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二楼，按女副所长告诉我的要找谁谁，我问到了谁谁，那人让我到旁边一间办公室里先坐一会。
那一间办公室一桌二椅，对面的墙角还有个凳子。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我没坐墙角的凳子。我想起电视上经常播放的审问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个格局。我有些不好的预兆，我的头疼起来了，我掏出药瓶来，吃了两颗降压灵。那个要我来的警察就出现了。后面还跟着一个警察，一个小伙子，很嫩，夹着笔记本。
他们对我点点头。他们不客气地让我坐到墙角的那个凳子上去。那两把椅子他们各占了一把。然后那个嫩警察就开始摘笔帽了。
我看着他们，我怎么啦？我这是——犯罪嫌疑人？！
我的眼光是求助的眼光，我内心有点慌乱，我想我得沉住气，我没有犯过什么事，我飞快地检索了一下自己这一段的行踪，没有与任何人闹过什么不快，去发廊洗过头，绝没有搞过按摩，甚至连小麻将也没打过。我没有把柄在他们手上！
姓名？
毛泽新。真的，与毛主席不沾边，无任何亲戚关系。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
年龄？
三十八岁。
藉贯？你是说我的出生地还是祖籍？……喔喔，我的出生地是某某，父亲的祖籍是某某，母亲的祖籍是某某。
婚否？
已婚，配偶在某某工作。
你的工作单位？
非国有经济研究所。
文化程度？
大本，经济学士学位。
我冷静地回答。我一再喝令自己沉住气，我不能发脾气，不能像以往一样任着性子来，我知道跟警察发脾气，无疑于以卵击石。
“我们找你来，是想请你说说你在某月某日下午6点至9点在干什么，有谁作证？”
“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与我老婆在一起。”我说。我警告自己，顺着他们的话说，慢慢试探。我与江边的那件事没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薛羔和郭玲，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在家吗，在家看电视？”
“好像吧。”
“听说你们有散步的习惯，而且经常去江边。”
“你听谁说的？”
“这个你不要问。请回答我的话，你那天你真跟你老婆一起看电视吗？那天没去江边吗？没沾水吗？”
我摇摇头。我倒想看看他们究竟有何目的。
那个警察拿出了一张报纸，他边拿边说：“在这里你可得说实话，尽量配合我们。”
那张报纸推了过来，那张报纸我也有一份，此刻就在我的口袋里，数天来都捏皱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
“这里的一则消息你难道没看吗？报纸说，有一男一女在那里肇了事，戴眼镜的男的跳下水去施救过，后来他们在警察到来之前就……溜走了。”
他们看着我的眼镜。
“你是说我杀了人？我将人杀进水里了？”我站了起来，我确实忍不住了。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你坐下，坐好，慢慢说。据我们所知，有人看见那天你们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浑身湿淋淋地回了研究所。”
我们的院子真是个互相监视的好地方啊！
“谁，门房？”
“这个你别问。”
不是门房就是其他同事，他们看到了我们湿漉漉地回家（这本身就很奇怪）而第二天又正好看到了这份报纸，于是，便悄悄地报告了……单位或是派出所。
真绝啊，我现在倒成了犯罪嫌疑人了，因为我矛盾的心理想躲避这件事，这件事却找上我来了。很明显，薛羔他们现在安然无恙，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很晚才回，而且说不定干干净净换了衣裳回的，我成了替罪羊。我想了想这场戏剧性的误会，我和我老婆，还真是差不多的年龄，身材，戴眼镜，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水淋淋地离开……
这不是逼着我要说出薛羔和他的郭玲吗？不说出他们我就洗刷不了我们夫妇的清白。可是……
“我……，”我说，“干脆这样说吧……”我差一点就要说出口了，“是这样，有一个小孩落水，对不对？我承认，那天我在江边，关于小孩落水，说是被人推下水去的，我是在江里参与援救时听他们说的。我……看见了……看见了警察过来，是不是你们不清楚，因为当时很多人，后来我们的确走了，光明正大地走回了单位。因为……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援救者，我并没有把谁推下水去。刚开始，我还以为那些救人的人是在江里摸鱼呢。”
我艰难地笑了笑，我看见两个警察也只是在嘴角笑了笑，但含有嘲讽的意味。
