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总是在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换言之，作为旅游文化来说，对一个区域的特征表现就是要突出它对旅游者的异质文化价值。在区域文化中最能表现文化因素异质性的就是民俗风情。事实证明，民族风情是旅游文化中最鲜活的部分，它能给游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享受。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一种旅游行为能够离开民俗而存在。反过来看，民俗虽然是一种很自我的文化，但它的学理意识又跟外界的比较和联系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旅游也就没有民俗风情的体验，包括对自己家乡。因之，告别家乡、浪迹天涯的游子，时常梦回故乡的是民俗。民俗与旅游有割不断的缘，可以说，旅游是民俗的学校，民俗是旅游的极品。
一、龙凤崇拜
在中华大地上旅游，无处不见龙凤英姿，无时不闻龙凤传说。龙凤崇拜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成为“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闻一多《龙凤》）。作为龙的传人，在向世界推介中华旅游文化时，不能不讲龙凤文化。龙凤生于斯长于斯，它们那托升的彩云和瑞气，蕴涵着悠远的民族意识和崇信。
1.龙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1）龙的起源
龙的真实相貌是什么，谁也没有见过，但龙的形象在中华民族心里已深深烙下了七八千年的印记。据考古材料，至今我们所见的最早的龙，要算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用蚌壳拼成的龙。这条龙被放置在一具男子骨架的东侧，整个龙体长1.78米，高0.67米，作昂首、曲颈、弓身状。这就是著名的中华第一龙，距今约6000多年。从这第一龙的出现，尤其是它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可以知道，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一定更久远，而且这种崇拜一直延续了下来。早期有甘肃甘谷县出土的龙鱼陶纹，距今约6000年；西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距今约5000年；山西陶寺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盘彩绘蟠龙纹，距今约4500年；二里头文化陶器残片上的一首二身龙纹和有足龙纹，距今约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上的一首二身龙纹，距今约3500年。
这些龙的基本特征就是长条形的身子，或者似蛇之夸张变形，或者是蛇与其他动物特征的结合。应该说，它是图腾崇拜的演化物。
那么龙究竟是什么出身呢？按中国古代民间说法是：“水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化为角龙，千年为应龙。”（《述异记》）看来，龙有个变化过程，但最初的基本形态却是蛇。在古人眼中，常常龙蛇并提，蛇得了神性就成了龙，而龙也一直保持着蛇的某些习性。王充就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龙鳞有文，于蛇为神。”（《论衡》）郑玄在注释《尚书大传》中也说：“龙，虫（蛇）之生于渊，行于无形，游于天者也，属天。蛇，龙之类也。或曰龙无角者曰蛇。”葛洪虽认为龙有“自生者”，但也不能排除蛇可以神化成龙，并且与“自生者无异也”（《抱朴子·黄白》）。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反映在中华民族心理上和文学记述中，总是龙蛇合一的。如“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易·系辞下》）；“龙蛇飞动”（苏东坡《西江月·半山堂》）；“龙蛇之阵”（崔融《贺破吐蕃表》）；等等。