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教化，遵守法纪，必须建筑在士卒自觉的基础上，否则还会教而不化，令而不行。那么，如何让士卒自觉来执行命令，服从纪律呢？孙子更深一步地提出了“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的命题，要求将帅与士卒上下投合，相互信任。这实际上又回归到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道”之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战争是要流血的危险行为，但士卒可与将帅一起同生共死，赴汤蹈火，根本的就在他们懂得战争的正义性，达到了“民与上同”的“道”的境界。在中国古代的历次农民战争中，为什么揭竿而起的义军反而能战胜训练有素的官军，原因就在于他们作战目的明确，“上下同意”、“与众相得”。例如1853年2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小刀会首领决定趁机准备武装起义。刘丽川趁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天清晨，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很快攻进上海县衙，杀死知县袁祖德。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当即严明纪律：“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号令统一，深得人民的拥护，与敌作战也屡战屡胜。
孙子把将帅号令得以“素行”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上下同意”、“与众相得”，这是孙子军事思想的高明处。但是孙子向往的“令民与上同意”的“道”的境界，在阶级利益对立的封建社会中只能是一个鸟托邦。只有在今天的人民军队中，为人民服务成了军队的最高宗旨，才能真正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才能有真正的令行禁止、齐勇若一。1998年夏季我国的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洪灾，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严防死守”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调动了66个师、旅和武警部队27．6万名士兵，投入抗洪救灾第一线，其中上阵的将军就有一百一十多名，长江流域集结了自1949年渡江战役以来最多的兵力。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解放军在抢险；哪里的百姓遇险，哪里就有解放军去解救。安纺幼儿园女教师周运兰被围困水中，为营救这位女教师，军队的冲锋舟翻了3条，军地领导忙了3天，连将军也亲自驾舟了，最后才被舟桥团军士李长志牵绳漂过去背出来。而李长志在此之前已救出过一千多名群众，被誉为“救护神”。在抗洪救灾中，军队日日夜夜吃在江堤上，住在江堤上，抢险在江堤上。面对决口的危险，解放军官兵手拉手跳进江水，用血肉之躯来阻挡肆虐的洪魔。地方干部都同声赞誉：“一个解放军抵十个老百姓”，“危急关头只有解放军官兵能顶得住”。正是在这次抗洪救灾中，许多赫赫有名的部队再次为他们的战旗增添了光彩，牢牢地插在长江大堤上，也牢牢地插在了老百姓心中。“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孙子兵法》所追求的最高的“道”的境界，终于在人民军队中变成了光荣的现实。
地形第十
致败“六过”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日走。卒强吏弱，日弛。吏强卒弱，日陷。大吏①怒而不服，遇敌怼②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日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③，陈兵纵横④，日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⑤，日北⑥。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地形篇》）
【注释】
①大吏：曹操注：“大吏，小将也。”②怼：怨恨、不满。③常：常法、常规。④纵横：杂乱无章。⑤兵无选锋：不挑选勇敢善战的士卒组成精锐部队。⑥北：败北。
【译文】
军队作战失败，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都不是天灾造成的，而是由于将帅的过失所致。在敌我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攻击十倍于我的敌人，因而失败的，叫做“走”。士卒强悍，而将吏懦弱，致使军政废弛而遭失败的，叫做“弛”。将吏本领高强，士卒怯弱因而失败的，叫做“陷”。部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遭遇敌人愤然出战，主将又因不了解他的能力而未加控制，因而失败的，叫做“崩”。主将软弱而又缺乏威严，训练教育不明，吏卒不守法规，布阵杂乱无章，因而失败的，叫做“乱”。主将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多，以弱击强，又没有精锐部队为先锋，因而失败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都是导致军队失败的原因：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研究的。