“那么说，你是见义勇为的无名英雄啰？”警察说。
“英雄算不上，要说，也可以这样说吧。”
“那么我们找你就是找错了啰？”
“警察永远是对的。一个社会要靠警察抑恶扬善，维持秩序。但也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问一问情况是可以，但也应该多多调查，深入调查为好。这只是我的一点建议。”
“好了，别跟我们上法律课了，我们再问问你，你看到是谁把小孩推下水去的？”
“反正……不是我。”
“请你正面回答。”
“我……我眼睛近视，真没看见，也没在意。”
“你的妻子也没有看见？”
他们提到我的老婆，我这才突然想到我的老婆，她是不是也会到派出所来接受调查？她现在在哪里？她的处境怎么样？她说了些什么？
我决定保持沉默，我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警察最会抓住你说话的破绽，穷追猛打。我要与老婆一致行动，现在我更加不想惹臊了，虽然没吃羊肉已惹了自己一身臊。我得沉住气。
我反复强调说，反正我没把谁推下水，我老婆更没有做这号事，你们可以把当时在场的人找来，让他们仔细辨认，看是不是我们夫妇。
警察说会辨认的，当然最后会辨认的，要一步一步来。警察见问不出什么，就让我回去了，最后说，希望我讲真话，说实情，否则后果自负。他们要我这几天呆在单位不要出去，准备随时接受传唤和调查。
与我猜测的一样，老婆什么也没说。她是在同一时刻被传唤的，不是在派出所，是在她们单位。
老婆的眉宇间依然没一丝阴云，她对警察说你们看我像个杀人犯吗？她说你们真会开玩笑，她说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我问，那时候你没有慌乱？你没想到冲口而出供出郭玲算了？
她说，慌乱什么，我又不心虚，我慌乱什么。
我说，如果我们老不配合派出所的工作，这以后我们真脱不了干系。另外，现在这鬼事咱们为了脱干系，只有一条路，供出他们。
老婆说：“毛泽新，你的老毛病只怕又要犯了。”
这话是拿棍子戳我的心，我对此是敏感的。她知道我的过去，我曾跟她讲过。
过去是什么？过去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揭发过我父亲。那是我心灵的痛处，每次我到我父亲的坟上，都不敢看他在石碑上注视着我的照片。他的眼神是温和的、老实巴脚的，他看着我，他似乎原谅了我，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其实，那件事他至死也不知道，真正检举揭发的是他的儿子，他还以为是哪个同事呢。这是我内心无法排解的郁结，永远的歉意，万年的歉意。它发生在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我真的很小，但我自以为已经不小了，已经能和那些中学生们一起干革命了。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就组建了一个三人的“红旗漫卷西风”造反兵团。这个短命的兵团出过一期报纸，全部刻写钢板的工作由我承担，我记得我们兵团的三个人全部出动，在学校散发我们的报纸，报纸上有成立宣言书，有诗，有批判老师和校长的文章。我们的宣言书说，要砸碎旧世界，我们的宣言书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摧枯拉朽的文化大革命，它告诉了我：“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像，而将真像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像荫蔽得十分彻底。”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饭吃，我们全家喝着稀粥，但是镇上装的有线广播总是在5点钟就响起来了，它在我们的堂屋里。5点开始播送《东方红》和各种宣传文章。我的父亲说，肚子都捆起了，还听什么狗卵文章。这句话可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看着父亲，看着他给人以假像，而将真像荫蔽着。
我的父亲是被政府遣送回家的旧职员，三青团员，我的父亲曾经遭受过批斗。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父亲总是像一个贼一样悄悄地归来。我们都无言地面对着父亲。我面对父亲的时候不是带着怜悯，而是带着警惕。我的父亲说，那时候入三青团就是一句话，一个人来了，问我们那些孩子：你们愿入三青团吗？我们没说入，也没说不入，他造了一个名册，把我们全写上去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解放后查出来说我是三青团，说敌伪档案有我的名字。
