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军杀将，必以五危”，这既是国内的教训，也是国际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军事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希特勒看准了英国首相张伯伦损人利己、妥协求和的绥靖主义心理，威胁英、法签订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从而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协定签订后，张伯伦向英国人宣告：“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我相信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然地睡觉去吧！”然而希特勒却在背后嘲弄英国人：“一个崇拜动物乃至于为动物修筑墓地、医院和房屋，把遗产留给鹦鹉的国家，肯定是开始堕落了。此外，且不谈其他原因，这也是英国人口组成情况造成的后果。那里有400万过剩的妇女，400万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妇女会人为地造成许多问题，以便使她们的感官得以兴奋或受到抚慰。她们不能拥抱一个男人，于是就去拥抱全人类。”这真是对张伯伦绥靖主义的极大讽刺。果然，慕尼黑协议墨迹未干，希特勒就把战火烧遍了整个欧洲，损兵折将的张伯伦也不得不宣告下台。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对于从事商战的现代企业家也是必须时时铭记的警诫。军事上的“五危”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同样会表现出来。例如抱着拼死一战的决心，盲目投资，孤注一掷，就可能被对手诱杀；畏缩胆怯，一味求稳，错失良机，就可能被对手吞并；急躁冒进，轻举妄动，就可能被对手凌侮；过分重视虚名，就可能受各种议论的影响，使实际效益受损。过分迁就、放纵员工，就可能使管理松懈，效益下降，陷企业于困境。企业领导者如能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随时警惕这五种会带来灾祸的弱点，企业的经营管理就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行军第九
处军、相敌深虑、并力
兵非益多①也，惟无武进②，足以并力、料敌、取人③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④者，必擒于人。
（《行军篇》）
【注释】
①兵非益多：兵并非越多越好。《武经七书》此句为“兵非贵益多”，意思相同。②武进：恃勇轻进，轻敌冒进。③并力、料敌、取人：并力：合力，集中兵力。料敌：分析判断敌情。取人，指取胜于敌。④无虑而易敌：没有深谋远虑而又轻敌妄动。易敌：轻视敌人。
【译文】
打仗不在于兵力越多越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集中自己的兵力，判明敌人的情况，也就足以战胜敌人了。那种没有深谋远虑而又轻敌妄动的人，势必被敌人所擒而成为俘虏。
【解读】
《孙子兵法》十三篇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它总的结构脉络是先宏观后微观、先总论后分述、先战略后战术。从《行军篇》开始，就侧重分述用兵作战中具体的行军、治军、地形、火攻、用间等具体的军事专业问题。《行军篇》从其篇名就可知，该篇主要论述行军作战的要领和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并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行军篇》在论述行军作战中的基本环节——处军慎进、相敌料敌、深虑重敌、并力胜敌时，对一些细节的描述非常周详，反映了孙武所具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注重实情考察的唯物辩证思想。第一，处军慎进。行军作战的首要环节是“处军”，即行军作战中军队在各种地形上的部署、处置要领。在处军问题上，孙子强调指挥官要善于利用地形，使自己的军队经常占据便于作战、便于生活的有利之处。在处军阶段，由于情况还未摸清，尤其要注意“惟无武进”，不要恃勇冒进。
在处军慎进阶段，军队首先要占有山、水、斥泽、平陆四种地形条件下的“四军之利”。孙子从当时的作战条件出发，指出军队在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谷地，驻扎时要选择“生地”，居高向阳；如敌人占据高地，不要仰攻。这就是“处山之军”的原则。军队在横渡江河时，要在离江河稍远的地方驻扎；如果敌军渡河前来进攻，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乘它部分已渡、部分未渡时予以攻击；如果要与敌军交战，那就不要靠近江河迎击它；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切勿在敌军下游驻扎或布阵。这就是“处水上之军”的原则。军队通过盐碱沼泽地带时，应迅速离开，不要停留；如在盐碱沼泽地带与敌军遭遇，那就要占领有水草而靠树林的地方。这就是“处斥泽之军”的原则。军队在平原地带驻军，要选择地势平坦的地方，最好背靠高处，前低后高。这就是“处平陆之军”的原则。