【解读】
“走、弛、陷、崩、乱、北”，军队失败的六种情况。孙子认为，招致这六种失败的原因，“非天之灾”，而是“将之过也”。为此，他再三强调将帅要深刻认识自己在战争过程中所肩负的重大责任，认真考察研究因治军或用兵决策失误造成的历史教训，作为自己的鉴戒。孙子总结的将帅致败“六过”，是前人血的教训的凝结，是领导决策学与军事管理学中的智慧篇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不知“众寡之用”，必“走”。
在敌我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攻击十倍于我的敌人，因而招致失败的，叫做“败走”。显然，“走”之过在于将帅不知“众寡之用”，犯了兵家大忌。例如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到祁连山一带攻打匈奴右贤王，而派李陵率领步兵射手5000人进至居延寨以北约一千多里，以牵制和分散匈奴的兵力。李陵按照指定的日期到达目的地后，就引军撤退，而匈奴单于却纠合八万多骑兵，来围攻汉军。李陵指挥汉军奋力拼杀，一边撤退，一边战斗，连续作战八天时间，杀伤匈奴一万多人，而汉军也损伤一大半，并且箭已用完，在距离居延寨一百多里的地方，匈奴人截断了汉军的退路，李陵被迫投降匈奴，他的部队逃回边寨的只有四百多人。
第二，卒强吏弱，必“弛”。
军队必须有严格的逐级指挥系统，卒强吏弱，士卒桀骜不驯，各自为战，将官软弱无能，势必会因内部关系松弛而导致失败。例如1895年10月下旬，日军向旅顺发动进攻。当时清军驻旅顺兵力达二十余营，不可谓不厚，但他们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临时推举姜桂题为指挥。但姜桂题是个无能的庸才，以致诸将互相观望，谁也不愿前去击敌。在金州失陷后率残部退到旅顺的徐邦道看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在向姜桂题求得武器装备后，率部出击，在土城子与日军遭遇并将之分割包围，经过激战将日军击溃，乘胜追击日军至双台沟。徐邦道在前线抗敌，而留守旅顺的清军诸部却坐视其孤军作战，谁也不肯支援接应。徐邦道部是金州新败之卒，军队行帐尽失，后勤难继。迫于无奈，徐邦道不得不弃险不守，从土城子退回旅顺。日军借此机会大举进攻，终于将旅顺攻下。
第三，吏强卒弱，必“陷”。
将吏本领高强，士卒未经训练，怯弱无力，这样的军队一冲就垮，将吏必然陷进失败的泥坑。要扭败为胜，惟一的办法就是在作战前加强对士卒的训练。例如1559年，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务的参将戚继光，痛感明军多市井之徒，有利则进，无利则退，狡惰成性，旧习难改，一战即败，不堪使用。在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戚继光从义乌、永康等地招募了四千多名具有爱国思想的矿工和农民组成新军，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经过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很快成为一支进退有序、攻防兼备的劲旅，并在后来的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将吏不协，擅自行动，必“崩”。
部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愤然擅自出战，主将又因不了解他的能力而未加控制，这样的军队必然要崩溃。如618年，西秦霸王薛举率大军攻唐之泾州，并进围高墌城。秦王李世民此时患病不起，便令深沟高垒，闭门不战。他把军权临时委托给行军长史刘文静和礼部侍郎殷开山，并告诫二位说：“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彼若挑战，切勿应战，待我病愈之后，共同破敌。”传令全军不得请战，违者军法从事。殷开山求战心切，便对刘文静说：“大王之所以闭垒不战，是担心您担当不起此项大任。依我看，薛举得知大王患病，定会产生轻视我军的心理，我们应耀武于敌，以震慑敌人。”刘文静听后，亦有才不得其用的愤懑，当即同意出兵迎敌。于是出兵列阵于高墌城西南。薛举见唐军列阵于西南，便判断城东北必然空虚。因此出动大部兵力，以迅速隐蔽的动作，突然袭击唐军侧后，在浅水原击败唐军。此役，唐损兵过半，李世民被迫退守长安。
第五，将弱、无教、行散，必“乱”。
主将软弱，缺乏威严，训练教育不明，吏卒无所遵循，布阵杂乱无章，这样的军队必然因混乱而溃败。如1894年8月，清廷见朝鲜因日本侵略局势紧张，即派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13营六千余人，会合其他各军增援平壤。但是卫汝贵怯懦无能，性情卑鄙，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军心；士兵们不服其领导，沿途骚扰，占民房，毁器皿，夺财物，以致声名狼藉，引起朝鲜人民怨恨。盛军到朝鲜后，一遇日军即行溃败，甚至发生自己营内无故惊闹数次，连夜自乱，互相践踏的丑闻。结果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盛军由平壤经安东一直败退到奉天。
