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前，在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的培养方面，上海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的文艺人才。“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许多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的心身受到了摧残，杨丽坤就是其中最凄惨的一个。杨丽坤是电影《阿诗玛》中的女主角。《阿诗玛》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根据哈尼族民间同名长诗改编成的电影。1961年，当时的导演刘琼和一批主创人员立志要将这部电影拍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歌舞片”。影片里的“阿诗玛”由云南歌舞团的白族演员杨丽坤扮演，“阿黑”由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年轻演员包斯尔担任。为了寻找“阿黑”这位身材高大、能歌善舞、骑射自如的哈尼族青年，剧组面试了很多人，但是都不尽如人意。当剧组听说内蒙古歌舞团在京演出《乌兰保》，看到了包斯尔的杰出表演，立刻邀请他来上海拍片。1962年，包斯尔来到上海与导演见面，才得知自己参加电影《阿诗玛》的拍摄。1964年，电影《阿诗玛》拍摄成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在“文革”中此片被戴上了大毒草的帽子，而被打入冷宫。包斯尔也因为拍摄《阿诗玛》而被下放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改造，杨丽坤被说成是“黑线人物”、“黑苗子”而遭到揪斗，经过反复批判和毒打，杨丽坤被逼疯了。到了70年代，杨丽坤和她的丈夫调进了上海，为了医好她的病，上海电影制片厂和有关领导对她十分关心，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随着思想的开放，电影《阿诗玛》也在电视上开始播映，同样受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1987年，这部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获得了西班牙“最佳歌舞片”奖。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终不敌病魔，年仅58岁就离开了人世间。由于上海市和电影制片厂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妥善地处理了杨丽坤的后事以及有关事宜，这使杨丽坤的家人和亲属都十分感动。
第三，要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
这种交流可以分成各个方面，如文化的、经济的甚至可以是直接派出各类人才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程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样的交流可以加强上海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沟通，也可以增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情感。2001年8月暑假期间，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邀请云南红河、文山、思茅三个州的少数民族优秀学生来上海进行一周的参观学习。这些学生一共有二十个人，他们参观了上海著名的城市景点东方明珠、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景观道路浦东大道以及地铁，参观解放日报报史陈列馆和现代化的印务中心，还与上海的中学生进行联欢。这些来自山里的孩子看到欣欣向荣、繁花似锦的上海，都由衷地发出了感叹：“上海真美啊！”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还与孩子们进行了座谈，并对孩子们说：这是沪滇两地之间一种新的交流形式，让少数民族的孩子看看上海城市的发展和变化，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年来，彭浦新村街道抓住地区内有共康中学开设西藏班这一特色，发动社区居民、学生与西藏班师生开展“汉藏同胞共创学习社区”活动，不仅使西藏班的学生看到了上海人民的热情好客，而且也使社区里的居民更加了解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互相学习，彼此了解，增强了情感交流，同时也使社区活动上了一个新台阶。2001年9月28日，上海专门举行了一场“民族之声”的大型鼓舞晚会，邀请了著名的少数民族歌手如蒙古族的腾格尔、斯琴格日勒，维吾尔族的克里木，朝鲜族的金海心，藏族的相毛措以及彝族歌唱组合彝人制造等。这些近年来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歌唱演员以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独特理解，阐述了他们对当今时代的吟诵和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赞美。这场鼓舞晚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前夕举行，其深刻的政治含义，远不是一场普通的文艺节目的演出所能比拟的。因为它大大地加强了上海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同时，鼓舞晚会又是一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升了上海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这是其他文艺表演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经济方面同样如此。在外地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进入上海之后，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商家也瞄准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的餐饮行业进行联手，做大民族餐饮文化的品牌。2001年9月，上海百年老店洪长兴率先到宁夏银川，与银川凤城饮食服务集团合作，使银川老店“黄鹤楼”焕发出青春。过去，上海餐饮业和宁夏银川凤城服务集团一向有着业务往来，近来听到银川餐饮业实施重大的体制改革，上海杏花楼集团等专门派人员前往与他们商量合作之事，首先促成了第一件合作项目，就是由上海清真餐饮业的龙头上海洪长兴和正转为民营持股的银川餐饮业的老大“黄鹤楼”结对。由上海洪长兴输出品牌、管理、菜肴和服务，成功地为上海餐饮业开出首家以少数民族菜肴为主要特色的塞上上海名店分号。“黄鹤楼”则被装修一新，全部按照上海洪长兴的布置格局进行陈设，还专门派出沪上名师名厨和管理人员参与全面经营。与此同时，上海餐饮业还与银川的同行达成协议，沪上加工的各类小包装海派产品，将源源不断运往当地的商业营销网络，进入我国大西北市场的各大超市和餐饮业。
第四，对上海市民进行民族团结意识的宣传和教育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会有一些违背民族感情的事情发生，当然这是无意的，但是有时也会造成对少数民族情感的伤害。
首先要有正确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而不能用存有偏见的观念来看待少数民族同胞，否则的话，会使少数民族同胞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有一些个别的上海市民对新疆来的少数民族同胞会产生不信任的感觉，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以来，在上海进行贩毒和扒窃的新疆人较多，有些居民就开始对新疆来的人有反感，有意无意地会将那些做坏事的极个别的新疆人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这样一件事，七宝中学的新疆班的同学刚到上海来以后，学校方面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同学了解一下上海的面貌，就带这一班的同学去徐家汇参观。谁知参观途中，有一位同学走散了。正在这时，恰恰又发生了有位路人的钱包被窃，警察这时正好发现我们这位新疆同学在附近，就不容分说将这个同学当作小偷抓起来。学校方面发现这件事情，立刻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才避免了一场民族矛盾的发生。事后，这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带队老师就很气愤地说：到上海来的新疆人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人只是极少数，就像上海人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不能一棍子打倒一大片，这是有伤民族感情的。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市民和有关执法人员的教育，不要用有色的眼光去猜测少数民族同胞，这样的行为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民族误会。
其次，要注意文明用语，不要用不文明的语音去刺激少数民族同胞，这样做与上海大都市的形象是不协调的。在上海，从事葡萄干、羊肉串生意的新疆人很多，有人不自觉地会将葡萄干或者羊肉串作为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称谓。我们在调查中间，就发现这种称呼让新疆少数民族同胞很难接受，他们觉得这是在侮辱他们的人格。
第五，要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纠纷和有损少数民族情感的违规、违法事件
在上海，由于有的人不了解少数民族的情况，不懂得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的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所谓的“风俗”出现在书刊杂志上，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有关少数民族政策，这就大大地触怒了少数民族同胞，给国家和相关单位都带来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和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性风俗事件”。时间是在1989年4~5月间，其起因是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性风俗》的书，书中对伊斯兰文化进行了歪曲的解释，引起了全国穆斯林同胞的愤慨和不满。上海文化出版社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有损少数民族感情的事件，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一是对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不懂得尊重少数民族的情感；二是追求奇异，把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看成是猎奇的对象，因此往往会在民族政策方面造成大错。这里的教训就在于：一是利益的驱动，把少数民族的内容当作赚钱的东西，二是不完整的审查书稿的制度。从这两点上来说，当时出版社的领导是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的。类似的错误在《青年报》和《采风》也有，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理。由于上海市政府和有关上级单位，其中也包括公安、民委以及市、区少数民族干部和知名人士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妥善地处理了这类事件，客观上又一次地使上海少数民族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和了解，进而也使民族之间的团结更上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徐华龙，男，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