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等着当天的报纸。报纸来了，我寻找着这件事是否见了报，我终于在18版左下角的地方找到了。这则消息要求肇事者尽快到派出所说清楚并接受必要的调查，不要存侥幸心理，而且呼吁知情人提供线索。报上说：“是一对年青的男女，男的年龄稍大”，“有人亲眼见那女的把姓张的小孩推进江中”，“他们是往民主二路那边离开的”等等。
薛羔来上班了，我看见他依然戴着眼镜，神色基本正常，也没有出现因睡眠不足而红肿的眼睛和疲倦的步子。我试着跟他讲了一句话，也许没讲，不是跟他一个人讲的。他在另一个办公室。我说的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光线都比较暗，我说的估计是关于树的话，关于树叶怎么还不落，而我们这个院子不应该种常绿植物，应该种落叶乔木，一年四季暗无天日，又潮湿，人都要发霉了，每个人都出现了严重的近视。像我这种人，上溯三代没一个近视，兄弟姊妹也没有，到这个所里之后，眼睛就大江东去了。
我说树的话时薛羔也说了一句，因此我估计他当时没有发现我们夫妇，如果他们真知道我们在场，就会惊慌，想着如何防范我们，或者要找我们谈判了。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薛羔稳坐钓鱼船。我看到他上了两次厕所，到宿舍去过三次，到办公室副主任老关的家里去过一次，还看了一次老鲁的桩头盆景，在门房坐过一支烟功夫并接了两个电话——电话不是他的。因为他四处喊人。他喊过两次人，在阴暗的走廊里。当然啰，也许不止两次电话。好像还与我们的老会计姚大姐说过话并在资料室看了一会杂志。
我说这些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十分下作，这不就是监视吗？这不就是特务吗？这不就是文革的那些狗东西们干的事？
没有办法，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作为目击者，我十分自然地就开始暗中观察起薛羔来。这之前我是不这么看别人的。对这种小院子的生活我本身就反感。我如果有钱买房子，我早就搬走了，或者能找到更好的单位，也就离开了。我说过，这是一个互相监视的好地方，谁都不敢乱说乱动。我们互相看着，年复一年。在这里，我看着一些人从幼儿园的小丫成为豆蔻少女成为姑娘，结婚；看着一些人从年富力强的业务尖子成为老人成为病鬼成为一只冷却的骨灰盒子。至少，我在这里已经看了一代人，看他们的点点滴滴。看那些青春是怎样从云端里，从树叶的缝隙里和蝴蝶中落下来，落到一些孩子的身上，使他（她）们美艳、丰满、结实；而看到病魔是怎么从砖缝里，从树根的落叶层中，从斑驳的墙壁上走进了老人的身躯，看他们是怎么从每天拎回来的米和蔬菜和油炸的早餐中同时拎回了癌症、溃疡、前列腺肥大和中风。而孩子也是在那条上下山的石板路上，用书包背回了一袋袋的青春与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奖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那些办公室由蛹至蛾，由蛾至蛹地接连诞生了。
到了晚上老婆回来了，我向她打探郭玲的情况并问她看到了报纸没有。
我的老婆说你是不是做了傻事，我说没有。老婆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我们都看见了在厨房里薛羔和郭玲的身影。我说他们十分安静。老婆说是要镇定，泰山压顶不弯腰，火烧眉毛不着急，谁像你，又不是你把人家推下水去了，你这么关心做什么？好像是你推下去的。
对呀，我凭什么这么兴奋而且关注呢？
但是我说：“算了吧，老婆，她是你的对头，你莫非真没想到这是一次机会？”
老婆说：“毛泽新同志，她不是我一个人的对头，她是我们全单位的对头。”
我说：“这更好，这更是机会，万夫所指，不正好顺水推舟，就汤下面，把她除掉，大家都不痛快了吗？”
老婆生生地看着我说：“毛泽新，你的心理怎么这么阴暗？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危难之中见本色呀。”
我说：“老婆，第一次认识我吧？”
打了一会嘴巴仗。老婆要我声音小一点，我的嗓子哑，中气不足，所以说话总是要把整个肺部的力量都倾倒出来。这样，牵扯到我的胆囊更加疼痛，血压像抽水机一样直往脑门上涌。
上了床再接着小声地打嘴巴仗。我的老婆说，难道你忍心让一个刚组建的家庭又解体吗？两颗破碎的心刚复圆你又亲手把它们打碎？
老婆说，人已经死了，你就是把郭玲枪毙，又能换回那小孩的复生？
老婆在这一天不讲一句真话，她的油嘴滑舌让我忍无可忍。
第二天早晨上班之前我的老婆才说出了她胸有成竹的计划。她说：“你等着我那边行事。如果薛羔跟你没有冲突的话，这事就与你没有关系了。”
老婆讥笑我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老婆认为我们的研究只增添了财政的负担。“这样的单位早该撤了，把钱拿去救助一些下岗职工还强些。”
老婆说：“毛泽新，沉住气！”
说说薛羔吧，薛羔与我真是没有什么个人冲突。也与我们单位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个人冲突。他不与人发生任何争执，他和颜悦色，有时候独往独来，他的兴趣完全不在研究所的工作上，也不在与人争职称、工资、奖金、与领导的亲疏上。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比方少给了他几十块钱的某某名目的补贴，他认了，在评先进上面，他从来声称不要。有人为评先进打破脑袋，因为两年先进可加一级工资。他很多钱吗？没有，他家境很宽裕？也未必。他的兴趣在与女人的交往上。当然了，肯定是一些正派的女人，如果让他每天去找马路边的那些女人，那他的消费还没达到那个层次。
这些正派女人我们大多不认识，她们来了，她们走了。常常是在夜幕的掩护下。我说了，我们这个研究所院子里，每一个角落都睁着警惕的眼睛。这些女人来跟他睡觉，然后走开，薛羔哪来的这种磁力？他是靠什么吸引女人的呢？我们这个单位，与外界接触少，又没多少本钱，又没有权力，不是那种有人非得巴结你的工商、税务、银行、电信、派出所、城管以及“门前三包”委员会。这个气息奄奄的单位，说它像一座旧庙又有什么区别。女人中大部分是少妇或中年妇女，一少部分未婚者，照我看也不是什么好货。但她们肯定属于那种“贴金养汉”的女人是没有疑问的。这些傻逼！