第六，将帅不能知己知彼，必然败北。
将帅不能料敌，是不“知彼”；将帅指挥作战时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先锋，是不“知己”。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不会用兵，必然每战必败。这是将帅用兵的最大过失。例如公元35年，刘秀派岑彭率战船数千艘沿长江而上，西征公孙述。公孙述调兵出江关，在长江上架起浮桥，用树木竖在江中阻断航道，以对抗汉军。岑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军中招募攻击浮桥的士卒，下令先登上浮桥的，给予上等奖赏，于是偏将军鲁奇挺身而出。当时东风正刮得猛烈，鲁奇引船直冲上浮桥，对方用密排在江中的木柱布满铁钩，钩住鲁奇的战船。鲁奇领兵作殊死战斗，把火炬掷上浮桥，很快将浮桥烧塌。岑彭率领主力战船顺风挺进，所向披靡。公孙述不能料敌，又兵无选锋，导致军队大乱，落水淹死数千人。
战场致败“六过”，同样存在于商战之中。例如，与竞争对手势均力敌，却只以十分之一的资源、人力去争夺市场，势必不敌败走；员工强，干部弱，内部必成散沙一盘；干部强，员工弱，势必要损兵折将，丢失市场；各部门无视企业总体战略，意气用事，擅自行动，必然要因失去控制而崩溃；领导无能，号令不明，部署无章，势必要陷入混乱；经营者对竞争对手情况不明，自己又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匆促上阵，必然败北。明智的企业领导者，如果能将孙子的致败“六过”置于案前，时时审视自己的商战决策，就一定能少付许多不该付的“学费”，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
故战道①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②，而利合于主③，国之宝也。
（《地形篇》）
【注释】
①战道：指战争实情。另一说指作战态势与战争规律。②唯人是保：以保卫民众和士卒的安全为首要任务。③利合于主：符合于国君的利益。
【译文】
所以，根据作战态势确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命令不要打，也可以坚决地打；反之，根据作战态势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一名将帅，应该进不贪求战胜的功名，退不回避违抗君命的罪责，只求使民众和士卒得以保全，符合于国君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算是国家之宝。
【解读】
在封建社会中，军队必须绝对地服从君王的命令，将帅必须受命于君，然而战争又是瞬息万变的“国之大事”，需要将帅随机做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将帅与君王的关系，就成为一大难题。在《九变篇》中，孙子同时提出了“将受命于君”与“君命有所不受”的两大命题；在《地形篇》中，孙子进而提出处理“将受命于君”与“君命有所不受”必须遵循的原则与将帅应有的品格。它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战争实情与君王命令的关系。孙子认为“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必胜——无战——必战，不胜——必战——无战，这里都用了绝对的语言，但孙子的答案也是毫不含糊的，这就是一切必须以战争实情来决定战还是不战。这就表现出孙子鲜明的素朴唯物主义态度。唐朝大将李靖不顾君命，从战争实情出发一举灭亡东突厥就能体现孙子军事思想的这一精髓。629年11月，突厥颉利可汗入犯唐河西各州，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反击突厥的时机已成熟，遂部署讨伐。经数次作战，李靖、李世劫重创颉利可汗，颉利可汗逃至铁歧山。他权衡利害，决定向唐太宗谢罪，遂派部将入朝请罪，并请求举国内附。唐太宗即派唐俭前往抚慰，同时又命李靖和李世劫迎接颉利可汗入长安。李靖受命后，即率军北进，于白道同李世积部会师。李靖认为，颉利可汗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再逃漠北。他对李世积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逃漠北，与九姓联合，仍为朝廷大患。如今朝廷使者已在颉利营帐，其军不加戒备，如果选精骑一万，携带20日干粮，出其不意，突然袭击，颉利可不战而擒。”李靖的副总管张公瑾说：“朝廷已诏许颉利内附，唐俭又在颉利的牙帐，我们怎么能发兵攻击呢？”李靖回答说：“这就是韩信破齐的方法，唐俭又何足惜。”于是勒兵夜发，李世积大军继至。将近颉利牙帐，李靖便命部将苏定方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在距牙帐7里时，才被突厥骑兵发现，颉利急乘千里马落荒而逃。李靖挥军继至，突厥无暇应战，溃不成军。颉利欲亡走漠北，被李世积伏兵所阻，转向西逃，途中就擒。此役，俘突厥十余万人，牲畜数十万头。以颉利为首的东突厥至此灭亡，自阴山至大漠的大片土地归唐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