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将攻守战法的选择与自身实际的取胜条件联系起来。孙子提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就把作战指挥者对攻守战法的选择与自身实际取胜条件联系起来。“形者，强弱也”，孙子在《谋攻篇》后讲《形篇》，目的正在揭示攻守战术与强弱军力的内在联系。这是一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军事思想。按照这一军事思想，作战指挥者就不能凭个人的喜恶与一时的意气来行事。取胜条件不足，硬要凭勇气去进攻，这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取胜条件有余，一味求稳固守，这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要防止这两种倾向，采取正确、恰当的攻防战术，就一定要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力量对比与变化情况而定。皇甫嵩以先守后攻的战法破乱军，就是很好的一例。公元188年，王国在关中聚众造反，包围了陈仓，朝廷命令皇甫嵩、董卓率军前往救援。董卓主张急速赶到陈仓。皇甫嵩不同意，说：“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陈仓地方虽小，但城墙坚固，又有足够的力量防守；王国虽人多势众，但要攻下陈仓，其力量还不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攻而去进攻，进攻者必定受害；有足够的力量防守而来防守，防守者将处于不败之地。王国现在已陷入受害者的境地，陈仓不会被他攻破。我们用不着兴师动众，就可以获得全胜。”果然，王国围攻陈仓八十多天，终究没能攻克，其部众疲惫不堪，只好自动解围而去。这时，皇甫嵩挥师追击，董卓劝阻说：“兵书上讲‘穷寇勿追，归众勿迫。’我们现在追击王国，就是追击穷寇，逼迫归众。困兽尚且还会搏斗，何况是大队人马呢？”皇甫嵩说：“此话不妥。我以前不急忙去解围，是避其锐气；现在引兵追击，是乘其疲惫。我们追击的是疲师，而不是归众。追击的是乱师，而不是穷寇。”于是引兵急速追击，连战连胜，斩获数万人。
第二，“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要使敌人无形可窥、无隙可乘。公元30年，占据甘肃的隗嚣发兵攻击关中地区，其部将王元、行巡率两万余人，顺着陇山东下，奔袭栒邑。东汉征西大将军冯异奉命援救，急行疾趋。其部下认为：敌人兵多，又乘胜而来，势不可当，应暂时扎营，商讨战略。冯异解释说：“敌人大军压境，如果夺取到枸邑，三辅人心就会动摇。我们的目的是抢先进入城区，以逸待劳，不是跟他们决战。”遂抢在敌人之前入城，紧闭城门，偃旗息鼓，不动声色。行巡还以为是一座没有戒备的边城，直扑而来。冯异抓住时机，突然间战鼓齐鸣，旌旗招展，大军一拥而出，行巡惊恐不知所措，阵容大乱，四散逃走。
第三，“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要使敌人无从防备、突击而溃。公元280年，西晋大将杜预陈兵江陵，准备进攻东吴。他先派周旨、伍巢率八百精兵秘密乘夜渡江，抢占有利地形，然后遍插晋军旗帜，燃起一堆堆篝火。东昊将士人心惶惶，惊叹道：“难道晋军是插翅飞过江的吗？”数日之间，就有一万多人投降了晋军。周旨，伍巢在江南隐军待机。不久，晋大军过江，吴将孙歆领兵迎战，被晋军所败。周旨、伍巢便随败兵入城，直捣孙歆帐中，活捉孙歆，乘机破城。
孙子的善攻与善守思想，在现代战争中更是得到创造性的应用与发挥。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经常使用的伏击战，就非常巧妙地将“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与“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有机地结合起来。聂荣臻在黄土岭歼灭日本的“名将之花”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名将之花”即日军阿部规秀中将，他担任“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1939年的10月30日，他派过村大佐率领一千多日伪军进驻涞源，向我四分区的银坊镇、走马驿、灰堡地区发起扫荡战。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指挥下，杨成武采用伏击战术，在雁宿岩全歼日军。阿部规秀听到迁村一部全部被歼的消息，决定亲自出马。11月4日，他带领驻张家口的一千多人，乘卡车直驰涞源，对八路军占领地区实行扫荡。阿部设谋企图引诱八路军再次在雁宿岩设伏，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雁宿岩，然后扑向银坊，再西取走马驿，东进黄土岭，寨坨一带。聂荣臻看穿了阿部的阴谋，便指挥分区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人引向银坊，使其扑空。随后，再用一支游击队在银坊北边出击，牵敌人东进，等到敌人到了黄土岭一带，再集中主力把它包围歼灭。11月5日，一千多敌人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八路军游击队缠住敌人，打了又跑，跑后又来打，敌人打又打不着，追又追不上，阿部只好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这时八路军一团和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一带集结，卡住了敌人退路。三团和特务团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山。二团绕到黄土岭西北，尾随敌人，悄悄形成了包围圈。7日拂晓，还蒙在鼓里的阿部率队东进，中午到达上庄子，先头部队进到寨坨附近，尾巴才离黄土岭，成了一条望不到首尾的长蛇。这时，八路军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特务团和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将敌人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两公里长，百十米宽的山沟里。阿部一看地势不利，又调头向黄土岭突围，企图回到涞源。但八路军三团、特务团和二团早已把口袋扎住，逼得敌人步步后撤。这一下，敌人如一沟蚂蚁，互相挤碰，乱成一团。八路军炮兵营立即向沟里集中射击。“皇军”成了“蝗群”，在硝烟、火海里挣扎，敌人主力九百多人毙命，阿部规秀也在炮火中一命呜呼了。
