢姐诸种羌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西南），并包围枹罕（今甘肃临夏），匈奴也派大军“入五原（今河套一带），杀太守”，《汉书·武帝纪》。与之配合，一时声势很大。次年，汉武帝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10万讨伐。汉军于枹罕击溃羌人的抵抗，进而占领湟水流域，大部分羌人归降。还有一部分羌人“乃去湟中，依西海（今青海湖）、盐池（今茶卡盐湖）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后汉书·西羌传》。这一年，又派“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史记·吴太伯世家》。“令居”乃军事要塞，故又称令居塞。起自今甘肃永登县西，大通河左岸，向北又折向西沿今河西走廊延伸到今甘肃酒泉一带。为巩固新拓疆土，西汉王朝一面安抚降羌，对归降的羌人酋豪封王授侯，如先零羌杨玉即被封为归义羌侯。一面向湟水流域迁徙汉人，开置公田。并开始在今西宁市及其附近陆续设立具有军事和邮驿性质的西平亭、长宁亭、东亭等，自西平至令居、金城，障塞亭燧，星罗棋布。
又如汉宣帝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冠边”。《后汉书·西羌传》。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领兵“行视诸羌，分别善恶”。《汉书·赵充国传》。但安国以欺骗手段召杀先零羌酋豪40余人，并纵兵杀死先零羌民千余人。激起羌人极大的怨愤和恐惧，于是诸羌皆叛，占领湟中，继而攻打金城（今兰州西），大败义渠安国的军队。为了挽救局势，宣帝启用通晓羌族事务的老将赵充国率6万大军进兵湟中。赵充国平息羌乱后，为保证西部边境长久安宁，即向朝廷提出了“罢兵屯田”的建议，就是“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万二百八十一人”屯田。《后汉书·马援传》。得到宣帝的批准。于是赵充国以76岁高龄受命在河湟屯田，他率众拓荒垦田，除耕种了西起临羌、东至浩门的2000余顷原羌人和汉族农民所开垦的土地外，还在“地势平易”的河湟两岸“肥饶之地”开垦了大量的荒地。特别是来自淮阳、汝南等中原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士兵和弛形应募人员，把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河湟地区，促进了民族互动和认同。有意义的是赵充国首创的“屯田戍边”成为西北地区民族互动的一个模式。及至东汉，屯田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从湟水流域发展到黄河河曲两岸，甚至达到青海湖一带。如东汉初年，马援平定陇西、金城的羌乱，恢复对河湟地区的统治秩序后，即着手筹划屯田。他奏请“悉还金城客民”3000余口，“开导水田，劝以耕牧”，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缮城郭，起坞堠，为民族的互动和认同营造较为宁静的生产生活环境，以至在陇西、河湟地区呈现出“郡中乐业”的升平景象。又如和帝永元十四年（102），隃麋相、金城西部都尉曹凤在青海湖环湖地区和大小榆谷屯田戍守。此后，金城郡长史上官鸿在河曲两岸开辟归义、建威二堡，置屯田27部。护羌校尉、金城太守侯霸在东、西邯（今青海化隆县境）置屯田5部，在逢留河地区（今青海贵德黄河北岸）增加屯田2部。这样，在黄河两岸“列屯夹河”共屯田34部，把青海东部的屯田由湟水流域推广到黄河流域了。再如顺帝永建年间（126～132），右扶风韩皓代为护羌校尉，“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即黄河与湟水）间”。《后汉书·西羌传》。至阳嘉元年（132年），护羌校尉马续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后汉书·西羌传》。连同原有屯田共为10部。这样东汉在河湟地区屯田，先后持续了100多年。
这样，在屯田的过程中，军队把荒地开垦为熟田后，又往往采取移民实边和利用弛刑徒屯田，还有一些服役期满的戍卒及其家属和内地流亡来的贫苦农民接耕经营。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汉族留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在与青海羌人及其他民族或族群在互动中碰撞、磨合、认同，形成青海新的土著。
青海羌人与中原汉族在互动中虽然有磨合、认同、整合的一面，即羌人“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藩息”，《晋书·江统传》。或在青海出现“郡中乐业”《后汉书·马援传》。的景象，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屯田掠夺了羌人的牧场和已经开垦的农田，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离开家园远徙“硗瘠苦寒”之地，从而引起羌人的不满，在互动中发生的一种碰撞，此其一。其二，两汉以来对羌人进行大规模的内迁，打破了羌人原来的部落组织，而且由于散居于汉族之中，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和社会风俗不同而受到限制和歧视。内徙羌人还要受到汉族豪强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这是互动中发生的又一种碰撞。其三，东汉统治阶级还采取“羌胡相攻”，“以夷伐夷”《后汉书·邓训传》。的离间政策，把西羌迁于内郡以抗匈奴，把湟中月氏胡编为“义从胡”对羌人作战。而在羌人内部，同样为了分化其力量，或者让羌人守卫边塞，称“保塞羌”；或者把羌人组织起来进行屯田，称“羌屯”。而更多的则被强征为部曲和兵丁，驱使其参加征战。频繁的征发充军，给羌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这是互动中发生的又一种碰撞。凡此等等互动中的碰撞，再加上一些贪婪凶暴的苛官酷吏，如马防“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后汉书·马防传》。更有甚者如张纡，对投降的迷吾部众，欺骗赴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后汉书·西羌传》。这种背信失义、野蛮屠杀的行径，使羌人认为“汉家常欲斗我曹”，《后汉书·邓训传》。从而“愤怒而思祸”，《后汉书·西羌传》。激起了羌人大规模的反抗，民族间互动发生的碰撞，酿成了民族冲突，在东汉中后期，青海羌人多次举行起义，反抗民族压迫。东汉时羌人大起义主要有5次，第一次发生在77~101年，第二次发生在107~118年，第三次发生在140~145年，第四次发生在159~169年，第五次发生在184~192年。详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64~170页；杨建新等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121~127页；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9~70页。
这样，西汉汉青向青海的迁入，青海羌人与中原汉族交错杂处，在互动中形成了两种态势和轨迹，一种是在互动中相互磨合、认同、整合，另一种是在互动中相互碰撞、矛盾、冲突。前者促使青海的民族关系向良性趋势发展之路，使青海出现一种较为富足、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使青海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得到发展；后者却开历史的倒车，把青海的民族关系引向恶性发展之路，使青海户口离散、生产凋敝、人口锐减、城乡凋零，如东汉永和五年4，金城郡、陇西郡的户口数只及西汉元始二年）的10%，各民族人民都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使青海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受到严重的破坏。
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吐谷浑迁入青海及其与羌人的互动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