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大家发现她还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她说我的老婆在与客户的接触中有卖色相的嫌疑，说我的老婆多报了的士票款并拿走了公家的相机（纯系子虚乌有），更无耻的是她诬陷说我老婆在学校不仅参与了学潮而且与一群男生一起砸过省政府的小汽车。
郭玲在公开与那位男同事划清界线之后，决定找一个男人结婚，于是她与薛羔走到了一起。薛羔作为猎艳的老手她又不是不知道，在薛羔的那张床上，不知睡过多少女人。现在郭玲来接班了。大家都说郭玲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既无权又无钱的薛羔就有一个好身架子加那一套父亲的房子，郭玲能把房子吃了？以她的喜好，她应该找一个能包得起咱们天安假日酒店总统套房的男人。当然喽，真包得起套房的男人，又不会要她了。哲人说，结婚是一对男女不知道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办法。可能郭玲小姐遇到了这种“不知道把自己怎么办”的时刻。
老婆回来后没有什么行动。老婆是个成天嘻嘻哈哈的人，她说忙死了，把这件事都忘了。她说好像郭玲没去派出所。
老婆说，我真这么卑鄙吗？以恶制恶吗？
老婆说，毛泽新，你也太急了，要寻找机会。
我说段薇同志，你真告发了，我准备承受住任何打击和报复，以性命作炸药包。
我说你真告发了，也是见义勇为，没必要产生负疚心理。
老婆说，毛泽新，真就这么检举揭发了，你早就躲到桌子底下去了，看见你妈也不敢开大门。少说这种英雄气短的话。哪一天我们说服自己，说，这事干得，然后……写信吗？打电话吗？信不能写，电话也得到远处去打，人家一一O接受电话是显示号码的，一看就知道是哪儿打来的，然后一查，完了，暴露了。而这一切都得在弄清楚他们确实在那天没有发现我们在现场之后。我说过，我要下决心！
老婆是对的。老婆总是对的，在人生的各个关口，老婆都是我的教练，老婆老奸巨滑，老婆细致周到，她的脑筋仿佛是专为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设计的。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是一台电视机的话，她就是遥控器。
我在老婆的运筹帷幄中也确实作了通盘而细微的冷静考虑。过去我曾为几个大学生的住房鸣不平，准备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写信，结果一嘴巴被我的老婆段薇打醒了。老婆说，你认为这能上焦点访谈？狗屁！你没看我们单位领导的房子！焦点访谈每天接几百封信，他照顾得下来，骇人听闻的事情他都懒得报道。他们报到是很讲技巧的，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我争辩说这房子不是普遍性问题吗？有些干部趁停止福利分房之机大捞一把，在全国不是有普遍意义吗？老婆说，你们的级别太高，你没看焦点访谈曝光的是哪些人？都是县级以下的，他搞过北京的吗？我的老婆可真是一个细心人。我老婆真断喝我的是认为我在玩火。她说你为那几个大学生争什么，真搞好了房子，他未必感谢你。问题是，你们领导不会向着你，就是他们没找到捅漏子的人，他们不报复你，他们也不会把薛羔怎样啊，老薛所长现在还在位啊。如果最后找到了是你写的信呢？那我就不说了吧。那我们就离婚吧。
是的，我不是不知道厉害，我看见过因为耿直和没有头脑而被打击报复的人，这些人还会被别人说为“苕货”。我是个俗人，我读了不少的书，正因为我读了太多的书，我的想法比一般人还俗气。我想的是俗而又俗的问题，没那么雄伟，没那么浩荡，没那么大义凛然，眼都不眨一下。
太多的知识和生存技巧使我们这些所谓知识人变得十分卑下，而内心还振振有词。是卑下的生活和环境害了我们吗？现在我不想上穷碧落而下黄泉探究这个问题。说我们完全没有了正义感是错误的，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正义，但最后变成行为的时候，它被稀释了，稀释成牢骚、叹息、悒郁，最后摇头，顶多变成民谣，如此而已。
在江边见到警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出来。即使没有老婆在身边，我也只会惭愧地回到家里，为自己理思绪，然后说，嗯，只能如此。
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
我在想，最终我是不是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如果决定了说出去，我该怎么铺垫，怎么行事？
