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有一个水平不高的小提琴演奏家准备开独奏会，为了出名，他想了一个主意，请乔治·艾涅斯库为他伴奏。
乔治·艾涅斯库是罗马尼亚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指挥家、钢琴家--被人们誉为"音乐大师"。大师经不住他的哀求，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请了一位著名钢琴家临时帮忙在台上翻谱。小提琴演奏会如期在音乐厅举行。
可是，第二天巴黎有家报纸用了地道的法兰西式的俏皮口气写道："昨天晚上进行了一场十分有趣的音乐会，那个应该拉小提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弹钢琴；那个应该弹钢琴的人却在翻谱子；那个顶多只能翻谱子的人，却在拉小提琴！"
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世人，一味追求名声的人，想让人家看到他的长处，结果人家却偏偏看到了他的短处。
德国生命哲学的先驱者叔本华说："凡是为野心所驱使，不顾自身的兴趣与快乐而拼命苦干的人，多半不会留下不朽的遗物。反而是那些追求真理与美善，避开邪想，公然向公意挑战并且蔑视它的错误之人，往往得以不朽。"
美国发明家莱特兄弟1903年发明了飞机并首次飞行试验成功后，名扬全球。一次，有一位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了兄弟两人，要给他们拍照，弟弟奥维尔·莱特谢绝了记者的请求，他说："为什么要让那么多的人知道我俩的相貌呢？"
当记者要求哥哥威尔伯·莱特发表讲话时，威尔伯回答道："先生，你可知道，鹦鹉叫得呱呱响，但是它却不能飞得很高很高。"就这样，兄弟俩视荣誉如粪土，不写自传，从不接待新闻记者，更不喜欢抛头露面显示自己。有一次，奥维尔从口袋里取手帕时，带出来一条红丝带，姐姐见了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毫不在意地说："哦，我忘记告诉你了，这是法国政府今天下午发给我的荣誉奖章。"
居里夫人是发现镭的著名科学家，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又是怎样对待名声和荣誉的呢？
一天，居里夫人的一个女友来她家作客，忽然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奖给她的一枚金质奖章，便大吃一惊，忙问："玛丽亚，能够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这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
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谚语云："名声躲避追求它的人，却去追求躲避它的人。"这是为什么？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回答得很好，"这只因前者过分顺应世俗，而后者能够大胆反抗的缘故。"
就名声本身而言，有好名声，也有坏名声，还有不好不坏的名声。喜欢好名声，鄙视坏名声，这是人之常情。有人称名声为人生的第二生命，有人认为，名声的丧失，有如生命的死亡。蒙古族还有一句谚语：宁可折断骨头，也不损坏名声。这些话都是为了维护好名声，其涵义是做人就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干那些偷鸡摸狗坏名声之事。名声是一个人追求理想，完善自我的必然结果，但不是人生的目标。一个人如果把追求名声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处处卖弄自己，显示自己，就会超出限度和理智。人一旦超出限度，超出理智时，常常会迷失自我，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名声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去干什么。
为人师者，务必三思。
"弃德"者必遭唾弃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曾播放过一则骇人听闻的故事：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夏井小学四年级一班学生何卫，在2005年10月20日下午上第二节数学课时，因课堂纪律问题，受到任课教师潘光礼的惩罚。何卫先后三次被吓得跪在地上不停求饶。当时，潘当众对何提出了接受惩罚的四个离奇选项：一是让全班同学挨个打屁股100棍，二是老师亲自动手打100棍，三是吃下10只活苍蝇，四是吃树上的绿虫。几番艰难的抉择之后，何卫选择了第一项。
于是，潘叫几名男生分别摁住何卫的手脚，骑上脊背，用抹布捂住嘴，再叫另一名女生上来开打。这名女生边打边哭。一直打到五十多棍时，实在难以忍受剧痛的何卫无奈中途改变主意，表示愿意吃苍蝇。几名男生立刻积极响应，跑到教室外面捉来十只苍蝇。在潘的逼视下，何卫首先哭着抓起七只苍蝇送进嘴里，吞下两只后，便由于恶心呕吐，将余下的五只也喷了出来。潘勃然大怒，坚决不依，要其重新吃进，何卫又是一番苦苦哀求，方才得以作罢。
这个真实的故事应该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悲剧，它深切地反映了学校生活中的"弃德"现象。自古以来的教育就有"经师"和"人师"之分。到了现代社会，由于竞争的空前激烈，教育更是只有"教"而缺乏"育"，越来越演化为知识的灌输和行为的训练。校长衡量教师称职与否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考试成绩，而非他的师德修养。过多的压力与严格的管理制度又无形中加剧了学生的恐惧心理，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难以达到深度沟通的境界。教师为眼前的生计觉得应该教给学生点什么，学生为将来的生计觉得应该学会点什么。师生之间的接触，往往局限于课堂公开场合的职业性知识灌输，我们看不到生成德性的情感体验，更看不到心灵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就无从谈起。