龙是想象中的神物，而蛇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蛇之所以被神化为龙，这与中华民族的初始生存环境有关。上古时代，黄河流域还是原始的草莽丛林，气候温暖，沼泽湖泊遍布，先民生活在其中，自然与蛇为邻。在原始生产力水平下，他们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捕杀猛兽，却难以对付善于潜藏的毒蛇，特别是蛇对人的攻击，往往中招者就逃不脱一死。长期的恐惧是宗教产生的动因之一，人们终于由恐惧而转为崇拜，向毒蛇祈求庇护，毒蛇也就成了一些氏族的图腾。
然而这种图腾崇拜在现实中又将先民推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崇拜它就得敬重它，迁就它，不能冒犯它半点，可是它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好处；不崇拜它，它的威力又确实令人畏惧，那“神力”肯定是存在的。于是人们在对它的仔细观察与探究中，下意识地对其神力与凡身进行区别，发现蛇的生活规律与农时季节转换有某些关系，即雷的春震冬藏与蛇的春出冬蛰是一致的，而雷又是先民心中另一种可敬畏的神力。每到春天，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特别是那一道道闪电，就像金蛇腾空狂舞，更加上偶尔见到“龙卷风”漏斗状云的拔地而起、升上天空的壮观，不由得不联想到他们心中敬畏的蛇图腾。久而久之，先民们似乎开了窍，蛇的威力和对人类的庇护更应该是它神化后的龙，而不是凡间平常可见的蛇。当然，龙蛇之间是密切联系的，蛇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神蛇，那么到了春天，就会乘云升天变为雷神、风神；到了秋冬，又会回到地上潜藏蟠蛰，这一种神物就是龙。人们也就由蛇图腾崇拜转化为龙图腾崇拜，这是民族信仰中一个质的飞跃。人们把崇拜、敬畏移情到一个虚幻的偶像，而对现实中有碍生活、生产的凡的就敢于大胆处置了。当然，蛇是龙的原形，是龙的亲戚，早期的崇拜心理和崇龙而爱屋及乌的心理却一直是不绝如缕的，于是尊称它为“小龙”。
在中华民族中最早以龙为崇拜对象的应该是太皞部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太皞氏以龙纪。”
太皞氏的发源地在今河南、山东一带，时间在大汶口文化以前，距今至少六七千年。太皞氏族姓风。有学者认为“风”字的上古读音，声母是复辅音[bl]。后来在多民族融合中，复辅音渐次消失，遂失[l]变成“风”，或失[b]变成“龙”，或演变成双音节词“丰隆”。丰隆是汉族神话中的雷神，“丰隆”也是雷的象声词。
“风”是“龙”的原始名称，从读音上可以看出。“龙”字在古代异体为“礲”（今本作“硥”，读作“蚌”）。“风”字在古代读音中也与“蚌”音近似。旁证还有“庞”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从广，龙声”。这里的“龙声”，发音为（bang），也与风的古音近同。到现在湖南零陵人还把“笼”叫作“笾”。可见，古代“龙”“风”读音相近，而且“风”的繁体字从“虫”，《山海经·海外南经》说“虫为蛇”。现在山东、河北等地还有把蛇称为“长虫”的。我们前面说过蛇与龙的演化过程，可见“风”就是太皞氏族对神化了的蛇———龙的原始称呼。龙是太皞氏族的图腾，故“以龙纪”。太皞氏的后裔一支向西南迁徙，这些人就叫“巴人”。“巴”古代读音为“嗙”，与“风”的古音相近。“巴”《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虫也；或曰食像蛇。”食像蛇就是一种神化了的蛇，也就是龙。可以说“巴”就是“风”，他们是太皞后裔，也是龙的传人。
汉代的刘歆和班固均把太皞和伏羲看作是一个人，称之为太皞伏羲氏。而古代传说中，伏羲是雷神之子，所以伏羲的古代画像也都是龙身而人头，他的妹妹女娲也多被画成蛇身。如汉代鲁国灵光殿里的壁画就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描绘。