不说出去，我该怎样安抚良心。
如果薛羔这个人触到了我，比方打了我老婆的主意，比方他与我吵过架，损过我的研究成果，对我完全不放在眼里，我就去报复，像老婆说的以恶制恶，专捏别人的软处解自己的恨，这种人是十分可耻的。
最终我会说出去吗？
我在问自己。我一连三天时间我在问自己。我的头脑昏昏沉沉的。没有答案。
我的老婆又出差了两天，我一个人更加在那种自己问自己的煎熬中捱着日子。我看着戴着眼镜的薛羔郭玲这一对杀人嫌疑犯，又手牵手地出去了。他们沉得住气，真沉得住气啊，比我还沉得住气。他们是向江边走去的吗？又去江边散步吗？他们敢吗？
昏昏沉沉的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下了楼，下了山坡，在他们视线所不能看见的地方，我跟着。
我不是一个有偷窥癖的人了？我不愈来愈像个小人？可是有一种好奇心使我无法停下脚步。我心里说：有种的你们就往江边走。你们从那儿逃走的，有人会认出你们来。把你们逮个正着！
这是发生事情之后的第四个晚上。他们果然没有胆量去江边，他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停了步。
我目送着那辆公汽，朝相反的方向——江边走去。
我说了，我那两天完全是昏昏沉沉的，眼皮耷拉，耳朵嗡嗡直响，两个太阳穴像有人掐住一样，楔了根木头在那儿。
我漫无目的地踅到江边，我走过防洪墙，我来到了那天发生惨案的地方。
江水正在夕阳里流着，雾气升上来了。许多看水的人在看水，也在看水边的人，水边的船。那些船呢？还在。那些人呢？还在。还是有人在趸船上钓鱼，有人在那些驳船上升炉子，喝酒，洗衣，聊天。
那个失踪男孩家的船呢？也在。他的痛不欲身的母亲呢？也看见了。她从船舱里出来，端着一个碗。然后，她坐在了一根缆桩上。
有江鸥在飞。黑嘴。
这景像多平和啊，这大江的晚景，多美啊，它让人产生知足，产生活着十分幸福，产生许许多多的错觉，什么灾难、恐惧、不平都不曾发生过。生活是一桩得过且过，能忍就忍，稀里糊涂的事情。人生百年一瞬间。
真的没有发生么？水平如静。我过去告诉那位母亲吗？是谁，是谁推下了你的儿子，倒提着他的脚？是谁，是残暴的谁，是哪个丧尽天良的女性，还有那个男人。而且她尤为恶毒的是逃之夭夭。这不就跟郑州的张金柱案件一样吗？她不该判死刑吗？她应该枪毙。
我在那里内心翻滚，在夕阳下慷慨悲歌，像一个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的证人和受害者的辩护律师。我坐在锚链上。内心开始了对罪犯郭玲夫妇的公审。
这一堂“公审”一直到夕阳西下，夜色四合，到我怏怏地走回我山坡的单位为止。
这一天上午，我正在我的办公室整理我精心搜集的民营经济资料，一抬头向窗外看去，就看见了两个警察正从我们女副所长的办公室出来。
两个警察吃着烟，小声嘀咕着什么，走出了我们的院子，走向了那有些年久失修的石阶。
警察来了，警察知道了！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惊喜，有恶人被惩治，真相得大白的舒畅。纸是包不住火的，无论他们怎么逃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公安机关是厉害的。
警察的到来，把压在我心头的那块石头搬走了，那让我无法排解的艰难选择，现在不复存在了，我的良心的煎熬冲出了鼎锅。嘿，真是的，解决了。正像我的母亲说的，因果报应，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不是在这件事上就是在另一件事上栽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菩萨盯着哪，他是跑不脱的，该付什么的便付什么，就像弘一大师所说，法性本来空寂，因果丝毫不爽，自作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佛经上也说，因果分明定不差，古今种豆岂生麻。善恶若无罪福报，圣贤岂肯信服他。作善降福，作不善降殃。善人前恶先熟，不能先报其善；恶人前善先熟，不能先报其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样想来，我母亲的信奉真是真理，我们还有什么着急的呢。上天一切都为你为我为他安排好了，那溺水男孩不会闭了他悲愤的眼睛，真正的法庭是在天上。
但是我还不清楚究竟是警察破的案呢，还是薛羔他们投案自首。到了晚上，我把看到警察的事对老婆说了。我还说，我还侧面打听了一下，领导和同事的不置可否更加证明了警察是为薛羔他们的事来的。我问老婆警察去过她们单位否？老婆想了想，说，好像真有两个警察去过。我问找了郭玲吗？老婆摇摇头。