我觉得父亲是在对抗组织，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我的父亲有钓鱼的爱好，我的父亲喜欢钓团鱼。我的父亲弄了些鸡肠鸡肝，就往一根根钩上缠食，然后，他拿着缠了食的一抱小竹竿，在露水上来的半夜，去河边放钩了。我的行踪诡秘的父亲他在干什么呢？他夜半外出，是不是与敌人接头，是不是去给台湾发电报？他的发报机是不是藏在郊外的坟窟里，废窑里？他是不是台湾暗藏的敌特，借钓团鱼为名以行特务之实？
我想我抓到了一个敌特我将会怎样？我会登报，我会接到省里和北京去，受毛主席的接见，我跟毛主席握手的照片将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我将成为我们学校的红小兵大队长，许多人都要向我学习，说，他终于发现了他的父亲是个暗藏的特务，他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红色接班人。……我在兴奋的海阔天空的幻想中终于盯上了我的父亲，我在他晚上外出后，悄悄地跟了上去，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父亲去了河边。我与他不即不离，学着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的样子，我十分机智、勇敢，不怕鬼。我看见父亲在河边擦火柴了，他擦亮火柴，他是在打信号吧？这时我看看河上，会有一条船划过来？会走下一个长期躲在地道里的浑身长满了白毛的特务，我寒毛倒竖，一阵阵发冷，想尿尿。我看着河上，河上什么也没有，父亲点燃了一支烟，他抽着，抽一口烟头就燃一下，像一颗火星，在黑夜的怀里翻动着身子。父亲抽完了烟，就开始插钓鱼竿，那些钓鱼竿一根一根地插在河边的软坡上，他走十几步，插一根。我怕他抢在我之前回去，我在他下到一个河弯时就跑回家了，我摔了跟头，磕碰了膝盖，蚊子咬得我浑身都是疱。我回去了，赶快上床，还假装打起了呼噜。
我的父亲回来后，他没有察觉。一连几个晚上，我都这么跟踪着父亲，但是我没有侦察到什么，我父亲善走夜路，他在黑暗深处如履平地，我跟不上他，我也看不见。就这样，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父亲是个坏分子，我看见他不跟我们说话，骂有线广播，一个人闷着头抽烟，在谋划着怎样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于是，我就给镇上的革委会报告了。
我的父亲又接连接受了半个月的批判，并且三天三夜不让他回家，逼着他交待电台，与台湾怎么联络。
我的父亲后来平反改正了，我的父亲不是坏人，没做恶事，我的母亲用她的佛法验证我父亲这辈子是个好人，我的父亲死后第二天，头顶仍然是温热的，证明他感应了天道，上了天，不再受轮回之苦了。按佛家的说法；业由自作，报将自受。感应善道者下身先冷，感应恶道者上身先冷。一首佛偈说得明白：“善业下先冷，恶业上先冷，心留暖最久，余暖次第舍，出世顶后冷，天面人心上，饭鬼小腹边，傍生膝狱脚。”说的就是你死时全现出一生的善恶来，并且证明你是上天是变人变畜还是变鬼。
这些当然都是我母亲说的，但是我母亲说这些时诅咒那些加害过我父亲的人，那些诬告者，说他们欺负一个老实人一个善良人，才不得好死呢，才要下地狱呢！
我无言以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再没有被派出所传唤，我的老婆也没有。我想给派出所建议，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把几个在场的人找来，认一认我们，看究竟是不是我们夫妇造的孽，我认为当局者迷，旁观者亲。但我也担心，如果那些人糊里糊涂地死咬你说就是我们两个呢？那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在想是谁这么无聊，将我们作为嫌疑犯报告了？在我们单位，大家都闲极无聊，研究所没有任务，吃着国家的皇粮，胀不死也饿不死，穿着整洁但简陋的衣服，生活又无甚么刺激，只有干这些下流的勾当来打发时光，刺探人的隐私是这个院子里所有人的共同嗜好。譬如我，“刺探”二字虽过于激烈，但关于薛羔的一系列花花肠子，不也是津津有味地从别人口中听出来了。当我在说他的隐私时，殊不知别人也在注视着我的隐私，并随时报告给公安部门。我在想，既然别人告我的状，我何以不能供出真正的凶手呢？
我与老婆双双受到派出所传唤的事，我们极力隐瞒着。逍遥法外的薛羔夫妇依然逍遥法外，他们以为他们是万无一失的，谁都不知道那件事了，这两个执迷不悟的家伙。殊不知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弄烦了我，就一锅端出来算了。我既然敢无中生有地揭发我父亲，就不能证据确凿地揭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