孙子军事上的善攻与善守思想，还可以应用到国际政治斗争中去。90年代初，邓小平采取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对外策略与“关键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工作方针，就十分巧妙地把善守与善攻糅为一体。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施压、制裁中国，而东欧剧变、苏联瓦解，更使国际形势变得对我不利。这时邓小平已决定完全退下来，辞去最后一项职务——军委主席。在交代退休事宜时，邓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后来在传达时，还有第四句话：韬光养晦。合起来被称作应付当前国际形势的“十六字方针”。按照邓小平的“十六字方针”，我们“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少管别人的闲事，更不做那种图虚名而受实害的蠢事。只做好一种事，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重新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尽量寻求缓解机会。例如请李政道转告“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请美国总统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结果，那些开始起劲制裁中国的国家，看到中国块头这么大，又不怕鬼，不信邪，制裁根本不起作用，也慢慢转弯了：不如继续保持接触，免得失去中国市场上的利益。不久，他们就陆续同中国恢复了正常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斗争中也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我们的实际力量，该守就守，该攻就攻。只有巧妙地把善守与善攻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自保而全胜”。
胜兵的制胜方略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日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①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②。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③，不忒者，其所措④必胜，胜已败者⑤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⑥，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⑦。
（《形篇》）
【注释】
①秋毫：兽类在秋天新长的细毛，比喻事物非常轻微。②聪耳：听觉灵敏的耳朵。③忒（ｔè特）：差错、危殆。④措：措施、举措。⑤已败者：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人。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能取胜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而后再同敌人作战。⑦求胜：这里的意思是企求侥幸取胜。
【译文】
战前能预见胜利但不超过一般人所知道的，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力战而后取胜，天下人都说好的，也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像能举起秋毫算不得力气大，能看到日月算不得眼睛明，能听到雷声算不得耳朵灵一样。古时候所谓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取胜于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善于打仗的人，他们取得胜利，既显不出智谋的名声，也看不出勇武的功劳。这是因为他们的取胜是不会出差错的，其所以不出差错，是由于他们采取的措施必然能取胜，他们所战胜的敌人是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人。所以，善于打仗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又不放过任何足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因此，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而后再同敌人作战；打败仗的军队，总是先同敌人作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