孙子还进一步概括了驻军的基本原则：“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孙子说，在丘陵、堤防驻军，必须驻扎在向阳的一面，并且要背着它，这样可以得到地形的辅助。河流上游下暴雨，看到水沫漂来，要等水势平稳以后再渡，以防山洪暴至。凡是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形，必须迅速避开而不要靠近。我远离它，让敌军去接近它；我面向它，让敌军去背靠它。军队在山川险阻、芦苇丛生的低洼地、草木繁茂的山林地区行动时，必须仔细反复地搜索，因为这些都是容易隐藏伏兵和奸细的地方。
第二，相敌料敌。
行军时，军队处在动态之中，随时会遭遇敌人的正面迎击与两侧伏击，因而指挥者必须掌握相敌料敌之术，及时而敏锐地观察、判断敌情。在这一方面，孙子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出了三十三种在冷兵器作战时代如何抓住各种征候，作出敌情判断的方法。例如，敌军离我很近而仍保持镇静的，是倚仗它具有险要的地形；敌军离我很远而又来挑战的，是企图诱我前进；敌军之所以不居险要而居平地，定有它的好处和用意。见到树林里很多树木摇动，可能是敌军向我袭来；在草丛中设有许多遮蔽物，那是敌人企图迷惑我；鸟儿突然飞起，是下面有伏兵；走兽受惊猛跑，是敌人大举来袭。飞尘高而尖的，是敌人战车向我开来；飞尘低而广的，是敌人步卒向我袭来；飞尘分散而细长的，是敌人在打柴；飞尘少而时起时落的，是敌军察看地形，准备设营。敌方使者言词谦卑而实际上又在加紧战备的，是要向我进攻；敌方使者言词强硬而军队又向我进逼的，是准备撤退；敌战车先出并占据侧翼的，是布列阵势，准备作战；敌方没有预先约定而突然来请求议和的，其中必有阴谋；敌方急速奔走并展开兵车的，是期求与我交战；敌军半进半退的，可能是伪装混乱来引诱我。敌兵倚仗手中的兵器站立的，是饥饿缺粮；敌兵从井里打水而急于先饮的，是干渴缺水；敌人见利而不前进的，是由于疲劳过度。敌方营寨上有飞鸟停集的，说明营寨已空虚无人；敌营夜间有人惊呼的，说明敌军心里恐惧；敌营纷扰无秩序的，是其将帅没有威严；敌营旌旗乱动的，是其阵形混乱；敌官吏急躁易怒，是敌军过度困倦。敌人用粮食喂马，杀牲口，收起炊具，不返回营寨的，是“穷寇”；敌兵聚集一起私下低声议论，是其将领不得众心；再三犒赏士卒的，说明敌军已没有别的办法；一再重罚部属的，是敌军陷于困境；将帅先对士卒凶暴后又畏惧士卒的，说明其太不精明；敌人借故派使者来谈判的，是想休兵息战。敌军盛怒前来，但久不接战，又不离去，必须谨慎观察其企图。
第三，深虑重敌。
凭借各种征候相敌料敌，判明敌情后，就要深谋远虑，作出歼灭敌人的周密部署。不这样做，“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战争史上一些没有深谋远虑而又轻敌妄动的将帅，都是因此而走向覆亡。秦末时期，项羽、刘邦大破秦军，杀掉秦将李由，占领大片土地。项梁由此滋长了骄傲情绪，更为轻视秦军。宋义看到这种情形，就劝谏项梁说：“凡是用兵打仗，如果战胜而将帅骄傲，士卒怠惰，那就要失败了。现在将士们已经有些松懈，而秦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兵力日益增强。所以，我很为将军担忧，希望将军留意。”项梁不肯听从，却派宋义出使齐国。宋义在路上遇到齐国使者高陵君，说：“依我推断，武信君（项梁）必然兵败。你如果慢步缓行，故意耽误时日，就可以避免被杀。如果疾步快行，肯定会遇上杀身之祸。”高陵君听信宋义的话，行程延缓下来，秦军果然全力出击，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战死。
第四，并力胜敌。
孙子认为，行军打仗不在兵力愈多愈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集中兵力，判明敌情，也就足以战胜敌人了。这就是“并力、料敌、取人”的意思。这里的关键在于我方在行军部署时，各支部队不要太分散，而能保持“并力”的优势，然后以强击弱、以实击虚，一股一股“吃掉”对方进攻时的分散孤立之敌。抗日战争时期，在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就坚持了在运动中避实就虚、以实击虚的作战办法。当时日军精锐部队战斗力强，但日军扶持起来的伪军多是乌合之众，装备差、战斗力弱。为此，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是：第一，集中兵力打伪军；第二，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伪军被一批一批地消灭了，日军也就孤立了；从而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使敌人不再那么强大。山东滨海地区就是用这个办法，从1942年到1944年，连续攻克郯坡、赣榆、莒县诸城，消灭和争取伪军起义一共3个旅。日军那边少了3个旅，我们则新建了3个独立旅，使滨海、鲁中、鲁南、胶东四个战略区连成一片，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新局面。
孙子关于行军作战四大环节的论述，对于商战也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处军慎进”上，企业要充分吸取现代地缘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各类地缘所形成的优势，突破其中的限制与障碍，以取得有利的竞争地缘条件。在“相敌料敌”上，企业领导者可吸取孙子“相敌”三十三法的精神实质，通过观察竞争对手各方面的动静，判断其意图，进而对其实力、士气、后勤保障、领导管理能力作出正确的评估。在此基础上，企业领导者就能作出有深谋远虑的竞争规划，集中优势实力，以实击虚，出奇制胜。这样，就可以顺利实现其“并力、料敌、取人”的目的。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卒未亲附①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兵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②，是谓必取③。令素行④以教其民⑤，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⑥也。