“报应。”我对老婆说。
“那就不需要你去多嘴了。”我的老婆说。
这一个晚上我十分兴奋。心里轻松了，话就多，我与老婆有说不完的话，我说，郭玲会判死刑，当然啰，活动活动搞个死缓或无期徒刑也不是没有可能。
老婆说，十年八年总不会少吧。这么可爱的女人，真坐了那些年回来，也人老珠黄了，没用了。
我们认为通过薛羔的父亲的关系，她可以搞保外就医，那样她一样逍遥法外。这让我们不太服气且扫兴。
“但是，”老婆说，“她至少就从我们单位滚蛋了，再不会那么浑身是嘴地打我们的小报告了。”
关于薛羔，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说会判刑，我老婆说不会。老婆说我对《刑法》一无所知，老婆说，他即使判，判一年，缓刑三年。我看顶多行政处分，开除留用。他老爷子不会袖手旁观，丢卒保车，舍了郭玲，把儿子保住嘛。这老爷子完全可以是这号心狠手辣之人，他是官场的老手了。听说文革时他整知识分子也是不遗余力的。
但是我认为薛羔肯定要判，要我量刑，他包庇了犯罪分子，他是同谋。通过新闻报刊，这事影响就大了。我认为可以发动记者来报道并讨论此事，将此事可定为“郭薛事件”，两个人不仅害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还放弃了现场抢救而逃跑，罪加一等。那时候，我们的原所长想救他也救不了啦。
我的老婆打起了呼噜，我还在情绪激荡地天上地下。
第二天上班我一直迷糊着想睡觉，又进入了另一种昏昏沉沉中。我伏案刚小寐着，就有人从背后拍我的肩膀，我猛醒过来，转头一看，是我们的女副所长，笑意吟吟地站在后面。
“什么事吗？”我说。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女副所长说。
我揉着沉重的眼皮去了。
女副所长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披着一件衣服，大约是这秋意渐浓的山上气温太低，她不适应。她刚调来不久，管党务、行政这一摊子。她笑意吟吟地说你坐不坐一会。她的说话就有问题，接着她就说了，她说是这样的，派出所要你去一下，是某某派出所，在哪儿你知道吗？在某某地方某某地方。
我有些诧异，但马上也就联想到薛羔的那件事，我问：派出所找我？他们找我干什么呢？
女副所长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反正你如实地说吧。”
我说我说什么呢？我跟派出所说什么？我赌博了我嫖娼了？我偷我抢了？都没有啊。
她说你不要激动，她说毛研究员，你要冷静，有些事情冷静的效果更好一点。
我说什么事情？
她有些吞吞吐吐，不知怎么给我说才好。她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说：“先去吧，我们也不太清楚，去了就知道了。”
“我没有犯事，我不想去。”
我不能说，我不能作证，敢情他们都调查清楚了，让我去作证，去当证人，去与薛羔在法庭面对面。我说什么也不能去，不能做，因为正义已经得到了申张。
但是，我拗不过派出所，我们的女副所长也是个能说会道的党务工作者，她劝我还是去的好，她口气很怪，她几句话就把我说得动了脚步。她认为那样的地方你不听他的话只有苦吃。
我往院子外走去时意外地碰到了薛羔。我看到他的脸上竟一片晴朗，没有任何心事。他笑着，夹着一本书，他穿皮鞋，镜片擦得亮亮的，镜片后面的眼睛似乎充满了幸福，又一次新婚后的幸福。
“你好啊，”他说。
他说：“上街吗？”
他的语言没有一丝粘涩。这使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莫非……也许派出所有他们的战术。看来，他不是自首的，他没有自首！我很迅捷地得出了这个推断。
这样我就加快了步伐向派出所走去。
我去过一次派出所，这么多年，就是去拿身份证去过一次，是在派出所的门口，一个面色发黄的女警察给我找出后我拿上就走了。在我的印象中，警察的态度无所谓好坏。而派出所也就是两层的房子，中间是走廊，因而办公室跟我们研究所一样，很幽暗。这就是我对派出所的所有印象。
派出所在一个山坡上，山坡已经直削了下来成了马路，因此派出所要从一个陡峭的石级上去。这一次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派出所的右侧还有一条路，能开得上汽车，那是山的另一边的路，而且，当我去时，我又发现了山上十分热闹，这个半山坡上，有了卡拉OK厅，有了餐馆，紧靠派出所还有几家发廊，上写着“内设空调，保健按摩”。
我走进了派出所。我先看到发身份证的地方依然在发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