薛羔的这种嗜好没有与大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只在背地里说说，再则他这么，堂而皇之，因为他是离婚的男人。而且他有点才，他的研究水平并不在许多老家伙之下。许多老家伙研究了一辈子，到退休时，科研成果栏里还一片空白。薛羔在前些年写的一篇论文叫《请赶快给乡镇企业找“婆婆”》，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认为国有企业怕“婆婆”，而乡镇企业亟待配“婆婆”。他写到：“如果不想让乡镇企业自生自灭的话，就应当给它在乡镇企业管理局之处，寻找一个能真正管它的顶头上司。”这是他在调查了一些乡镇企业后得出的结论。在某一个主管局，曾被代管过一个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革项目，结果他们获得了许多诸如原材料计划的好处，技改项目成功了，获得了省优部优国优。而相同的国有企业，有各种好处，都行将倒闭。体制问题使同一种类型的工厂两重天。他呼吁：现在乡镇企业尝到了“婆婆”的甜头，削尖脑袋寻找并自觉接受上级的领导，我们政府部门要创造条件，主动承担起“婆婆”的角色来！
去年，薛羔又在我院的院刊发表了又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宣称：乡镇企业作为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已无优势可言，现在是过盛经济时代。倒是在这种艰难的调整时期，乡镇企业成了宗法势力繁衍的大本营。乡镇企业基本上蜕变为“乡长企业”、“村长企业”。因为乡村的缺少民主，企业成了无数小块的“封建割剧”。现在到了需要对乡镇企业进行全面的“北阀”以整顿的时候！
但是，他作为某种形象在我们院子出现，还不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一个淫棍，而是我们大家都愤慨的，为所欲为的权力。因此，他与我们的某种社会情绪对峙，使大家敢怒不敢言。
他是我们原所长、现在我们上级机关的某处长的儿子。
要说我们单位的特权，那简直是在鸡嗉囊里捞物。所以我们的原薛所长几乎是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里，但他的那些房子，那高踞于群山之上的几乎是一栋房子的二分之一，一间也没退出来，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的儿子薛羔。而住房制度改革之际，停止分福利房的前夕，听说几位领导的房子（当然包括薛羔的房子啦）都悄悄地提前办了房产证，这些大面积而且已被单位掏钱装修好了的房子，就将永远属于他们了，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研究所领导由于每个人都有滥占公房并据为己有的问题，也就默认了他们的前任领导的不合理行为。在这一次购买产权的行动中，实际上是一次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被权力操纵的，因此它造成的悬殊和不公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的没有分到一间房，以后还得拿钱买房；有的不再买房了，因为他们有了豪华的住宅。需要买房的是穷人，拿不出钱来；不需要买房的是富人，他们钞票鼓鼓。于是，阶层就诞生了，几乎是一夜之间诞生的。比如我们新调来的大学生，两三人挤住在一间板壁房里屡见不鲜。对于他们来说，房改是望洋兴叹。
那么薛羔虽与大家和平相处，但他其实生活在一种公愤当中，现在，他和他新婚的老婆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样的人在道理上讲，应该趁早灭亡，让大家（特别是我们新来的大学生）分他的浮财——房子。
而他新婚的老婆郭玲呢，与薛羔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也生活在公愤中，但她是个人品质的问题，而薛羔是父亲带来的。
郭玲在毕业后与一个美术出版社的摄影记者鬼混过一段时间，听说那记者给她拍了许多美妙的裸照，有的已经流传到香港去了。甚至有人说在香港的什么报刊上见到过郭玲的裸照。但郭玲并不漂亮，除了身材和胸脯都比较高外，也就是我们见到的一般女人。后来她又认识了一个警察，要跟她结婚，她拒绝了。但是，有人说，她与警察同居过一段时间。警察曾经威吓过她，害得她不敢上班，躲了半个月。
这个女人是一个极会笼络领导的人，有人说她其实不必这样，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工作能力极强，应该有自己的人格。最让人不齿的是单位有个有妇之夫喜欢上了她。她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回绝。她吊那男人的胃口差不多有半年，用了他的时装表、名贵的皮包，用了金卡在我们城市最好的美容院进行了什么“丽素”、“诗曼”、“时光廊”等名贵中西品牌的护理，一件手饰就值千元。还有什么让我老婆羡慕得不行的铃屋牌职业女装及与之配套的珍妮丝内衣。那男人的老婆做梦也不可能得到这些，但郭玲却轻而易举地从别人的丈夫那里得到了。现在的丈夫真是些混蛋。结果这个男人在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因找三陪小姐被抓了起来，信息传回单位，在众人对此批之判之时，郭玲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她与他的那种暧昧的关系，和他对她的情谊（好处！）她不发言可能更符合她的身份，遗憾的是，她慷慨激昂地发言斥责了这位男人的行径，表明她对此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恨。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她的身份，想到她身上的那些饰品与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