（《行军篇》）
【注释】
①亲附：亲近依附。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用仁德、道义去教育士卒，用纪律、法令来统一步调。令：教令。文，指仁德、道义。齐：整治。武：刑威、法纪。③必取：必定取得胜利。另一说指必能取得部众的支持。④素行：平素认真实行。素：一贯。⑤民：民众，这里指士卒。⑥相得：上下投合，相互信任。
【译文】
在士卒还没有亲近依附时，将帅就贸然处罚他们，那就会引起不服，士卒不服就难以使用他们去打仗。如果士卒对将帅已经亲近依附，但不执行军纪军法，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所以，要用仁德、道义去教育、号令士卒，要用军纪军法来统一士卒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平素能认真执行法令并以此教育士卒，士卒就会服从；平素不认真执行法令并教育士卒，士卒就会不服从。平素能认真执行法令，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取得信任的缘故。
【解读】
军队“以治为胜”，不经过整治训练的军队不过是鸟合之众，不堪一击。为此，孙子在《行军篇》中提出了治理军队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与方法。
第一，“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这是孙子治军思想的核心原则。它既强调“文”的一手，要求用仁德、道义去教育士卒，使之明确为什么而打仗，从根本上激励士气；又强调“武”的一手，要求用军纪军法来统一士卒的行动步调，使之形成一股整体的合力。孙子认为，军队只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就可以所向披靡，取得胜利。中国远古时代三次有名的征战：夏帝启战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就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威力。夏帝启、商汤、周武王在宣誓起兵时，都首先进行政治教育，强调讨伐战争的正义性。夏帝启说：“有扈氏暴逆不行五常，厌弃天地人的正道，因此上天断绝了他的国运，现在我只是奉天命来讨伐他。”商汤的战时动员讲得更精彩：“夏桀恣意地用尽众人的劳力，恣意地挥霍天下的财力，所有百姓都不愿跟他同力合作；并且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丧亡呢？我们都愿意与你同归于尽’。夏桀的德行如此之坏，现在我一定得去征伐他。你们应当辅助我，奉行上天的讨伐，我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周武王在决战前也对全体将士说：“现在殷王纣废弃祖先的享祭，不报答神恩；舍去他的国家，不信任自己的兄弟，却对天下的犯罪人那般尊重和信任，让他们来暴虐百姓，扰乱社会。我只有恭谨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在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这三位讨伐者都颁布了严格的军法军纪。夏帝启宣布对“不服从命令的人，就要在宗祖的面前杀掉他，我并且要辱及他们的子孙。”商汤说：“假如谁不听从我的约束，那我就要杀掉他，并把他的家人投入官府为奴婢。”周武王也说：“如果有谁不用命，那么他自身将会受到惩罚。”正是靠了吊民伐罪的号令与严厉的军法军纪，夏帝启才能率军灭掉强悍的有扈氏；商汤才能大败夏军，迫使夏桀逃亡而死；周武王才能一战胜利，迫使殷王纣焚火自尽。
第二，“令素行，以教其民。”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不是仅靠一次战斗动员就能完成的。在夏帝启、商汤、周武王作临战动员前，实际上对军队士卒早已进行过大量的教育训练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进一步强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突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加强对民众与士卒进行长期的教化训练的重要性。春秋时，晋文公刚回国为君，就开始教化民众，第二年就想动员民众去征战。狐偃说：“民众还不知道义，生活还不安定”，于是晋文公出兵安定了周襄王的王位，在国内又极力做些对民众有益的事情，民众逐渐安于生活。晋文公又想动员民众去征战，狐偃说：“民众还不知道诚信，还不明白一切措施的用意。”于是晋文公通过“伐原退兵一舍”的行动，来表示诚信。民众交换货物，不狡诈多拿，说话老实可信。晋文公又要动员民众去征战，狐偃说：“民众还不知礼法，对长上还没产生恭敬之心。”于是晋文公通过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来申明礼仪，设立掌管爵禄秩位的官职，整顿吏治。待到民众听从上级的命令而没有怀疑后，才动员民众同楚国进行争霸战争。晋国相继迫使楚国撤走在齐国谷地的驻军，解除楚军对宋国的围困，通过城濮一战最终成为诸侯的霸主。这些都是晋文公长期教化民众、训练士卒的结果。
第三，“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