太皞氏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曾向东、向西迁徙，留下了诸多后裔。如向东有姜姓的炎帝及夏商时的东方九夷中之风夷，春秋的姓四国（任、宿、句、颛臾）；向西有巴国的巴人、羌族，还有氐人国和羌族。光氐羌一系衍化而来的少数民族就不下20多个，如土家族等。正是这些龙的传人，将心中的神龙带到了神州各地。
（2）龙的家族
崇信龙的太皞族向外分布扩散，就与崇拜各种不同图腾的氏族文化融会、沟通，其结果是增大了龙的家族，各种各样的龙形也就出现在历史的残片上。
鱼龙。是中华原始龙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地方变体。从考古的出土文物上可以见到其最早的踪迹的实物是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一件细颈瓶上的彩陶图。此瓶属仰韶文化遗物，图中描绘的是鱼鸟相连成圆圈状图形，其中的“鱼”与半坡彩陶上其他纺锥体或三角体形状的鱼完全不同，是呈圆柱圆锥体的，与汉代玉器上的螭龙相似。故有学者认为，这条鱼就是“螭龙”，早期龙的形象。这件文物实际上记录着崇龙的太皞族在西迁过程中与崇鱼的氏族融合后形成的鱼龙崇拜文化。
在甘肃甘谷县西坪出土的人面鱼身彩陶瓶，也反映了这时此种鱼龙融合的情况。这幅图人面、人手、鱼身，而此鱼身细长而弯曲，完全“蛇化”了。难怪《山海经》有“虫为蛇，蛇号为鱼”的说法，还说“有陵鱼，人面，人手，鱼身，见则风涛起”。“陵”与“灵”同音，古时“靇”又作“灵”，是一种神龙。龙、灵在古代音义皆通。所以古代方言也把“龙鱼”读作“灵鱼”。
在古籍文献上有关鱼龙互通的文化现象和风俗记载就更多了。如风陵渡地方流传的黄河之神河伯，就名叫冯夷。“冯”上古音读为“蓬”，与“风”的古音通。“冯夷”即“风夷”的转音。据说河伯的形象是“长人鱼身”，即人首加上蛇化的鱼身，一幅龙鱼的形象。屈原就知道“河伯化为白龙”被后羿射杀的故事。据说河伯的妻子是洛水女神，也是伏羲氏的女儿，屈原称她“宓妃”。《离骚》中有“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丰隆”即太皞族“风”字古读的音转。屈原想求见宓妃，只有找她的亲戚丰隆去寻找。
古人相信鱼能变龙，于是就有了“鲤鱼跳龙门”之说。说的是在河南巩县东北崖上山腹有穴，穴与江湖通，北入河，西上龙门。想成龙的鱼则“仲春二月从西河上，得过龙门便为龙”（《淮南子·氾轮训》）。
鸟龙。崇龙的太皞族向东南迁徙，与崇拜鸟的部落融合，就产生了鸟龙。鸟龙的形态有鸟首龙身和龙首乌身两种。这在《山海经》的《南山经》《中山经》中都有记载。从考古材料看，“中华第一龙”就具有鸟龙的特征：爪似鹰。其出土地是濮阳，古称帝丘，是颛顼的地盘。至于颛顼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矛盾的说法。司马迁说他是黄帝的孙子，《山海经》说他是少皞国的，《新唐书》又将其划在太皞风姓族。其实这正反映了鸟龙形成的背景。
鸟龙在历史上也曾很活跃，如帮助黄帝攻击蚩尤，帮助大禹治水的都是应龙。古人说应龙就是有翅膀的龙。《山海经》说它住在南极，至今云南少数民族传说中仍有不少长着翅膀的飞龙。
猪龙。是龙的又一种地方变体。猪是中华民族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中就有猪的身影。而猪作为被崇拜的对象并与龙文化结合，其实物则在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中才被发现，即辽宁建平县牛梁河出土的环形玉猪龙。该龙形象古朴，用釉岩玉雕成。1977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又出土了一件更精致的猪龙玉器，它猪首蛇身，呈环状，夸张地表现了猪的刚鬣。有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出现玉猪龙，与中原地区的崇龙族迁徙到此有关。因为古籍如《尚书》《庄子》《大戴礼》等都记载颛顼、共工等崇龙族到过幽陵、幽都。而颛顼族中有一支，就对猪曾有过某种原始崇拜。猪龙在中国历史上不太活跃，记载较多的是在唐宋时期，但这时猪龙一般只管司雷下雨之事。
