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刮耳朵。我的耳朵是地地道道的几十年荒地。脸上还可以用剃须刀转几下，耳朵是转不了的。刮耳朵是一门绝活，一般的师傅是不敢下刀的。耳朵坑坑洼洼，而刀是不会拐弯的坚硬刃口。耳廓还好刮一点，但那也是很薄的一个边沿。更难的是刮耳窝，那绝对是极其危险的一种艺术。我无法明白，一把这么大的刀，是怎么把耳内的那些弯弯道道摆平且不伤一点皮肤的。这样的技术要练多久才能达到？刮耳朵最舒服，他是揪着刮的，可揪得并不疼。耳朵穴位最多，他里里外外刮耳，那就是把你的一大堆穴位拉拉扯扯软硬兼施按摩了一遍。
最见技巧的就是掏耳了。掏耳说穿了就是掏耳屎。徐大宝拿出他的那些掏耳工具，这些工具过去我是知道的，但没细瞧也差不多忘了。现在看，这也不是几十年前的旧物，过去似乎是放在一个竹筒里的，现在则是放在一个铁盒里。这些工具都是铜质的，刷子有几种，羊毛刷，挖耳的有勺，有铲，有棒，刮的，刷的，挖的，旋的，少说有十几种。掏耳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他把灯都打开，深入进去，手与眼都必须全神贯注。你一点都不必担心他掏坏了你的耳膜，从未听见过被他（和他爹）掏聋了的，只会越掏耳朵越好使。有一次我记得他在一个乡下老头耳里掏出了一堆秽物，石头一样的，竟将一个耳聋数年的老人给掏好了。还听说我小时候很调皮，将一颗豌豆塞进耳朵，是徐大宝的爹给我镊出来的。一说是塞进鼻子里。但不管怎样，在剃头铺最过瘾最舒服的事是掏耳朵，其快感可用汹涌二字形容。甚至完全达到做爱般的飘飘欲仙的高潮。现在的徐大宝虽年岁大了，眼神不好使，手感也会差些，这都是想像，事实上，徐大宝如今更娴熟，动作更精准，更细心，更人情化。那个掏呀，就像是拿工具在跟你交流，抚慰，依然是——掏耳的时间占全部剃头时间的三分之一。可见其重视和讲究的程度。每个工具的分工之细，让人叹为观止。可见民间师傅对此问题的心得和经验，是十分了得的。这样漫长的疏通、掏刮和清扫，想想，这世上还有什么样的幸福可以与之比拟？人应该需求甚少，尽快满足，死活在一个小镇，是生命最好最美的选择，到哪儿还比得上有徐大宝这样能掏耳朵剪鼻毛刮胡子的小镇幸福？美国？法国？北京上海？，见鬼去吧！我的故乡小镇虎渡口镇是所有幸福的源泉和归宿。当初我根本就不该走出去，走出去的那个世界无聊透顶，疯狂透顶，回想起来，没有任何快感，一场噩梦而已。什么狗屁的厅局级，什么狗屁的报告、会议、学习、表态，在徐大宝的理发店和他十几种掏耳工具这里，都不值一谈。耳掏了，掏成四大皆空，一次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治疗，一次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大清扫，快哉快哉！
这所有的功夫做了，整个脑袋一尘不染，可用神清气爽来形容，精、气、神都回到了体内，至于发型怎样，那实在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事。现在城里剃头，讲究的是形式——也就是发式，却失去了小镇理发的那种实际效果，那种精髓，那种百骨皆酥的快感。
等这一切搞完，又一个热毛巾，拧来，将他所有刀枪工具动过的地方，脸啊耳啊全部捂擦一遍，刮得有点紧绷的感觉又松弛成温润，再掏出不怎么好的润肤膏，用两个手抹匀了，擦到我的脸上，有点香喷喷的感觉，再用手将两个肩膀几揉，叭叭地几剁，那可用力了，将你剁醒，一推，椅子就推上了，你重新坐起来，睁眼一看，这世界，咿，咋变了样儿？看天，天堂，看地，也是天堂。看什么都顺眼，看什么都新奇和蔼，世界充满活力，阳光明媚得像婊子。改革开放，和谐社会，全是对的，将我这种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双规双开，也是对的。这世界美好无边，根本就不应该容许我这样的坏人存在，不劳而获，假大空，看钱做事，亲小人远君子，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吃喝嫖赌，都是千不该万不该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总有一天，人民是会将你送上审判台的！走出“徐记理发店”，过去是头，现在不是，是一朵云，轻飘飘的。
这以后，我就经常到徐大宝这里来剃头、刮胡、掏耳了。睡落枕了，也找他。找他给扳几下，叭叭的，颈子就好了。一来二去，也就知道了三十年来的徐大宝，找了四个女人（艳福倒是不浅），现在没女人。我离开小镇时知道那时的毛头小伙徐大宝跟一个叫王姐的女人有染，那是要付钱的。王姐是我们小镇上的烂女人。现在王姐可能早不在人世了。由于徐大宝脑瓜子不太好使，后来结婚找了个河对岸的乡下女人，没生孩子，离了。听一个来剃头的人说，是他把人家打跑的。那女的正常人，跟一个卖鳝鱼的好上了，我们这里叫偷人。偷人货走后，大约十年前，又找了个手有残疾的女人，这女人贤惠得很，也没有生育，后来也跑了，原因是徐大宝不清白，没法过。“不清白”就是头脑不清楚的意思。再后来找了个苕女人，比徐大宝小三十岁，可连饭都不会给徐大宝做的吃，还很脏，月经来了不会上纸，让徐大宝气不过，给开销了。如今的徐大宝就是个老单身汉，洋书上叫鳏夫。
即便如此，徐大宝仍算是清醒的，不过智商低了点儿。他国内国际新闻都知道，说起我父亲邓师傅，还说你父亲的糕点做得蛮好的，特别是烘糕。我父亲主要是做烘糕，可随着我父亲老了，去了我那儿度晚年，这个小镇就没了烘糕。我也多年没吃父亲做的烘糕了，这养活我们一家三代的烘糕手艺就失传了，现在，烘糕大师我老父因为我的问题，气得中风瘫痪在床，被送到一家老年公寓，我们兄弟姊妹各出一点钱，让他去垂死挣扎度他的风烛残年。我连自己也顾不了，也就管不了他。
有一次我去剃头，徐大宝的店却关了门，问隔壁的，才知他是给某村一个死人剃头去了。隔壁的店老板说，这一带死人剃头，娃子剃胎头，都是找他，因为他技术好，有经验。再者一般人不敢剃，徐大宝才敢。我忽然想起来过去徐大宝的爹也是给镇上的死人剃头的。这些年在城里，没见着死人。死人一般在医院里死，死了就拖到火葬场去了，城里死人剃不剃头我真不知道。不像这小镇，死了人在家里，左邻右舍或者当年我们小孩子，都是常常能见着的。丧家门口放一口棺材，死人摊在堂屋里，脸上覆一张黄表纸，胸口放一个鸡蛋，双脚是新鞋，用粗索子绊着的，手上有的拿铜钱，有的握一根打狗棒——怕阎王殿前的狗不让进去报到。而死时是要净身、换衣、剃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