教育惩罚历来是教育及师德养成中的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因为对"度"的难以把握等原因，惩罚一度陷入了令教师们"左右为难"的境地。要么是过度或不当惩罚，如大家熟悉的种种教师的"师德劣迹"--给偷拿别人东西的孩子脸上刻字，把上课说话违反纪律的孩子嘴上贴透明胶布，让迟到几分钟的孩子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下课等。公允地说：这些老师的举动或许存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权欲型过错"（即对权力的不当理解和滥用），但其出发点本身并无太多值得非议的地方，无非是通过某种手段使学生铭记不再重犯类似错误。因为所有惩罚的共同特征是：引起受罚人某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而自动产生对此类行为的抑制或退缩反应。
然而如何合理使用惩罚却不仅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戒律，确切地说是一个践行的智慧问题。比如惩罚学生不好好学习，老师往往是成倍地增加学习任务（如罚不写作业的学生写几十或上百遍以求改正或加深印象）。这类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但不能矫正学生态度问题，反而在学习和痛苦之间建立了一种条件反射，导致学生更加痛恨学习。由于矫枉不当，相当一部分老师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或困境（比如该罚却不敢轻易去罚）。以至于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老师们"谈罚色变"，不敢轻易指责或矫正学生的错误，惟恐被扣上"失德"的大帽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成了许多老师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管理准则"。不当的舆论倾向推波助澜，为营造所谓"支持性成长环境"还出现过极端的例子（对回答错误的学生，老师称之为"很好！即将接近真理"；而对有偷窃行为的学生，老师称之为"手脚灵活"）。惩罚和体罚之间模糊不清的边界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使众多教师在师德养成中左右为难。
事实上，按照教育伦理学的观点，缺乏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适度教育惩罚恰恰是教育公正的体现，只不过我们在如何把握惩罚的原则（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真正做到当奖则奖、当罚则罚）、惩罚的量（避免累积惩罚，经常深挖过去的历史错误引起学生的强烈逆反心理）以及惩罚的方式（把惩罚和尊重有机结合起来，避免伤害人格和尊严）等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努力。而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如何把握惩罚的"度"的问题。相当多的教师在教育惩罚的认识和执行上存在一时间难以解决的误区：如"严格的要求"常被误解为"严厉的态度"。所以学校里屡见不鲜的是"训斥"，却缺乏对原因的解释，多的是禁止或要求，少的是建议和引导；多的是教师施之于学生的"罚"，少见的是学生自己承担后果的"自然惩罚"。如某学生因不服别人出的黑板报，借做值日的机会趁机擦掉。（而下午就要检查评比）着急之下，老师狠狠斥责了学生，自己牺牲了午休时间将板报补上。其实如果让学生来做或承担无法参加评比的后果，是否更能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在上述案例中，真正的受害者从表面上看是何卫，因为他受到了近似虐待的惩罚，然而如果深入思考，则不仅如此，事实上，伤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见证和参与伤害何卫的学生。他们等于接受了另外一种"德育"（不道德的道德教育）。按照广义教育学的理解，只要教育活动发生了，参与活动的主体内在道德品质就必然通过活动表现出来，并且这一活动也必然要给参与活动的教育主体以道德的影响。"弃德"的教育活动发生了，影响和感染了每一个人，这个案例中真正令人痛心之处也就出现了：第一个女孩子去打何卫或许出于不敢反抗老师的威严，而随后的几个男生却主动积极配合去捉苍蝇逼迫何卫吃下去，这恐怕就不仅仅是畏惧或好奇心理所致。教师在惯常的教育生活中，由于缺乏对学生生命主体尊严的尊重，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以践踏人格尊严作为乐趣，这样的学生，即使每天在课堂上学的都是善良仁义之学说，我们还敢相信他们会有爱心吗？
这则故事中的数学老师潘光礼所缺乏的恐怕不仅仅是"育人"的意识和能力问题，而是尊重和善待生命这一基本的价值观。学生在他的眼里并非是活生生的、可爱的生命，而是可以任意对待的物品和工具，可以依据自己的标准或喜好随心所欲地处理或惩罚。这样的人从事其他的职业都可能让人心存恐惧，更何况是为人师表？一个希望自己成为教师或正在从事教师职业的人，首先应该使自己努力成为热爱人、理解人、善于研究人的人；热爱生活并对人类社会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为使人类与社会变得更美好的教育事业，在贡献自己智慧、力量和生命的同时，使自己也变得更美好。
古代的希腊人一直致力于探讨两个基本问题--"美德如何教"以及"美德教什么"。而这里无法回避的核心就是"谁来教"。换言之，教授学生做人的教师，自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美德？他又将通过何种"教"的方式来影响学生？
这是每一个为人师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衡量一个教师是"优秀"还是"普通"的重要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