牛龙。应该是崇牛族与崇龙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原始龙的又一地方变体。一般认为蚩尤部族有崇拜牛的习俗。蚩尤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往往被描述为“人身牛蹄”，还说他“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任昉《述异记》）。他作为九黎之族的首领，在由山东向冀中的扩展中，与黄帝族发生冲突，涿麓一仗被黄帝招来应龙打败，九黎族中的一部分被迫南迁，是为三苗族。他们一直保留着对牛崇拜的遗俗，而且他们也领教过龙的厉害。三苗族在与华夏民族的融合中，慢慢地接受了对龙崇拜的观念。这个与之结合的崇龙族就是颛顼族的南迁者。这一支南迁的崇龙族已经与崇鸟族有了些接触，所以在与崇牛族进一步融合时，使龙不仅变得有牛的特征，还带有一点鸟的鹰爪的特征。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牛龙”就是1993年在黄梅县焦墩村发掘出的用卵石摆塑的牛龙图案，龙长4.46米，从颈部到头顶高2.26米，龙头形状如牛，有一角，龙口大张，吐出一条长舌，上卷到额部。整个龙身蜿蜒如波浪状，昂首翘尾，气宇轩昂，只是腹下两足，呈爪形，有点异类。三苗族之所以接受龙的观念，除了对它的神力有过领教之外，“龙”与“牛”字的读音相近也是个重要因素。
马龙。马的发源地是中亚，传至中国应是较晚的事情了。至于马龙崇拜的融合则更晚。现在所能见到的马龙实物是《贞松堂古遗文》中所录的一个马首蛇身的铜的句图，上有铭文“内分的句”。的句即用来挂钟的铜句，有学者认为这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东西。真正对马龙感兴趣的是在汉代，当然之前肯定有崇马族和崇龙族在中国西南、西北一带融合的过程。当马能够用来乘骑，甚至可以想象为“乘龙而至四海时”，它就会受到崇拜，特别是被崇龙族崇拜。因为龙不可得，而马则是见得到摸得着的。不过良马也是很难得到的，于是人们便想象一种像龙一样的马，这样就有了《周礼·夏官·庾人》“马八尺以上为龙”的说法。这种珍贵的八尺骏马就是马龙的原型。
马龙在汉代大行其道，是因为有个马龙迷皇帝，他就是汉武帝。有人说他可能是想模仿黄帝乘龙升天，但又找不到龙，就退而求其次，去找西方的马龙。他相信“天马者，乃神龙之类”的话，不惜倾全国之力征大宛，目的就是得到几匹天马———“汗血马”。汉代的方士、道家摸透了皇帝的心思，于是编了很多龙马之间似是而非的故事，如“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尚书·公侯·握河记》）。这里龙与马是合二为一了。汉代也是个龙马精神的时代，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唐宋，但这个过程也是个逐渐淡化的过程，因为马的普及，身价也就随之下跌，宋以后，马离开了龙的家族。
从以上可知，中华龙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化特点，自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地方变体。除了以上所述的几种主要的外，还有诸如的龙、鹿龙、羊龙等等。这说明，龙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直到唐五代以前，龙的造像都还没有最后完成。龙的最后定型则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形成有着联系，这是宋以后的事了。
虽然龙的尊颜最后被确定为“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尔雅翼·释龙》），但考虑到历史记忆在人们心中的不可磨灭，于是聪明的文人既“尊重”历史，又迎合封建统治者的等级观念，创造性地编绘了一个龙的家族，那就是有名的“龙生九子”说。家长当然是“真龙”，其他的九种龙（即各地古老的变体龙）是它的儿子，他们分别是：
囚牛。九子中的老大，是音乐爱好者，有事没事就喜欢蹲在琴头上欣赏弹拨玄奏的音乐，因此琴头上就有了它的尊容。这种装饰一直沿用至今，如“龙头胡琴”。有它在，显示一种贵气。
睚眦。九子中的老二，平生好斗喜杀，所以人们把它装饰在刀环、刀柄上，兵器龙吞口也是以它为装饰。有这种龙饰的兵器，更显得带杀气。正因为如此，人们又大量地将其用在仪仗和宫殿守卫的武器上，从而具有威严和庄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