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用于生存和培养孩子的日子，统统称为“远离写作的日子”。沉浸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然很羡慕那些随心所欲支配时间的人，譬如专业作家，退休后没有负担的老人，他们把时间玩弄得一如宠物，谁想赶跑了还得看主人答应不答应呢。而时间于我，总感觉贫困户似的不够“吃”不够“用”，通常情况下，被瓜分后用于打造高薪金的“护身符”，用于人际关系的“网络平台”，用于扮演好慈母这一角色——因为，不想把孩子耽误了演一辈子的悲剧，神经就老被有关孩子的情结牵着，所以特别希望孩子快快长大，即使退守清贫，满头银丝，不再豪迈地攀登什么，但终于结束了“远离写作的日子”，静心于水下世界，不断地探寻心仪已久的文学艺术宝藏——那将是人生中的一件幸事。
还在几年前，第一次听人说起“舍得”：大舍才有大得，大得必先大舍。具体到自己，很想大放弃一次，可大收获的命中率又是多少呢？怀着复杂又矛盾的心情，我走访了两位知名的专业作家，谈起自己的叛逆思想，年长的一位以过来人的口吻劝我：千万别放弃现在，即使放弃，也得过了４５岁；而另一位更郑重其事：放弃什么，做人的尊贵不能放弃，再说这山看着那山高，写作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言下之意，比他们月收入多一倍的我应该珍惜现在，而不是将写作从空中楼阁的位置上一下子拉至近前。这是其一。其二，现实社会衡量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主要看其生存质量，精神文明虽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但比起物质财富的分量来显然轻上加轻。再静观身旁，不是下岗再就业的，就是舍不得走进餐馆消费一次的父母；不是拚命追求学业有成的，就是攀比心理严重的女儿，倘若我一旦打定了“退堂鼓”，拿什么来孝敬双亲、满足女儿？更重要的是，离开了经济支柱，我会不会成为社会的包袱、亲人的负担？我不能不三思而后行。
工作中的我像一个摇摆机，时而这时而那，不断地调整着状态。
搞无线电技术时，成天跟机器“磨合”，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迅速退化，虽然混了个工程师当，人却像“傻瓜相机”，从哪个角度衡量都不够档次。我渴望改变状态。临了，做起了广告人。为承揽一条广告，“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跑企业，接下来为“接生的孩子”绞尽脑汁搞美化创意；口袋里是多了一些“提成”，生活质量也相应地提高，可付出的艰辛一言难尽。那段日子，表面上风华正茂的我内心深处却是黯然神伤的。因要不断应酬，我得“举杯邀明月”、“酒有凌云志”。七八年的广告生涯，我虽体现了人生价值和存在价值，但真实的情感一直没有离开过女儿和文学写作，一如正弦线无论波峰低谷，总离不开那根数轴的标定。
当然，作为母亲，我最令女儿自豪的是走上了记者岗位。小家伙不到１０岁就学会了虚荣和攀比，时不时跟同学吹捧“我妈妈是记者”。其实，她哪里知道，半路出家的我，为播出稿评不上奖而苦恼过，为采访后不能勇于“曝光”良心受到了谴责。虽在３５岁那年奋斗到了副高职称，却自知一个大专学历拥有者，要接受生存的挑战是不能满足现状的。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８日，度过了中国首届记者节，我很快调整了一次状态。由于我所在的单位与另一单位合并大局已定，我承蒙领导提拔“既克服又保留”了自己，离开媒体来到广电网络公司，一时间转变观念成为我的首要。在办公室工作期间，一天早晚到飞机场迎接过四批客人，一夏天陪客人去过六七次沙湖景区，客人成了检验我是否拥有素养的考官，我们同时又都是一个窗口，认识彼此的同时也认识了彼此的故乡。
前些天写好一篇散文请一位文友看看，你猜人家的第一句话：怎么没有散文的味道，倒像是一篇公文。我知道这是转换“机制”后报告、纪要之类起草得多了的缘故，赶紧悬崖勒马，停止写作。倒是偶有过去的习作在报刊上发表，被个别领导看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充分理由是：“实业强国”。四个大字，其实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劝告。未来的日子，有这样的可能，领导们看我对文学写作痴心不改，作品中还有他们“实业强国”的身影，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在年终考核实行末位淘汰时”，我又面临着一次生存危机。但这后一种可能不会马上就降临到我的头上，凭我的努力和警惕，自感走过“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有上对父母下对孩子和工资待遇问心无愧的一面。
季羡林先生九十多岁还要写下去，足见什么时候的开始都为时不晚。。