【解读】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总结与飞跃。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新的飞跃，是因为孙子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平常人所理解的军事观、制胜观。他认为如果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所知道的，就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力战而后取胜，天下人都说好的，就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像能举起秋毫算不得力气大，能看到日月算不得眼睛明，能听到雷声算不得耳朵灵一样。那么，什么是可称得上“善之善者”呢？孙子认为，“善之善者”是因为他们的取胜绝不会出差错，其所以不出差错，是因为他们的胜利建立在必胜措施的基础上。“善之善者”的“战胜”，“无智名，无勇功”，而靠胸有成竹地“胜已败者”，靠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靠“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这就是孙子高出于一般人见识的胜军制胜方略。
第一，胜军制胜，首先要“胜于易胜者”、“胜已败者”。易胜者与难胜者相比较，当然应首先成为我方的攻击目标，这就有更多的胜利把握。“已败者”是那些还未开战就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对他们作战只是将他们必败的趋势变成现实而已。战国时，燕相国子之替代燕王哙，执掌国事，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心怀不满，准备攻打子之。齐宣王获知这一消息，派人向太子平说：“我听说太子的名气，想要废私立公，整饬君臣的名分，明辨父子的地位。我的国家很小，不能追随左右，但凭太子差遣好了。”太子平于是纠集党羽徒众，与市被一起攻打子之，尔后彼此之间又进行战斗。这场内乱拖延好几个月，战死好几万人，老百姓纷纷逃离燕国。这时候，孟轲对齐宣王说：“现在攻打燕国，就如同周武王要完成文王的伟业而讨伐商纣王一样，这种机会不可以失去。”齐宣王遂即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并且利用北边的重兵，一起去攻打燕国。燕国的将士根本就不想作战，也不关闭城门，齐国不费大力气就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胜军制胜，就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在战争一开始，交战双方往往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胜军与败军一时难以分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优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去扩大敌人的劣势，不放过每一个足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就成为胜军制胜的重要枢机。公元238年，魏将司马懿率军征讨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不久将公孙渊包围于襄平。当时，公孙渊在兵力上多于魏军，但军中缺少粮食；魏军粮草充足，但攻城准备不够，加上天降大雨，平地积水数尺深，很不利于攻城。司马懿根据这种情况，既不急于求战，也不移营撤围，只是拖延时间，致使公孙渊愈益缺粮而军心涣散。公孙渊自以为兵多，又逢连天大雨，魏军无可奈何，便坐守城中观望。就这样，双方在雨中相持近一个月。等到雨过天晴，双方的优劣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司马懿急令部众起土山、挖地道，强弓劲弩，日夜大举攻城。而城中粮食断绝，死亡很多，公孙渊被迫率残部弃城突围，刚逃出城就被魏军歼灭了。
第三，胜兵制胜，就要“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将胜兵制胜的经验与败兵取败的教训作了一个生动的对比，那就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胜仗的军队，先创造取胜的条件，而后才同敌人作战，不战就已使自己处在优胜者的地位；打败仗的军队，先盲目地同敌人进行战斗，而后期求侥幸取胜，这是一开始就使自己处在已败者的地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打有准备之仗、打有把握之战，对制胜的重要意义。诚如《尉缭子·攻权》所强调的“兵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操必克的胜券而轻易言战，盲目开战，则没有不失败的。因而胜军在求战之前，一定要把创造使自己“不可胜”的优势条件，把创造能够克敌制胜的优势条件切切实实做在前面。
公元1875年4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进击侵入新疆的阿古柏，驱逐占领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左宗棠受命之后，经过分析形势，决定采取先收复北疆，再进兵天山南路的方针。对于具体进兵方案，他本着“兵事未可遥度，然大致必须先为筹及”的原则，作了适当安排。其大体步骤是：先北路后南路，当清兵进攻古柏地、乌鲁木齐时，如果阿古柏敢于增援北路，就猛打几仗，挫掉他的锐气，壮大自己的军威。北路克复以后，刘锦棠部转兵南路，张曜部则由哈密西攻吐鲁番，节节扫荡前进，以壮后路声威，并保证刘锦棠后顾无忧长驱直入。等吐鲁番防守巩固，后路安全后，张曜、徐占彪分路并进，一向阿克苏，一向叶尔羌，这样南路大局也可很快确定。后来收复新疆的全过程正是按左宗棠的上述安排进行的，并最后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